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阿拉爾：鹽鹼水養殖讓「內陸海鮮」俏銷全國
2025-10-29 23:22 4,439次浏览全省推行無堂食外賣聚集區組團式管理模式 無堂食外賣髒亂差？浙江有新解法 「點外賣優先選有堂食的商戶，沒堂食的髒亂差。」這句在消費者中廣為流傳的「經驗」，反映了無堂食外賣的現實問題。 為節省成本，無堂食外賣大多只有一個廚房檔口，經營場所隱蔽，缺乏顧客監督，易形成監管盲區，存在食品安全隱患。 據不完全統計，浙江省目前無堂食聚集區內有3000多家無堂食外賣檔口。面對這一新興業態的監管挑戰，今年7月，浙江首創的《無堂食外賣聚集區管理規範》團體標準正式實施，融合「政府引導+專業運營+平臺助力+商戶自治」，在全省推行無堂食外賣聚集區組團式管理模式，為行業規範發展提供了新思路。 農貿市場轉型「無堂食外賣聚集區」 走進杭州新天地農貿市場2樓的無堂食外賣聚集區，21家商戶門前亮證亮照，內部設施乾乾淨淨。各商戶的出餐口設計為上下兩層，外賣騎手可以直接在取餐口取餐，整個流程井然有序。 「這裡屬於傳統農貿市場轉型升級的無堂食外賣聚集區。」杭州市拱墅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東新市場監督管理所所長朱浩回憶，2023年，市場2樓只有寥寥幾個賣菜攤位，1樓則全是無堂食的外賣商戶。當時農貿市場的管理方只負責蔬菜攤位，卻不管理外賣商戶，外賣商戶環境髒亂差問題尤為突出。 對於外賣商戶而言，後廚衛生是重中之重。「但一些商戶生意好的時候沒空搞衛生，生意差的時候又沒心情搞衛生。」朱浩介紹道，為改變這一情況，2024年11月，市場2樓進行拆除改造，按食品加工的要求重新鋪設煙道、水電和下水，將菜攤調整到1樓，外賣搬到2樓，並在2樓專門開設小哥驛站，供外賣騎手休息、充電、淋浴等。 為有效改善市場環境，市場還將容易髒亂的物資集中起來。聚集區配套2個共享倉庫，存放預包裝食材，還配備1間共享粗加工間，商戶可以在智能水錶上插卡計量，殺魚洗菜。 「商戶們囤放材料原本需要佔用不少檔口面積，租金成本也隨之增加。共享倉庫的設立正好給檔口『減負』，讓他們能把更多精力放在經營上。」朱浩表示，從去年9月至今，當地街道的3個無堂食外賣聚集區沒有發生過一起顧客投訴，外賣訂單的平均響應時間也比其他區域快3分鐘。 規範化管理延長商戶生存周期 然而，要把零散的無堂食外賣集中起來管理，並非易事。浙江隨即引入第三方專業管理，由具備資質的機構承擔起聚集區的日常運營規範、衛生巡查、商戶協調等工作。位於拱墅區萍水街太合商業中心地下1樓的閃電廚房美食城，由餐飲管理公司建成並負責管理運營，入駐商戶也以知名連鎖品牌為主，已逐漸形成品牌餐飲外賣「衛星店」聚集區。 「以前我們更像『二房東』，只負責收房租。現在變成管理者，日常工作也大不相同，增加了巡查、消殺、消防安全檢查、食品安全培訓等內容。」閃電廚房甄選杭州區域負責人岑浩說道。 如今，閃電廚房美食城從多方面強化管理，線下建立了完善的食品追溯體系，主動收集商戶臺帳、督促做好進貨查驗，線上平臺也同步開通了「外賣在線」功能，消費者可以在後臺實時查看後廚情況。 「職責雖然多了，工作反倒輕鬆不少。」太合閃電廚房店長王婕深有感觸，「每周五我們都會下發培訓文件，普及相關知識。以前大家沒這個意識，現在通過培訓都能自覺做到了。」 規範化管理也顯著延長了商戶的生存周期。「開一家堂食店的成本，或許可以開十幾家外賣店。」岑浩告訴記者，無堂食外賣試錯成本低，市面上通常3個月就換一批商戶。「一年下來，11個出租檔口中七八個品牌都沒變動。」 良好的市場環境下，不僅有小商戶轉型做外賣，連鎖餐飲品牌為專注外賣業務也在設立輕量化門店。「我們希望借其成熟管理模式帶動其他商戶，並吸引更多優質商家入駐。」岑浩說。 讓監管透明化 「目前，無堂食外賣聚集區主要有改造提升型、品牌聚集型和新建示範型三種模式。其管理的核心都在於創新的『組團式』管理模式。」浙江省市場監督管理局餐飲處副處長邵慧群表示，打造「六統一」無堂食外賣聚集區，即統一檔口單獨辦證、統一設有管理人員、統一公示商家信息、統一檔口功能布局、統一公開後廚環境、統一設置小哥驛站。 浙江還引導外賣平臺主動參與無堂食外賣聚集區的建設和管理工作，通過提供政策支持、紅包補貼和流量傾斜等幫扶舉措，引導分散商戶向合規聚集區遷移，形成規模化組團管理效應。 同時，指導平臺方、外賣聚集區管理方及商戶、通信運營商等共同成立網絡餐飲自治聯盟，統一制定食品安全管理規範，建立自查和互查機制，互相借鑑經驗成果，形成「食安引領、服務融合、互促共贏」發展新格局。 據統計，浙江省共排摸出無堂食外賣聚集區161個，涉及無堂食外賣商家3040家。目前，已完成14個無堂食外賣聚集區規範化治理。預計年底前，浙江將通過「組團式」管理模式，規範一批、改造一批、淘汰一批，實現無堂食外賣聚集區的全面提升。 本報記者 鄒倜然《工人日報》(2025年08月05日 01版)
