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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17 12:59 4,956次浏览日前，張女士向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反映，2023年11月她駕車右轉時，與一位駕駛電動自行車直行的71歲老人發生碰撞，當時的她的車速是25km/h，老人的車速是24km/h。一年後老人在醫院去世。 交警認定，張女士駕駛車輛轉彎未讓直行車輛先行，及老人未佩戴安全頭盔駕駛非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未遵守有關交通安全的規定而共同造成。根據過錯嚴重程度，張女士被認定為主要責任，老人被認定為次要責任。 老人去年11月死亡後，張女士被控交通肇事罪。今年6月20日，她被河南自由貿易試驗區鄭州片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一年。 在該案中，老人的車輛購置於2016年，早於鄭州市現行的《鄭州市電動自行車登記實施細則》。警方根據《鄭州市非機動車管理辦法》《鄭州市公安局、鄭州工業和信息化局、鄭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關於延長黃牌電動自行車過渡期的通告》，認定老人的電動自行車為非機動車。記者注意到司法鑑定中心的鑑定結果顯示，老人的車輛重量為96.8公斤。 張女士表示，交警對老人駕駛的車輛是否是電動自行車的認定會影響這起事故的責任劃分，進而影響案件走向。老人駕駛的車輛整車重量超過國標規定，應被認定為機動車。若老人的車輛被認定為機動車，案件責任就應重新劃分。她已對該案提起上訴，法院已受理。 8月11日，記者為此聯繫到鄭州交警，一位民警稱，交通事故責任首先要看事故成因，與車輛性質具體是機動車還是非機動車無關。 記者梳理發現，在多起案例中，法院對於涉案電動車認定情況不一。長期從事交通事故案件實務的北京市華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春城表示，超標電動自行車市場保有量特別巨大，涉及數億人的交通出行、財產處置，各地政府在國家強制性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施行前後，制定了相關的過渡期措施，有的地方還進行延長。 去世老人駕駛的電動車 被一審法院 認定為非機動車 在這起案件中，一審法院提到，採納司法鑑定中心對車輛的鑑定結果，這位老人的電動車屬於機動車範疇。但又同時稱，依據《鄭州市非機動車管理辦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本辦法施行前已經領取通行防盜車牌的電動自行車，在有效期限內可以上路行駛，並參照非機動車進行管理」及《鄭州市公安局、鄭州市工業和信息化局、鄭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關於延長黃牌電動自行車過渡期的通告》，認定老人的電動車為非機動車。 判決書顯示，交警認定，張女士駕駛車輛轉彎未讓直行車輛先行，及老人未佩戴安全頭盔駕駛非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未遵守有關交通安全的規定而共同造成。根據過錯嚴重程度，張女士被認定為主要責任，老人被認定為次要責任。法院最終以交通肇事罪判處張女士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一年。 但張女士認為，這一案件中，交警對老人駕駛的車輛是否是電動車的認定影響事故責任劃分和案件走向。 張女士表示，根據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GB17761-2018)，老人駕駛的車輛車重超過55公斤，達到96.8公斤，屬於機動車。老人應該符合機動車駕駛條件，持有駕照，佩戴頭盔，在規定的道路上行駛，遵守機動車法律法規。事故判斷也應該按照機動車交通事故來認定，而不是非機動車。 日前，張女士已經對該案上訴，法院已經受理。 曾有多起交通肇事案 將超標電動車 認定為機動車 記者梳理發現，在不少案件中，超標電動自行車被認定為機動車。 焦作市馬村區人民法院發布的一則案例顯示：2022年6月20日，被告人杜某某無證駕駛無號牌立馬電動兩輪車，撞到前方由被害人王某某駕駛的無號牌愛瑪電動自行車的尾部，造成王某某受傷，雙方車輛受損的道路交通事故。 王某某於2022年6月22日經醫院救治無效死亡。後經河南國信司法鑑定中心鑑定，王某某符合交通事故致顱腦損傷後呼吸循環衰竭死亡；愛瑪牌兩輪車轉向裝置、後制動裝置完整有效：前制動裝置未能有效制動：屬於非標準的電動自行車(非機動車範疇)；立馬牌兩輪車轉向裝置、制動裝置完整有效；相關參數符合機動車(電動兩輪輕便摩託車)類型標準。事故認定書認定：杜某某承擔事故全部責任，王某某不承擔事故責任。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杜某某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駕駛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負事故全部責任，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 法院認為，杜某某駕駛的電動車經鑑定符合國家標準對電動兩輪輕便摩託車定義，屬於機動車範疇，因此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相關規定。