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8月8日電 (錢晨菲)8日,2025年「新力量學堂」杭州市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提升班在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鎮舉行開班儀式,標誌著「新力量學堂」正式啟動。 據悉,「新力量學堂」按照「1+3+4」教育培訓體系,以加強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思想政治引領為「一條主線」,突出行業協同、形式多樣、成果轉化「三大亮點」,搭建「新力量·科創開放日」「新力量·新善服務團」「新力量·新媒體矩陣」「新力量·建言直通車」四大成果轉化平臺,構建政治引領、學習成長、合作創業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綜合培養生態,打造杭州市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新載體。 開班儀式現場。杭州統戰供圖 杭州市委統戰部相關負責人在開班儀式上對全體學員提出了三點希望。一是築牢政治之基,把握時代方位。在服務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的進程中,更好展現「建設者」的擔當作為。二是堅持學用相長,錘鍊綜合素養。要緊扣高質量發展大課題,多建睿智之言、多獻務實之策、多謀創新之舉。三是嚴守學習紀律,確保學有所成。要讓學習的過程成為完善思路、創新舉措、破解難題、推動發展的過程,真正實現知識儲備的最大化積累與綜合素養的全方位提升。 此次「新力量學堂」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提升班採用「長周期+模塊化」形式,將於每月開展1至2次集中學習,同步運用「線上+線下」「理論+實際」「課內+課外」等多元化方式,設置專家面授、實地訪學、行業交流等特色課程,並且根據學員需求動態優化學習方案,努力實現助推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個人成長和助推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雙向賦能」,實現優勢疊加、成效放大。(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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