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飛虎隊如何在漢中大戰日軍？
2025-10-22 14:16 5,758次浏览天津8月10日電(記者 劉越)「我為抗日而亡，絕不能讓你從我的背後開槍。你要從我的面前開槍，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來啊，開槍吧！」 在天津市和平區花園路5號的吉鴻昌舊居，「何以中國·和合共生」媒體採訪團成員看到了一場特殊的表演。演員霍正斐身著軍裝，眼神堅毅地重現了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這正是「紅樓」沉浸式展演《國魂》中最動人的一幕。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 劉越 攝 場景重現 讓紅色記憶在「紅樓」中生長 盛夏的和平區中心花園，綠樹成蔭中一座紅磚小樓格外顯眼——這座被稱為「紅樓」的建築，曾是抗日英雄、愛國將領吉鴻昌生前最後的居所，也是他在天津開展抗日活動的地下聯絡站、秘密印刷所。 如今，通過精心設計的場景還原與真人演繹，讓當年的革命印記愈發清晰。二樓第七展室設置七扇門，每一扇門都對應著警戒撤離的逃生路線，演員推門、閃身的動作利落乾脆，瞬間將觀眾拉回那個危機四伏的年代。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生前場景。 劉越 攝 「我們從一開始就認定，要讓遊客站在吉鴻昌真實生活過的空間裡，觸摸到歷史的溫度。」吉鴻昌舊居館館長胡鵬宇道出沉浸式創意的由來。作為擅長沉浸式話劇製作的團隊，他們在展館修繕籌建時就明確：「傳統講課式講解已難以吸引觀眾，尤其是年輕人。而沉浸式能讓人身臨其境，這種代入感是傳播紅色精神的最佳載體。」 從今年3月創排至今，團隊用數月時間打磨細節。演員需先了解吉鴻昌生平事跡，再通過情緒訓練貼近角色在入黨宣誓時的堅定、秘密印刷時的警惕、臨刑時的凜然。「吉將軍一米九六的身高很難完全復刻，但我們堅持選正氣足、中氣盛的演員，外形要貼合『闊面壯漢』的形象，這是對歷史的尊重。」胡鵬宇說。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外，抗日英雄吉鴻昌雕像。 劉越 攝 演員霍正斐已扮演吉鴻昌四個月，每場演出都讓他心潮澎湃。「最觸動我的是就義那場戲的臺詞：『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每次說這句，我都能感受到吉鴻昌將軍對信仰的執著和對敵人的蔑視。」 他記得，一次有位大學生觀眾看完演出後哭了，這讓他更加確信演繹的意義，「文字可能抽象，但演戲能讓歷史『活』起來，觀眾能直觀感受到將軍為國家、為百姓做事的赤誠。」 作為吉鴻昌的外孫女，鄭吉安見證了紅樓的「重生」。讓她動容的是，不僅有老年人帶著敬意來緬懷先烈，青少年更在沉浸式演繹中與英雄「對話」。甚至有小朋友參觀後能完整背誦「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絕筆詩。 從變賣家產支援抗戰的家國抉擇，到獄中遺書裡「為時代而犧牲」的豪情與柔情，吉鴻昌的精神通過演員的演繹、場景的還原，跨越近百年時空，在年輕一代心中紮根。 跨界融合 讓歷史建築在「城市劇場」中煥彩 從「建築標本」到「城市劇場」，天津的歷史建築活化正走向更廣闊的跨界融合。在曹禺創作《日出》的靈感之地——惠中飯店，一場別開生面的街頭沉浸式話劇正持續上演。 伴隨著「玫瑰玫瑰我愛你」的旋律，「陳白露」執扇從歷史深處走來，黃包車夫、油頭小生、可憐孤女等角色次第登場，觀眾時而為劇情揪心，時而因互動發笑，不經意間就成了「百年前天津往事」的參與者。 天津市和平區大銅錢廣場，《日出》正在「沉浸式」演出中。 劉越 攝 「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當「陳白露」站在惠中飯店二樓露臺念出這句經典臺詞時，不少觀眾紅了眼眶。這種打破「第四堵牆」的演繹，讓文學經典與歷史建築產生了奇妙共鳴。 從李叔同故居「叔同之夜」的劇情解謎，到曹禺故居《尋找戲劇家》的感官體驗，天津正將一座座名人故居轉化為「城市劇場」。