事故發生後王某某經搶救無效死亡，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交通肇事罪、《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的「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死亡一人」的情形，案件性質就由此升級了。 此外，記者在裁判文書網查詢到，在河南南陽一起駕駛電動三輪摩託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案件中，電動三輪摩託車也被認定為機動車。駕駛人被認定為交通肇事罪。 律師釋疑 如何認定涉案超標電動車性質？ 是否會影響責任劃分？ 按照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GB17761-2018)的規定，電動自行車是指以車載蓄電池作為輔助能源，具有腳踏騎行能力，能實現電助動、電驅動功能的兩輪自行車，其主要技術參數為最高車速不超過25km/h，裝配完整的整車質量不超過55公斤等。 現實中，為方便管理，交警把電動車參照非機動車進行管理。但發生交通事故時是否應該按照非機動車來認定事故責任？ 長期從事交通事故案件實務的北京市華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春城表示，根據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規定，電動自行車最高設計車速不超過25km/h，車速超過25km/h，電動機不得提供動力輸出，整車質量小於或等於55公斤等。但各地情況錯綜複雜，鑑於超標電動自行車市場保有量特別巨大，涉及數億人的交通出行、財產處置，各地政府在國家強制性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施行前後，還制定了相關的過渡期措施，有的地方還進行了延長。《鄭州市非機動車管理辦法》(2023修正)第四十條第二款規定：「本辦法施行前已經領取臨時通行防盜車牌的電動自行車，在有效期內可以上道路行駛，並參照非機動車進行管理。」 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則認為，從技術標準層面，依據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老人駕駛的電動自行車超重，應屬於機動車範疇。若認定為機動車，老人確實需要符合機動車駕駛條件，如持有駕照、佩戴頭盔、在規定道路行駛等。在此基礎上，事故認定和責任劃分也應按照機動車交通事故處理，不然對於機動車駕駛者而言不公平，可能使其承擔不應有的責任。 交警聲音 交通事故責任首先要看事故成因 與車輛性質無關 8月11日，記者為此聯繫到鄭州交警，一位民警稱，交通事故責任首先要看事故成因，與車輛性質具體是機動車還是非機動車無關。 這位民警解釋，如果事故是因有人無證駕駛機動車導致，就是不會開車的人開車造成，是要他負責。但是如果無證的人也是在正常行駛，是其他車輛違反交通規則與其相撞，導致交通事故，那也是違反交通事故的人承擔事故責任。無證駕駛是違法，但不是事故成因。 另一位長期從事交通事故處理的民警也表示，事故的責任劃分，應當根據事故的直接原因劃分，而不是因為行為人有行政違法因素，就推定其負有事故責任。比如，無證、酒駕、毒駕也是在正常行駛，他人違反交通規則造成了交通事故，應該根據事故原因定責。無證、酒駕、毒駕等違法行為，再另外追究法律責任。但現實中，為了考慮大多數人的法感情，會給上述的違法行為定一部分責任。 這位民警補充提到，交通肇事罪終究是刑事犯罪，要有刑法上的因果關係，不能簡單因為一個行政違法行為，就判定他對事故有責任。
「抓我當天就得放」，對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做到「寬容不縱容」？ 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牽動著全社會的關注。近年來，每當低齡、惡性、暴力犯罪出現，關於「法律該不該嚴懲罪錯少年？」「未成年人保護原則與打擊犯罪的刑罰目標該如何權衡？」等一系列公共討論，總能掀起一輪又一輪的輿論聲浪。 這背後透視出，社會大眾對少年司法的根本理念還未能達成。就連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碩，也是在經歷了懷疑的迷霧後，才獲得了內心的確認。 少年搶劫： 並非缺錢 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秦碩接手的第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高中生佳佳(化名)進入一所大學校園裡持刀搶劫。在起訴前，佳佳已被取保候審。如此嚴重的犯罪行為，卻因為未成年人身份而即將採取相對溫和的強制措施，新任少年法庭法官秦碩對此持懷疑態度。 在成為少年法庭法官之前，秦碩已經有了十多年的刑事審判經驗，對於嚴重的暴力性犯罪，在量刑時必須嚴格把控從輕、減輕的量刑幅度。然而，看見這個持刀搶劫的少年後，秦碩困惑了。 秦碩回憶起與佳佳見面時的場景：「他一進來，白襯衫、淺色牛仔褲、白運動鞋，高高瘦瘦。當時你就會發現，這是個搶劫犯？這不可能，他能搶誰？」 17歲的佳佳如實供述了自己搶劫的行為。佳佳說，他搶劫不是因為缺錢，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有一天佳佳回家正在看電視。媽媽對他說：「別看了，馬上高考了。高考完你就18歲了，18歲以後沒人養你，你得靠自己。」 