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耕地保護和質量提升法(草案)》。會議指出,堅持耕地數量、質量、生態一體保護,綜合施策持續恢復和提升耕地生態功能,確保永續利用。 這個消息讓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張福鎖團隊很振奮。前不久,該團隊剛剛在《科學》雜誌發表重要研究成果《調控植物-土壤反饋,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強調種地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要把目光轉向土壤健康。 民以食為天,耕地是糧食生產的「命根子」。張福鎖在介紹課題研究背景時表示,團隊曾對華北平原小麥-玉米輪作體系長期定位試驗的105個數據點進行了數據統計測算,由於土壤問題,當前每公頃耕地存在約1.5噸的隱形糧食損失。 為何「丟了」這麼多糧食?張福鎖表示,是由於「作物-土壤負反饋」。當前集約化農業生產不合理管理造成各種土壤健康問題,如壓實引起土壤結構變差,土壤化學性狀的變化包括土壤酸化、鹽漬化,土壤生物活力降低,生物群落失衡等,導致土壤內在效率下降,作物容易染病,對氣候變化的抵抗力下降等。他說:「一畝地100公斤的隱形產量損失,我們應該拿回來。」 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王光州和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張俊伶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這項研究中,團隊基於前期研究進展及科技小院16年來生產一線的實踐積累,結合團隊近年來在根際生命共同體理論研究方面的進展,將生態學研究中發展較快的「植物-土壤反饋」思想引入農田生態系統,提出了作物高產與土壤健康協同的系統化研究範式。 張俊伶和王光州指導的學生,在田間地頭的科技小院駐紮時,發現「改土」確實可以增產。 博士生欒冬冬2020年進入課題組時,在河北曲周的麥田裡,看到大片即將灌漿成熟的麥子中,有不少麥穗提前枯白、乾癟。「這是小麥患上了莖基腐病。」他說,這種由土傳病原真菌-鐮刀菌引起的病害,能夠侵染小麥莖基部,導致莖基部腐爛、植株早衰,甚至顆粒無收。不僅如此,這種病害還會產生有毒的脫氧雪腐鐮刀菌烯醇等,威脅糧食安全和人畜健康。 他說,研究顯示基腐病的病因有很多,具體到曲周這片土地,團隊分析,這裡冬小麥和夏玉米收穫後大量秸稈還田,改變了土壤微生態環境,促進了有利於病原菌生長的微生物的富集,成為引發小麥莖基腐病的關鍵原因。 為了找到一種有益菌和病原菌進行鬥爭,欒冬冬長期在田裡、實驗室兩頭跑。去田裡把患病的小麥樣品和土壤樣品取回,在實驗室裡篩選土壤,分離出微生物。而後培養微生物、鑑定微生物,再將潛在的「對手」微生物和引發莖基腐病的病原菌進行功能拮抗試驗,驗證其是否發揮了抑制病原菌的作用,從而製備能夠抑制病原菌的有益菌劑。 在實驗室中尋找有益菌的過程雖然繁瑣,但和在酷暑裡下地噴灑生防微生物菌劑比起來,卻還不算辛苦。欒冬冬說,同學們和老師經常是下午兩點就帶上菌劑,頂著火辣的日頭出門,在田裡一直忙到晚上七八點。 經過4年的篩選與驗證,欒冬冬和團隊成員初步研製出了一種生防微生物菌劑。他說,團隊2024年在曲周建立了總面積近5畝、由16區塊組成的試驗田,田塊中應用生防微生物菌劑的結果令人欣喜:小麥莖基腐病發病率顯著下降,根際土壤中病原菌豐度下降超過25%,平均每畝小麥增產近17%。 和欒冬冬相似,博士生倪剛在山東東營的鹽鹼地上種小麥和玉米,檢驗土壤中的微生物對作物的影響。 倪剛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們從2021年開始,在山東東營的8畝地試驗田上,每年6月播種玉米,10月收穫,玉米收穫後再播種冬小麥,來年6月收穫。在這個輪作的過程中,他和同學們一起提取玉米、小麥根際的微生物進行研究,研製出有益於作物生長的微生物菌劑,並在大田試驗的基礎上驗證菌劑效果。 「上個月,我們剛收穫了微生物菌劑試驗的冬小麥。」倪剛說,目前,與不施加微生物菌劑的處理相比,施加微生物菌劑試驗田的冬小麥增產了約30%。 研究人員由此發現,土壤對於作物的影響遠比想像中大,而土壤健康似乎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張俊伶表示,當前以追求高產為目標的集約化農業過度依賴高產品種和外源投入,植物-土壤互作關係被削弱,造成系統負反饋作用加大,而正反饋作用減少,土壤退化嚴重,土壤健康現狀惡化。 張俊伶說,由於長期忽視土壤健康,在面對農業生產實際問題時多採用「快餐式」,「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片面解決方式,土壤生態系統失衡,土壤多功能性難以發揮,嚴重威脅耕地質量和農業綠色發展。因此團隊在此次研究中提出農業轉型要紮根大地,「低頭」關注土壤健康。 「不能光看一茬的產量,還要看長遠的整體效應;不能只管作物,還得看護好土壤。」張俊伶說,「我們希望大家從『朝上看』,轉向『朝下看』,要扎到土裡去;希望大家不僅僅是看短期的作物產量,更要著眼於長遠的健康土壤培育。」 近些年,張福鎖在走訪全國各地的農田時,觀察到地方農業部門對「改土」的需求日益增長。研究團隊提出了未來農業科學研究的一些重點方向,他們希望構建作物高產與土壤健康協同提升的長效機制和管理策略,支撐農業系統的氣候韌性等。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茜 實習生 劉璇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1日 08版
