坐電梯爬山、躺平式漂流……「窩囊遊」何以成為文旅市場「新寵」？
2025-11-01 07:33 4,879次浏览天津8月10日電(記者 劉越)「我為抗日而亡，絕不能讓你從我的背後開槍。你要從我的面前開槍，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來啊，開槍吧！」 在天津市和平區花園路5號的吉鴻昌舊居，「何以中國·和合共生」媒體採訪團成員看到了一場特殊的表演。演員霍正斐身著軍裝，眼神堅毅地重現了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這正是「紅樓」沉浸式展演《國魂》中最動人的一幕。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 劉越 攝 場景重現 讓紅色記憶在「紅樓」中生長 盛夏的和平區中心花園，綠樹成蔭中一座紅磚小樓格外顯眼——這座被稱為「紅樓」的建築，曾是抗日英雄、愛國將領吉鴻昌生前最後的居所，也是他在天津開展抗日活動的地下聯絡站、秘密印刷所。 如今，通過精心設計的場景還原與真人演繹，讓當年的革命印記愈發清晰。二樓第七展室設置七扇門，每一扇門都對應著警戒撤離的逃生路線，演員推門、閃身的動作利落乾脆，瞬間將觀眾拉回那個危機四伏的年代。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生前場景。 劉越 攝 「我們從一開始就認定，要讓遊客站在吉鴻昌真實生活過的空間裡，觸摸到歷史的溫度。」吉鴻昌舊居館館長胡鵬宇道出沉浸式創意的由來。作為擅長沉浸式話劇製作的團隊，他們在展館修繕籌建時就明確：「傳統講課式講解已難以吸引觀眾，尤其是年輕人。而沉浸式能讓人身臨其境，這種代入感是傳播紅色精神的最佳載體。」 從今年3月創排至今，團隊用數月時間打磨細節。演員需先了解吉鴻昌生平事跡，再通過情緒訓練貼近角色在入黨宣誓時的堅定、秘密印刷時的警惕、臨刑時的凜然。「吉將軍一米九六的身高很難完全復刻，但我們堅持選正氣足、中氣盛的演員，外形要貼合『闊面壯漢』的形象，這是對歷史的尊重。」胡鵬宇說。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外，抗日英雄吉鴻昌雕像。 劉越 攝 演員霍正斐已扮演吉鴻昌四個月，每場演出都讓他心潮澎湃。「最觸動我的是就義那場戲的臺詞：『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每次說這句，我都能感受到吉鴻昌將軍對信仰的執著和對敵人的蔑視。」 他記得，一次有位大學生觀眾看完演出後哭了，這讓他更加確信演繹的意義，「文字可能抽象，但演戲能讓歷史『活』起來，觀眾能直觀感受到將軍為國家、為百姓做事的赤誠。」 作為吉鴻昌的外孫女，鄭吉安見證了紅樓的「重生」。讓她動容的是，不僅有老年人帶著敬意來緬懷先烈，青少年更在沉浸式演繹中與英雄「對話」。甚至有小朋友參觀後能完整背誦「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絕筆詩。 從變賣家產支援抗戰的家國抉擇，到獄中遺書裡「為時代而犧牲」的豪情與柔情，吉鴻昌的精神通過演員的演繹、場景的還原，跨越近百年時空，在年輕一代心中紮根。 跨界融合 讓歷史建築在「城市劇場」中煥彩 從「建築標本」到「城市劇場」，天津的歷史建築活化正走向更廣闊的跨界融合。在曹禺創作《日出》的靈感之地——惠中飯店，一場別開生面的街頭沉浸式話劇正持續上演。 伴隨著「玫瑰玫瑰我愛你」的旋律，「陳白露」執扇從歷史深處走來，黃包車夫、油頭小生、可憐孤女等角色次第登場，觀眾時而為劇情揪心，時而因互動發笑，不經意間就成了「百年前天津往事」的參與者。 天津市和平區大銅錢廣場，《日出》正在「沉浸式」演出中。 劉越 攝 「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當「陳白露」站在惠中飯店二樓露臺念出這句經典臺詞時，不少觀眾紅了眼眶。這種打破「第四堵牆」的演繹，讓文學經典與歷史建築產生了奇妙共鳴。 從李叔同故居「叔同之夜」的劇情解謎，到曹禺故居《尋找戲劇家》的感官體驗，天津正將一座座名人故居轉化為「城市劇場」。在這裡，靜態的展櫃被生動的場景替代，單向的講解變成雙向的互動，遊客不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走進故事裡的「體驗者」。 曹禺故居內，觀眾參與《尋找戲劇家》沉浸式演出。 劉越 攝 歷史建築的「重生」，離不開城市文旅戰略的精準布局。天津市推動文化傳承發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提升沉浸式、融入式體驗，創新旅遊產品和服務，打造旅遊休閒新熱點」。如今，在「五新二十策」實施方案等政策加持下，天津的名人故居活化形成了「保護—活化—傳承」的良性閉環。吉鴻昌舊居、北洋法政學堂等修繕開放後，迅速成為文旅新地標。 數據見證成效。2024年，天津舉辦特色文旅活動和惠民演出1.3萬場次，接待遊客2.6億人次。這些數字背後，是「讓歷史說話、讓文化發聲」的理念落地。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又稱「紅樓」。 劉越 攝 正如胡鵬宇所說：「形式是次要的，核心是把紅色故事、文化精神說好。」如今，漫步天津街頭，吉鴻昌舊居的「紅樓」訴說著家國情懷，惠中飯店的《日出》演繹著時代悲歡，李叔同故居的琴聲傳遞著藝術哲思。這些歷史建築不再是孤立的「標本」，而是串聯成線、融合成面的文化景觀，既守護著城市的歷史根脈，也為文旅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歷史的長河奔湧向前，文化的傳承生生不息。天津以歷史建築為支點，撬動文旅融合新發展的實踐證明，當歷史場景被精心還原，文化精神被創新表達，老建築就能煥發新生機，成為滋養城市文化自信、連接過去與未來的「密碼」。這不僅是天津的探索，更為全國歷史建築資源的活化提供了生動範本。(完)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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