就因為這句話，當天晚上，佳佳從家裡廚房拿了把刀，找到離他家最近的一所大學，在樹蔭裡等著。有個大學生路過，他拿著刀走過去說：「你給我200元錢，把手機留下。」他說，自己想證明給媽媽看，不好好學習也能活著。他還認為，只要不傷害對方，就不構成犯罪。 佳佳的犯罪動機乍聽上去令人哭笑不得，但與公眾直覺相反，在專業人士的眼中，可以從中讀出未成年人犯罪有別於成年人犯罪、應該予以特殊處置的內在邏輯。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少年司法專委會主任宋英輝分析，這正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不計後果，用很極端的手段。 未成年人正處於一個充滿變化和成長的階段，他們不僅尚未成熟、自控力較弱，而且其行為極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 宋英輝：未成年人司法更多考慮的是，未成年人未來如何更好地融入社會，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的人。 宋英輝對比了多個國家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若以成年人的刑罰標準來處理未成年人，並以增進公共安全為目的，將他們送入監獄進行改造，通常會導致他們出獄後的再犯率與預期相悖。 正因如此，我國刑事領域對待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秉承的原則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讓罪錯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矯治，回歸社會，不再危害社會，是減少被害人和對社會公共利益最好的保護，也是少年法庭對待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理念。 在秦碩的回憶中，她本是抱著將持刀搶劫少年收監的想法出發，卻在深入調查了解時發現，在老師和同學們的評價中，佳佳不僅從來沒有劣跡行為，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甚至幾名受害大學生了解了前因後果，都寫了聯名信，希望秦碩能從輕處罰這個小朋友，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何「寬容而不縱容」？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蔡金芳講述，未成年犯罪有一個特點，好多人屬於二進宮、三進宮，重複犯罪，他們當時出現一種趨勢就是犯罪低齡化、手段成人化。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長寧法院的法官感覺到，如果和以往一樣，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成年人一樣的話，可能不利於根治未成年人犯罪。 1984年10月，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與兩位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專門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議庭，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分離，探索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理方式，注重犯罪原因的調查和教育疏導。這一改革，標誌著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年法庭的誕生。 緊隨其後，全國各地少年法庭、少年審判機構探索啟航。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也是探索的先行者。 區別於成人法庭威嚴的壓迫感，海澱法院少年法庭的U型法臺讓法官、公訴人、辯護人等圍坐在U型內部，未成年被告人坐在U型開口的一側，形成一種環抱的姿態。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就沿用至今的變形法臺，也是「圓桌審判」方式的起源，如今已發展為全國推廣的標準。 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在觸法涉罪未成年人中，一旦我們清楚了他們的成長背景和犯罪動機，社會公眾通常能夠理解為何法律要對他們網開一面。然而，同樣可不忽視的是，那些雖然佔比不高，但性質極為惡劣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往往引發公眾對法律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效力的質疑。 最高人民法院通報，2021至2024年，審結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殺人、重傷害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齡在12至13歲之間，被依法判處10至15年有期徒刑。2024年底，人民法院對未滿十四周歲邯鄲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屍案主犯依法頂格判處無期徒刑。 