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鳥,正成為當下一些年輕人擁抱自然的新選擇。對他們而言,觀鳥不僅緣於對羽翼生靈的好奇,更是在快節奏的都市裡打開感官、與自然建立聯結的獨特方式。他們藉助觀鳥探索城市生態、感知生命律動,在其中尋得心靈棲息之所,思考如何與自然和諧共處,並將這份熱愛傳遞給更多人。 資深觀鳥愛好者麻傑夫,最近一次觀鳥是從北京專程遠赴柴達木盆地;而青島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邵蕊博士,則期待日常與鳥兒多「偶遇」。 觀鳥正成為當下一些年輕人的生活方式。這一活動門檻不高,形式靈活。有人舉起望遠鏡,觀察落在窗外樹枝上避雨的烏鶇;有人專程來到故宮,從《寫生珍禽圖》《鳥譜》等古畫中,欣賞被記錄下來的鳥獸之美;也有視障人士,打開耳朵聆聽鳥鳴,加入觀鳥行列。 這些年輕人為何愛上觀鳥?當他們在觀鳥時,是在觀什麼?擊中年輕人心靈體驗的是什麼? 去了解、去觀察,與自然建立聯結 麻傑夫回憶,走上觀鳥這條路,源於一份迫切的好奇——「這隻小鳥叫什麼?」 2020年「五一」假期,麻傑夫和妻子帶著曾在非洲看獅子用的望遠鏡,去京郊白河露營。「當時我們正從棧道返回,一隻橙色和黑色相間、翅膀上有兩個白斑的小鳥,蹦跳著落到旁邊的樹上。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小鳥。」麻傑夫舉起望遠鏡,把手機鏡頭湊上去,小心翼翼地拍下了這隻小鳥。 到家已是凌晨,麻傑夫躺在床上,仍惦記著白天那隻奇特的小鳥。他翻出照片進行識別,「這隻鳥叫北紅尾鴝!」弄清名字的那一刻,麻傑夫打開了觀察世界的一個新視角。 最初兩年,麻傑夫總想去外地觀鳥。後來他發現,身邊的「自留地」因為觀鳥變得更有新鮮感。「家附近的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我們每次去都會有新的收穫和期待。」他說。 選定奧森公園作為「自留地」後,麻傑夫開始留意這裡的四季自然時序:公園的水面何時結冰、何時消融;每年某種候鳥何時抵達、何時離去,留鳥與夏候鳥在哪個時段開始鳴唱或築巢;還有第一聲蛙鳴響起的時刻,某類蜻蜓開始羽化的瞬間……他都一一記在心上。 「即便爬這座山一千次,或許也不如觀鳥十次來得印象深刻。這種鳥為何存在?該去哪裡尋找它?它又為何會出現在那裡?為了找到這些鳥,你要主動去了解、去觀察,與自然的聯結由此建立起來。」 在北京長大的麻傑夫,因為愛上觀鳥,開始理解並思考北京的生態。「適當觀鳥對人、對生態都有好處,我希望能讓更多人喜歡上觀鳥。」 用聲音辨識鳥種,是觀鳥的重要方式。2024年,麻傑夫想到:既然能靠聲音辨識鳥種,視障朋友能否也參與到「觀」鳥中來? 「聽,它正發出標誌性金屬感飛鳴聲。」作為環保組織「自然之友」野鳥會的領隊,麻傑夫以「聽」為鑰匙,為視障群體打開觀鳥新大門。他向這些特殊的觀鳥者描述,「這是一隻烏鶇的雄鳥,它渾身黑漆漆的,卻長著鮮豔的黃色長喙,差不多有我們小臂那麼長。」 迄今為止,他聯合觀鳥愛好者、愛心企業志願者及專業助盲組織,成功舉辦4場線下視障人士觀鳥活動。同時,他在社交媒體上持續更新《上班前的觀鳥》欄目,用第一人稱視角展現普通「鳥人」(觀鳥者)工作日清晨的觀鳥日常,他把觀鳥途中的錄音配上解說,製成播客節目《處處聞啼鳥》。 「觀鳥的門檻可以很低。」麻傑夫想讓更多人知道,觀鳥不一定非得拿起相機捕捉高清畫面。「哪怕是午休時下樓走走,用耳朵聽、用眼睛看,也能了解到不少關於鳥的事。」 觀鳥成為一種「抬頭就能參與」的新生活方式 頭戴遮陽帽,脖子上掛著望遠鏡,這是「鳥人」的經典裝扮,觀鳥者們藉此互認,友善地點點頭,有時會問上一句「今天看到什麼鳥了」,有時則結伴去找鳥。 北京奧森公園裡,一名90後女孩說,她是被麻傑夫的作品打動,「入坑」觀鳥。因運動損傷,她無法進行劇烈運動,「觀鳥讓我在工作之餘、周末走出家門,探索生活的城市。抬起頭,走進熱愛的大自然裡放鬆身心,還能認識新朋友。」 1996年10月5日,在北京西北部鷲峰舉辦了群眾性野外觀鳥活動。近30年來,北京的觀鳥愛好者和相關組織日漸增多。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鄧文洪介紹,京津冀地區的鳥類超過600種,約佔全國鳥類種數的40%,其中候鳥有420餘種。「京津冀地區地處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徙通道,每年春秋兩季,大量候鳥經此遷徙、停歇,珍稀物種也經常在此現身。」鄧文洪說,市民如今能夠直觀地感受到,小區裡的鳥類越來越多了。例如烏鶇、白頭鵯等鳥類,原本主要分布於黃河以南,過去在京津冀地區很罕見,近些年越來越常見了。 