香港8月12日電 題:傳統藝術怎樣進行當代演繹? ——專訪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館長吳秀華 記者 韓星童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館長吳秀華以往不論是在策展,還是在教學中,一直頗為重視傳統藝術的當代演繹。這樣的理念源於她在英國牛津大學求學時的所見所感——中外學者研究中國傳統藝術的角度差異,不斷拓寬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近日,吳秀華接受「東西問」專訪時表示,中西文化互動、古今對話是傳統藝術延續生命力的方式之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當初為何對中國傳統藝術產生興趣?又為何將明代及近現代作為您研究的重點? 吳秀華:我本科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那時學校要求我們修讀一些跟主修專業不同的課程,於是我選擇了藝術。那門課的老師教得非常好,給我們展示很多中國山水畫,我被那些畫作所吸引,就這樣開始喜歡中國藝術,在碩士和博士階段均選擇了藝術。 最開始,我最喜歡的是宋代山水畫,但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碩士時,我考慮到香港很難看到原作,一般這些重要文物都在中國內地或海外,因此我只能選擇相對靠後的朝代,比如明清時期。研究生畢業後,我留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工作過一段時間,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莫家良當時在主理一個研究宋代《淳化閣帖》的計劃,他邀請我參加計劃,負責研究《閣帖》對後世書法的影響,我那時便對明代書法產生興趣,從零開始研究書法碑帖,包括書法的傳統、技法、如何通過碑帖傳承等。 2023年5月16日,「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館藏宋元古籍展」正式對公眾開放。圖為《淳化閣帖》「最善本」在上海博物館展出。記者 王笈 攝 記者:過去20多年香港文博領域迅速發展,積極與中國內地及海外美術館、博物館合作,引入不計其數的精品展落戶香港。就您的觀察,香港大眾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和認識是否增強? 吳秀華:從我學生時期到現在,香港社會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一直在不斷增強。在我讀書時期,喜歡中國傳統藝術的人肯定是有,但我這一代不算多,當時西方藝術還是主流。 這一情況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逐漸改變。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內地不少博物館的藏品陸續在香港展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7年故宮博物院借出「國寶」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真跡來港展出,引起極大轟動,參觀人數創下香港藝術館有史以來的紀錄。從那時候開始掀起一股欣賞中國傳統藝術的熱潮。 記者:2022年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中國傳統藝術及世界珍寶的一個匯集地,這對於新一代學者研究與推廣中國傳統藝術有何助力? 吳秀華:舉個簡單的例子。我讀書時因為研究需要,要查閱一些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書畫真跡時,需要去翻閱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刊物,慢慢去找。然後,請老師寫推薦信或主動聯絡對方申請以學術研究或交流的途徑去北京看,看的時候也不允許拍照。不僅是故宮博物院,很多博物館同樣如此。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都是故宮博物院的精品,這給研究學者、公眾近距離接觸文物的機會。那我們就能夠通過推廣和教育慢慢培養這些觀眾的興趣。 2022年7月3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大批市民排隊進場參觀。