「訓誡幫教」 能否攔住滑向犯罪的「熊孩子」？ 17歲的子奇(化名)，因在某飯店打架鬥毆，造成人員傷害被警方抓獲。 子奇是未成年人，且監護人不在北京，按照北京市公安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執法流程，在來的路上，司法社工雷曉桐已做好準備，從子奇被帶進辦案中心開始，作為合適成年人，以臨時監護人角色，全流程陪同他完成案件辦理。 根據民警的前期調查和現場視頻監控記錄，子奇的行為已經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但他拒不承認打傷了人，還覺得自己被抓實在冤枉。 按照分級幹預的行為劃分，子奇輟學、飲酒的行為已經越過了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毆打他人已經升級到了違法的階段。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子奇的違法行為較輕，不用執行拘留措施。 看著子奇在審訊室裡不以為然，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未成年人案件審查中隊原中隊長李洋和同事們知道這個孩子並未意識到，他距離犯罪觸刑僅一步之遙。 子奇在審訊室呈現出的心態並不特殊，甚至可以說很普遍。與成年人案件辦理時需要更多展現出法律的威嚴不同，這些專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民警在審訊時，以「不施壓、不逼問、不強攻，重交流、重感化、重疏導」作為工作要求。而觸法涉罪少年們通常有他們的應對。 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開啟「訓誡幫教」試點，目標人群正是那些因不予處罰、肆無忌憚、反覆出現在公安執法視線中的問題少年。 子奇的案件走完不予處罰流程後，在這個專門設置的訓誡室裡，由司法社工陪同，民警對他進行了專門的訓誡教育，強調法律的嚴肅性。 這個被稱為「犯罪臨界預防機制」的訓誡措施，探索之初，只針對治安不予處罰的未成年人進行，如今，已經涵蓋所有未成年人觸法不予處罰的案件。訓誡，只是制度第一環節，被訓誡的未成年人將在司法社工的陪伴下，度過一個為期三個月至半年的幫教期。 李洋從事少年警務工作八年時間，因與太多「熊孩子」打交道，他的個人氣質都已經從「金剛怒目」轉化為「菩薩低眉」，有時候還多愁善感起來。 李洋：實際上我們現在最頭疼是14到16周歲的未成年人，這些人不觸及「八大罪」，也就是說小錯不斷、大錯不犯，他會利用自己未成年人身份去逃脫自己的罪責，會把自己罪責推到別人身上。 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僅在實施特定嚴重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八大罪」時才承擔刑事責任。 小敏(化名)第一次坐在審訊室李洋的對面時，年僅15歲，但她此前在各個區縣留下尋釁滋事、毆打他人的治安類違法前科多達20餘次。 李洋說，小敏自己很清楚，跟他說「我知道在14到16周歲，只要不觸犯『八大罪』，你們抓我當天就得放。」有一次李洋在抓獲她的時候，告訴她這個罪就叫搶劫，已經觸犯「八大罪」之一了，小敏說這叫尋釁滋事，在學校門口劫取少量財物，不叫搶劫。「後來我才發現實際上這些長期犯錯的青少年，他們開始懂法了，開始鑽法律的漏洞。」 從李洋的擔憂，可以透視當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工作的一個顯著的痛點。 2020年12月26日，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步完成新一輪大修，引入分級幹預的思路，將未成年人相關行為分為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兩類，嚴重不良行為又進一步細分，以便制定不同的幹預和矯治措施。 今年6月2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調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執行條件：對於14至16周歲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法執行拘留。同時，14至16周歲以及16至18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同樣可以依法執行拘留。以往這兩類未成年人通常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的情況，將在未來發生改變。 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通常發生在公安執法程序之前，當孩子的行為出現嚴重偏差，走上犯罪道路，背後往往存在一個出現了「問題」的家庭。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後，公檢法各部門都在探索辦理未成年人案件過程中，對家庭教育問題的關照辦法。 本文來源：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ID：cctvnewscenter)綜合《新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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