許多人專程從全國各地趕來,追尋這些翱翔天際的生靈。來自上海的韓偉說:「愛上觀鳥之後,我出門前總會先關注當地的鳥訊,要是鳥情比較穩定,一定會帶上相機。」韓偉原本是6月中旬來北京看演唱會的,了解到密雲有雕鴞在育雛,便帶上長焦鏡頭和相機趕了過去。 「入坑」一年,韓偉已「加新」(指發現新品類的鳥)近200種鳥。他至今記得初識四聲杜鵑時的場景,「開始以為是只鴿子,直到它飛走後叫了幾聲,才反應過來是杜鵑。」韓偉循著四聲杜鵑的叫聲在翠綠的松林裡穿梭,「它叫幾聲,引著我過去,等我過去了,它又在別處叫了」。追逐近兩小時後,他終於拍下了這隻腹有白斑、叫聲洪亮的小鳥,「拍到的那一刻很開心,尋找它的過程更有意思」。 在社交平臺上,觀鳥成為一種「抬頭就能參與」的生活方式。據統計,小紅書上相關筆記的討論量超700萬,閱讀量超10億,近一年發布的筆記數量是以前10年總和的1.2倍,最近一年投稿用戶年齡多集中在25歲。 「以前遠遠地看,鳥兒只是黑乎乎一小團剪影。開始觀鳥後發現,原來鳥兒是如此美麗多彩的小生命。」剛加入觀鳥圈的博主「自然鵝」說,觀鳥在無形中培養了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力。「鳥兒是城市裡比較容易接觸到的野生動物,充滿生命力。」他從遷徙的斑頭雁身上,看到了飛越珠峰的壯舉;從棲息古建的北京雨燕,聯想到對古建保護的推動;從某些鳥類的習性中,體會到野生動物獨特的生存智慧與魅力。 對邵蕊而言,觀鳥既是工作,也是愛好。2022年5月至2024年5月,她參與完成青島市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生物多樣性調查,通過摸清鳥類基本情況,提出針對性保護建議和對策。 「我喜歡探索中『遇見』的過程。」即便走了一整天沒有發現鳥兒,邵蕊也不會感到沮喪。如果恰好有鳥兒飛到眼前,這種遇見就像鳥兒饋贈的禮物,讓她感到一種「被選中」的驚喜。 2023年5月,邵蕊在嶗山進行野外調查時,發現山東省此前無明確記錄的淡尾鶲鶯。那時她還是入門者,身上只帶瞭望遠鏡和手機,便用手機錄下了淡尾鶲鶯的叫聲。用識別軟體無法辨認,在青島市觀鳥協會專業人士幫助下,最終確認了這一鳥種。 觀鳥不能為了「出片」 需保持適當距離 今年以來,明星效應帶動一波「觀鳥熱」,鳥兒成為不少地方的旅遊名片,多地紛紛向遊客發出邀請,歡迎大家前來「打鳥」。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生態學博士朱磊在其公眾號上指出,不建議使用「打鳥」一詞,儘管表達的是「拍鳥」之意,但這種表述可能潛移默化地影響觀鳥心態。畢竟觀鳥的本意,是尊重自然、尊重生命。 受訪者普遍認為,觀鳥愛好者增多是件好事。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過度靠近、誘拍、巢拍等行為,會干擾鳥類正常生活。 今年6月底,青島中山公園南門一棵法國梧桐樹上,一窩紅角鴞幼鳥成為備受關注的「明星」。這窩毛茸茸、還不會飛的小傢伙,吸引大批市民和攝影愛好者圍觀拍攝,很多人架起「長槍大炮」對準它們。最終,梧桐樹周圍拉起保護線,志願者自發前來守護這窩紅角鴞。 「可能有些人只是為了出片,並非真正愛鳥。」邵蕊提示,對鴞這種夜行性鳥類,要儘量避免用燈光照射。「文明觀鳥需保持適當距離,可藉助望遠鏡或其他工具來觀察,減少對鳥類自然行為的幹擾。」 2023年9月,邵蕊在一座海島上做野外調查時,幸運地拍到紅背伯勞的照片。這種通常出現在新疆的鳥,突然現身青島,邵蕊推測它可能是一隻迷鳥。作為山東省新記錄鳥種的發現人,邵蕊十分興奮,但她並不沉迷於「加新」,「看著鳥兒在山裡或樹上蹦蹦跳跳,我就很開心」。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藝 實習生 楊麗來源:中國青年報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周原考古隊領隊種建榮幾十年潛心考古發掘與研究—— 探秘周原遺址的「三重城」(賡續歷史文脈·考古故事) 人物小傳 種建榮,1972年生,陝西渭南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考古博物館)黨委書記、院(館)長,陝西省考古學會會長。他先後主持或參與周原、周公廟、清澗辛莊、澄城劉家窪遺址等考古項目30餘項,其中5項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主持完成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項目5項。 