在這裡，靜態的展櫃被生動的場景替代，單向的講解變成雙向的互動，遊客不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走進故事裡的「體驗者」。 曹禺故居內，觀眾參與《尋找戲劇家》沉浸式演出。 劉越 攝 歷史建築的「重生」，離不開城市文旅戰略的精準布局。天津市推動文化傳承發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提升沉浸式、融入式體驗，創新旅遊產品和服務，打造旅遊休閒新熱點」。如今，在「五新二十策」實施方案等政策加持下，天津的名人故居活化形成了「保護—活化—傳承」的良性閉環。吉鴻昌舊居、北洋法政學堂等修繕開放後，迅速成為文旅新地標。 數據見證成效。2024年，天津舉辦特色文旅活動和惠民演出1.3萬場次，接待遊客2.6億人次。這些數字背後，是「讓歷史說話、讓文化發聲」的理念落地。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又稱「紅樓」。 劉越 攝 正如胡鵬宇所說：「形式是次要的，核心是把紅色故事、文化精神說好。」如今，漫步天津街頭，吉鴻昌舊居的「紅樓」訴說著家國情懷，惠中飯店的《日出》演繹著時代悲歡，李叔同故居的琴聲傳遞著藝術哲思。這些歷史建築不再是孤立的「標本」，而是串聯成線、融合成面的文化景觀，既守護著城市的歷史根脈，也為文旅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歷史的長河奔湧向前，文化的傳承生生不息。天津以歷史建築為支點，撬動文旅融合新發展的實踐證明，當歷史場景被精心還原，文化精神被創新表達，老建築就能煥發新生機，成為滋養城市文化自信、連接過去與未來的「密碼」。這不僅是天津的探索，更為全國歷史建築資源的活化提供了生動範本。(完)
陶鳳 近期，深圳華強北等地出現一群未成年人以「跑樓小孩」身份，從外賣員手中承接「最後垂直百米」的送餐任務，每單收費1—2元。 這些小孩多為暑期放假的學生，年齡在10—14歲之間。因為寫字樓複雜的地形導致外賣員超時風險高，而孩子因熟悉樓宇、收費低成為外賣員的「平替」。 乍一看，這似乎是個讓各方「小贏」的方案。孩子的家長多在附近做生意，在家長眼中，孩子代送外賣既能鍛鍊身體打發時間，又能通過勞動獲得報酬體會賺錢的不易。 孩子用這樣的暑期實踐取得報酬，攢下零用錢，去滿足自身的小願望。配送小哥則節省了時間，與孩子合作完成「最後一百米」，提升了送餐效率。 然而，「小贏」背後的風險卻不容小覷。無論是「跑樓小孩」，還是近期被頻頻熱議的「體育外賣」新風口，因為涉及未成年人，安全問題首當其衝。 外賣工作，表面看著簡單，實際上要搶時間、拼體力。根據媒體報導，這些孩子們既要從外賣小哥手裡搶單，還要彼此之間競爭拿單，無形之中給孩子的身心帶來巨大的壓力。 「最後一百米」，雖然距離不遠，但孩子們不可避免地要在路邊停留，要在不同樓宇之間穿梭。送單與時間賽跑本身已具危險性，即便配送小哥會留存家長電話以備溝通，一旦摔倒撞傷甚至遭遇意外，安全責任由誰承擔依然模糊。 在法律層面，亦有涉嫌違法的問題。根據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不得組織未成年人進行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活動，而代送顯然涉及交通、陌生人接觸等安全隱患。 若站在消費者的角度考慮，一單外賣在最後百米倒手，如果出現錯送、晚送、餐品損壞等問題，又該如何追責？ 在外賣原本的服務鏈條上，並無「跑樓小孩」一環。消費者購買的外賣服務出現問題，可對平臺、商戶、騎手追責。如今，孩子的替代方案並無商業協議，更無明確的法律規範，無疑給消費者的權益保護留下真空。 從「體育外賣」興起，關於孩子的實踐被社會各方高度關注。其中，最大的爭議便是被低估的安全風險。 鍛鍊孩子社會適應能力、體察父母掙錢辛苦、勞動創造價值，這些初衷是好的，但鍛鍊的目的是讓孩子更好地成長，而不是冒險。 在權責邊界模糊、執法依據不足、監管盲區之下，「跑樓小孩」貌似「小贏」，實則風險重重。畢竟，涉及未成年人的一切實踐，合法、安全、規範永遠要跑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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