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就王毅將主持瀾湄合作第十次外長會並舉行中老緬泰外長非正式會晤答記者問
2025-11-16 13:09 6,684次浏览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是鐫刻著中華文明基因的「活化石」。這批跨越魏晉至宋的珍貴遺存，涵蓋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多種書體演變軌跡，不僅見證了漢字書法從實用向審美的歷史躍遷，更承載著古人的精神追求與文化密碼，為研究中國書法藝術的時代特徵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實證資料。如何讓沉睡在文獻中的古老書法「甦醒」？漢儀敦煌當代字庫項目團隊以數位化轉譯千年敦煌遺書書法，構建起系統化的「敦煌體」字庫。日前，敦煌遺書《法句經》隸楷首次應用於敦煌當代美術館年度大展《登臨出世界》中，標準著該字庫正式發布。20世紀初的劫難讓大量敦煌文物流失海外，成為國人心中的文化之痛。「敦煌體」字庫項目以「讓流失的文明回家」為初心，聚焦漢字書體演變的關鍵節點——隸楷之變，精選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法句經》《成實論》《妙法蓮華經》等不同時期典型寫本作為母本，展開對海外敦煌寫本的數字再生探索，讓散落在海外的敦煌記憶重新匯入中華文明的長河。由敦煌學專家、書法家、藝術家、人工智慧技術專家等組成的跨領域團隊，在深度解析敦煌遺書書法筆法、結構、氣韻的基礎上，運用基於深度學習的風格遷移等前沿技術，對有限的書法樣本進行精準拓展，構建起大規模、系統化的「敦煌體」字庫。從筆尖的提按頓挫到代碼的0與1，從泛黃的紙卷到數位化的字符，技術手段讓敦煌書法突破了時空限制，實現了書法藝術從「文物標本」到「數字資產」的跨越，讓千年筆墨在數字時代獲得了「活態傳承」的新生命。在「登臨出世界」展覽現場，展覽前言與章節標題首次使用了項目研發的敦煌當代隸楷風格字體，古老筆墨與現代展陳碰撞出獨特的美學火花；藝術家鄭靖的作品《映心》則將傳統敦煌書法與現代光影藝術相融合，讓觀眾在光影流轉中感受千年書法的靈動。 業內人士指出，從藏經洞的千年塵封到數字時代的筆墨新生，「敦煌體」字庫不僅是一次書法藝術的當代轉譯，更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有益實踐，讓敦煌遺書從博物館的展櫃中「走」出，融入當代文化肌理。 在文化自信日益增強的今天，這樣的探索正為我們打開一扇窗：讓更多沉睡的文化遺產甦醒，讓千年文明在當代綻放新的光彩。未來，「敦煌體」字庫將廣泛應用於學術研究、藝術展覽、公共美育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古籍整理的規範用字，到中小學書法教育的範本，再到書籍裝幀、品牌設計中的文化表達，讓敦煌書法的韻味滲透到當代生活的細節裡，成為連接古今的文化紐帶。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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