在陝西省寶雞市扶風、岐山兩縣的交界處,有一處被稱為周原的考古遺址。這裡面積達30平方千米,是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遺存最豐富的先周、西周時期遺址,也是周原考古隊領隊種建榮傾注半生心血的地方。 對種建榮來說,「周原遺址」像一位相識多年的老友。 找 城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找城都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使命」 「周原」一詞,在古代文獻中作為周人崛起的都城曾多次出現。據文獻記載,3000多年前,居住在豳(今陝西省彬州市、旬邑縣西南一帶)的姬姓部落,在首領古公亶父的率領下,舉族遷徙到「岐下」,他們將這片肥沃的土地稱為「周原」。周人在這裡積蓄力量,最終覆滅了商朝。 種建榮介紹,周代與商代文明路徑迥異。商代以武力徵服四方,周代則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理念。「文化、民族、體制的認同,就是在這個時候奠定的。」種建榮說。 找到傳說中的「周人聖地」,成為幾代周原考古人的共同使命。20世紀40年代,考古學家石璋如根據文獻記載的大致位置展開田野調查,由此揭開了周原考古的序幕。2003年,周原李家西周鑄銅作坊遺址出土了數以千計的西周陶範,讓周原遺址首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5年,考古隊整合多年成果,包括鳳雛建築群等重要發現,以及系統揭示的周原水網體系,讓周原遺址再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然而,一個關鍵問題始終縈繞在周原考古人心頭。「都邑,肯定要有城嘛。」種建榮說,「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找城都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使命。」 2020年,考古隊在分析王家溝水庫區域航拍影像時,發現了重要線索:周原地勢北高南低,水系多呈南北走向,而王家溝一條支流卻呈現出異常的東西向直角轉折。他們對照圖紙實地勘測,發現北邊還有一條平行的水渠,與直角部分形成一個方方正正的區域。一個想法隨即在種建榮腦海中閃過——這會不會是環繞在城外的城壕? 「如果這是城壕,裡面肯定有牆!」種建榮帶領隊員們繼續尋找,終於發現一座「小城」。考古隊循著「小城」城牆的方向向外探查,發現西牆和北牆都有向外延伸的跡象。經過勘探,一座規模更大的外城逐漸顯現,這就是後來確認的「大城」。 在對「小城」內部進行精細鑽探時,考古隊又發現了一道東西向的牆和兩道南北向的牆,在「小城」北部合圍成方形。他們將這座新發現的「小小城」稱為「宮城」。至此,周原遺址「宮城—小城—大城」的三重城垣結構完整呈現。憑藉這一發現,「周原遺址」在今年年初再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圓了幾代周原考古人的夢!」種建榮說。 破 局 「考古學主要講證據鏈,當許多線索指向同一個地方,就可以達成共識了」 提到和周原結緣,種建榮說:「我小時候想當警察,大學期間陰差陽錯被調劑到歷史系,那時心裡不太樂意。」1996年9月,種建榮畢業後進入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辦公室從事文書工作。有一次去考古工地現場,他發現考古有點像破案——根據發掘到的零散信息,對照文獻尋找答案,推理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他瞬間來了興趣,不久便主動申請加入考古隊。 2002年,種建榮加入周原考古隊。他回憶,世紀之交,儘管周原考古積累了一定成果,卻缺少能夠確證這裡是文獻記載中古公亶父所遷「周原」的決定性證據。一名考古隊員坦言:「很多學者認為這裡不是文獻記載中的都城,而是某個異姓貴族的家族採邑。」考古隊內部也出現了質疑的聲音——發掘了幾十年,這裡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周原? 面對周原性質難以判定的困局,考古隊決定到田野間找答案。從研究角度看,需要關注的應該是這附近的同時期遺址。綜合判斷後,考古隊覺得周公廟符合條件。自2004年起,周原考古隊重點開展周公廟遺址的考古發掘。考古證實,周公廟遺址正是周公家族的採邑所在,但規模遠不及周原。