花上萬餘元報名費，就能讓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走T臺，成為朋友圈最靚的崽，不少家長為此心動。但光鮮背後，秀場裡閃爍的奢侈品標誌可能從未獲得品牌授權。近日，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借組織奢侈品牌走秀名義斂財的李某提起公訴。從釐清服務商標侵權的法律定性，到精準核查違法所得數額，再到穿透式審查確定犯罪主體，檢察官抽絲剝繭，讓這場童模走秀騙局水落石出。李某註冊成立某影視傳媒公司A公司，主營業務是與童模機構合作組織走秀活動。2023年至2024年間，在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情況下，李某組織多場含有奢侈品牌註冊商標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並收取報名費用。家長交的報名費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換來的是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亮相的機會。活動中，李某全程未獲品牌授權，卻在宣傳海報、活動現場大屏及社交平臺視頻中大肆使用奢侈品牌Logo。直到2023年12月，D品牌發來律師函，李某才停用該品牌Logo，但仍繼續使用其他品牌商標。2024年4月，G商標品牌權利人報案，李某的侵權行為浮出水面。同年8月，李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後主動投案。商標主要分為商品商標和服務商標。商品商標用於標識和區分有形商品的生產者或經營者，例如第25類的服裝鞋帽，保護對象針對實體商品。服務商標則用於識別服務的提供者，例如第41類教育娛樂，保護對象指向無形服務。根據2021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服務商標已被正式納入刑法保護範疇。本案偵查初期，承辦檢察官在提前介入查核走秀活動侵權事實過程中，發現在李某自行主辦的走秀活動中，其直接使用涉案品牌Logo進行宣傳並收取費用的行為，可能構成對註冊服務商標的侵權，具體侵犯哪一類商標權，需要進一步審慎核查。根據我國商標法規定，凡在我國合法註冊且處於有效期內的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的商標專用權均受法律保護。據此，檢察機關當即建議公安機關重點核查涉案品牌在上述服務類別上的商標註冊情況及有效期限。經查證，涉案的奢侈品牌均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服務上註冊了服務商標，其中有2個註冊商標的有效期完整覆蓋了李某舉辦侵權活動的全部期間，另有1個商標的註冊有效期僅涵蓋部分走秀時段。隨著商標權屬及效力問題的釐清，案件事實逐漸清晰。李某在未經奢侈品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組織的童模走秀活動中，擅自使用上述品牌的註冊商標開展走秀服務，刻意營造與品牌相關的商業氛圍，以此吸引參與者並收取費用，其行為已構成對上述3個奢侈品牌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上服務商標專用權的侵害，若情節嚴重，可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此外，鑑於童模走秀活動涉及到未成年人，承辦檢察官在辦案中特別關注未成年人權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檢察官根據提取的活動資料及家長證言，重點核查活動時長強度、場地安全條件等要素，未發現未成年參與者休息權、受教育權、人格尊嚴權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在明確李某的行為侵犯服務商標後，如何精準認定違法所得數額，是判定情節是否嚴重的關鍵，也是檢察官面臨的又一難點。為查清事實，承辦檢察官積極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取證工作。一方面，依法調取A公司註冊信息、涉案品牌服務商標註冊證明、品牌走秀視頻等基礎證據；另一方面，將電子證據提取固定作為重點，同時聯繫參與童模走秀的家長核實具體情況。「報名費都是通過培訓機構統一支付的」「每次走秀活動包含品牌走秀和普通走秀，品牌走秀是指奢侈品牌服裝展示，普通走秀不含這些品牌，兩者交叉進行」……家長的陳述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線索。