圖為市民參觀清乾隆彩雲蝠壽字金龍紋男龍袍。 記者 李志華 攝 記者:您早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藝術史哲學博士,您認為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及興趣如何?中西方在文物研究、藝術策展、修復等領域,有哪些交流與合作空間? 吳秀華:他們對於中國傳統藝術是非常尊重和喜歡的。國外很早就有一批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專家,且研究得很深入。比如,麥可·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以及我的老師柯律格(Craig Clunas)。 當年我發現中外學者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研究方向很不同,中國學者聚焦作品風格發展和古代書畫家的生平傳記。外國學者的研究相對宏觀,他們會將中國傳統藝術放進世界史中進行理解。這一定程度是因為外國學者能接觸到的一手中國古代書畫研究資源相對匱乏,但也彌補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另一角度。 近十多年,隨著不少中國學者留學海外,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這種研究角度的差異越來越小。 至於中西方交流合作,其實在藝術策展、文物修復等不同範疇已合作很多年,也取得一些共識。比如,我曾寫過一篇論文研究上海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青銅器修複方法的差異。上海博物館是要將青銅器修復到最美、最完整的狀態,看不出修復痕跡,但大英博物館的手法則是要讓觀眾看得出修補的痕跡,留下歷史印記。這兩個角度的不同,根本上是價值觀不一樣。不過,近年來中西方之間理念也在慢慢融合。我認為,中西方日後的交流除了技術,更多的還是思想層面的探討,因為我們不能把同一個理論套用到所有藝術品上,需要綜合雙方所長探討出更多的研究方法和視角。 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修復工藝師正在對青銅進行修復。(資料圖)記者 殷立勤 攝 記者:您曾擔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您認為大學博物館如何與大型博物館優勢互補,助力香港文化藝術發展? 吳秀華:大學博物館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應該與大型博物館區別開來。大型博物館面臨一些實際的壓力,比如要通過入場人次來證明一場展覽是否成功,所以在策展、挑選藝術家時都會受到影響。 但在這方面,大學博物館的壓力較小,所以有能力去做一些學術性、實踐性較強的展覽,哪怕這些展覽偏離大眾品味也不要緊。大學博物館的任務就是為文化藝術界最前沿的知識和資訊提供展示、交流的平臺,以及思考空間,同時它也承擔為學生實習和國際研究合作提供機會的責任。 記者:在以往策展中,您一直堅持對傳統藝術進行當代演繹,同樣的方法是否也應用在教學中,由此激發學生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興趣? 吳秀華:我之前策划過一個展覽「皇帝碑刻·當代啟迪」,很多人對碑帖沒有興趣,我們就想怎麼樣將它變得時髦一點、「貼地」一點。後來我們以3件跨越古今與「皇帝」有關的碑刻墨跡為引子,將文字墨跡及其拓片與一系列古代和當代藝術並置。這樣呈現出來的展覽不僅不會枯燥,還會成為「打卡」熱點。 帶學生的時候,我也會鼓勵他們在創作中融入現當代元素。比如讓他們在創作小型版畫時加入香港特色,美食、歷史、風景等。我還帶著他們一起策展,教他們如何通過社交平臺推廣展覽等。 記者: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您認為過去這些年,香港在文化藝術領域的發展如何?還需要在哪些領域發力? 吳秀華:香港在國際藝壇一直有一定地位,受惠於關稅等優惠政策,香港的藝術品交易市場蓬勃,國際藝術展覽也做得非常成功。比如,每年3月在香港舉行的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作品多元,吸引很多海內外人士到訪。香港有世界級的文化基建,策展水平也早就達到國際水平。香港的藝術創作在國際舞臺上具有潛力,未來可通過科技賦能,如運用大數據等技術,拓展藝術表現形式,提升國際影響力。(完) 受訪者簡介: 吳秀華。 受訪者供圖 吳秀華,曾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助理教授(研究)。她於英國牛津大學獲藝術史哲學博士,於香港中文大學獲中國藝術史哲學碩士,專研中國明代及近現代書畫。多年來,她一直策劃近現代及當代中國藝術展覽,並從事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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