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他的家族採邑規模應該很大,或者說僅次於「都城」。如果周公廟規模遠不及周原,那周原很大可能就是「都城」。這一發現重新堅定了考古隊對周原的信心,中斷多年後,他們再次將目光投向周原。 「重返周原」後,周原考古工作迎來了全新局面。團隊將遺址視為一個有機整體,系統研究聚落結構和功能分區,還結合手工業考古和實驗室考古成果,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 多年積累終於在2020年迎來重大突破。自這年起,周原南部區域陸續發現了一批戰國至漢代的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美陽」「美亭」字樣的陶器。《漢書·地理志》記載:「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也就是說,當年古公亶父所遷之地,可能就在漢代的美陽縣。因為陶質的東西,在當時不會經過太遠距離的運輸。此次出土陶器上的「美陽」字樣,或許能成為「周原即漢代美陽」的有力佐證。 更直接的證據出現在王家嘴區域的發掘中。2020年至2022年,考古隊在這裡發掘出一座建築面積2500平方米的夯土建築基址,這是目前所見先周時期最大的宮殿建築遺存,這個周人曾經修建的高等級建築,為「周原遺址」就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提供了關鍵證據。種建榮說:「考古學主要講證據鏈,當許多線索指向同一個地方,就可以達成共識了。」 接 續 「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發現,這是我們共同的堅持」 「如果從石璋如先生算起,到我這裡,應該都算四代或四代半周原考古人了。」種建榮說。如今,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單位聯合組建新的考古團隊,正在接力發掘。「我們住在一塊兒,一起發掘,共享成果。」青年考古隊員閆永強說。 目前,團隊成員的年齡大多在二三十歲,除正式隊員外,團隊還吸引了很多研究生前來實習。 別看這些年輕人愛鬧愛笑,工作起來個個都很較真。剛挖出一座墓葬、正在記錄人骨形狀的王昱霖,是剛畢業的95後女生;在實驗室專注做植物遺存鑑定的周輝也是女生,去年碩士畢業來到這裡。當被問及男女生是否有室內室外的分工時,她們回答:「雖然各有分工,但都要參與田野發掘。」周輝說:「野外的工作環境雖然辛苦,但那種發現歷史遺存的震撼,用任何語言都難以形容。」去年入職的閆永強,今年「五一」假期剛結婚,婚後很快就回到了考古基地。他說:「媳婦兒支持我工作,也理解我。」 面對這些年輕隊員,種建榮很欣慰。他說,如果還有什麼需要告訴他們的,那就是:「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發現,這是我們共同的堅持。」 烈日炎炎,接受完採訪後,考古隊員又拿上手鏟,戴上草帽,前往各自的探方。 延伸閱讀 周原遺址田野考古工作是如何開展的 周原遺址位於關中平原西部,今陝西寶雞市岐山、扶風兩縣北部的交界地帶,是目前所知遺存最豐富的先周文化遺址、面積最大的西周遺址。在這裡,當時的人們從偏居西陲的「小邦周」發展壯大,最終建立了西周王朝。 周原的考古工作始於20世紀40年代石璋如先生的調查,至今已有80餘年歷史。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周原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對遺址範圍和內涵進行初步了解,明確了周原遺址的重要價值;1999年至2005年,考古工作基本建立了周原遺址商周時期較為詳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2012年起,考古工作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導下展開;2020年至今,周原遺址在王家嘴發現了一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築,填補了以往周原遺址先周時期高等級遺蹟的空白,並發現了布局方正、規劃嚴謹的三重城垣。 人民日報客戶端 《國家人文歷史》記者 胡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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