經審查證據查明，參與李某所辦走秀活動的家長將費用交至培訓機構，再由培訓機構轉入李某公司或其個人帳戶，而李某舉辦普通走秀與未經授權開展品牌活動的資金均轉入上述帳戶。如何剝離李某舉辦普通走秀的合法收入，精準鎖定李某侵權活動的違法所得，成為新的難題。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際，承辦檢察官從李某被扣押的電腦中提取到一份人員參加情況表，表格行數存在明顯跳躍、並非連續排列的異常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消失」的行是否隱藏著關鍵信息？帶著疑問，檢察官嘗試點擊「取消隱藏」功能，一份詳盡記錄隨即赫然顯現——其中不僅完整登記了所有參與走秀兒童的身份信息、報名機構、收款方式及酒店登記情況，更通過備註清晰標註了報名類型：部分兒童僅參與品牌走秀，部分僅參與普通走秀，另有部分參與「套餐活動」即同時參與品牌秀與普通秀，且表格中還詳細列明了各類報名對應的具體繳費金額。為核實數據真實性，承辦檢察官立即聯繫相關兒童家長，確認其實際支付的活動費用與表格記錄完全一致，表格數據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得到進一步印證。承辦檢察官以此為依據，要求鑑定機構對涉案報名服務費收入重新審計，明確剔除套餐中單獨參與普通走秀的費用，並在扣除相關產品成本後，精準核算違法所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假冒服務商標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需滿足以下條件：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假冒兩種以上註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在三萬元以上。該解釋同時明確，通過收取服務費、會員費、廣告費等方式營利的，所收費用應認定為「違法所得」；計算假冒服務商標的「違法所得數額」時，需扣除該項服務中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承辦檢察官在最新審計結果基礎上，嚴格扣除活動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同時剔除個別品牌商標不在保護期內的兩次品牌走秀費用，最終確認李某的違法所得共計11萬餘元。1月，靜安公安分局將李某及其設立的A公司移送靜安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查，李某在明知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的情況下，組織多場含相關品牌元素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其行為已涉嫌假冒註冊商標罪，相關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然而，A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成為承辦檢察官審查本案的又一焦點。承辦檢察官對全案事實證據進行細緻審查後，發現A公司存在多項不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的情形：一是組織架構虛化，除李某外僅一名設計師，案發前僅有一兩名銷售人員且無固定工資，難以認定為具備完整單位職能的組織；二是財產高度混同，李某雖以A公司名義租借場地、使用對公帳戶對外付款，但收取報名費時對公帳戶與個人帳戶混用，A公司收入與個人財產界限模糊；三是主營業務違法，A公司成立後，主要經營活動即為舉辦各類兒童時裝走秀，其中大部分涉及侵犯服務商標；四是違法所得歸個人支配，A公司違法收益實際由李某個人掌控使用。承辦檢察官指出，A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違法所得歸李某個人所有，不符合單位犯罪的認定條件，應以個人犯罪論處。李某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之規定，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日前，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被告人李某依法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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