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故事丨青山變「金」山 習近平與三棵杉樹的故事
2025-10-22 14:50 5,374次浏览蘭州8月7日電 (艾慶龍 黃若愚)一條公路能有多美？當甘肅省臨夏州的沿太子山旅遊大通道躋身全國第一批交旅融合發展典型案例，這個問題有了明晰的答案。從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交界地帶，到串聯起4縣28個鄉鎮的286公裡「黃金線」，這條公路不僅讓「西北荒涼」的刻板印象被青山綠水顛覆，更以「路通、景活、民富」的蛻變軌跡，成為全國鄉村通過交通升級激活內生動力的縮影。 故事的起點，是2016年臨夏州官方的一次嘗試。當時，該地西南山區民眾出行難題亟待破解，文旅產業開發也需破局，臨夏州旅遊扶貧大通道應運而生。歷經數年攻堅，臨夏縣段、和政縣段、積石山段、康樂縣段先後通車。 如今，更名為沿太子山旅遊大通道南起蓮花山、北至大河家，覆蓋28個鄉鎮、4個國有林場，串起100餘處景點，更獲評全國第一批交旅融合發展典型案例。 蝶變的密碼，藏在臨夏州和政縣羅家集鎮三岔溝村的變遷裡。 三岔溝村因三條匯泉成溪的山溝得名，當地人稱「三龍戲珠」。這裡漫山野花滋養出優質蜂蜜，蕨菜等野菜遍布，還有冬蟲夏草、當歸等名貴中藥材，這些深山寶貝曾因路偏人稀無人識。 沿太子山旅遊大通道貫通後，工作人員動員村民整治環境、清退亂象，利用閒置房屋開辦農家樂，將野菜、蜂蜜等特色食材端上遊客餐桌；同時請來技術員指導，依託當地野花資源打造蜜蜂養殖產業帶，讓蜂蜜和中藥材借著旅遊發展的東風走進了都市市場。 「現在村裡可熱鬧了，周末和節假日的農家樂常是一房難求。」談及當下，三岔溝村村民王增榮滿臉自豪。曾經藏在深山的小村，如今已成遠近聞名的鄉村旅遊熱門地。 航拍視角下的沿太子山旅遊大通道和政段。(資料圖)臨夏州文旅局供圖 三岔溝村的蛻變並非孤例。臨夏州臨夏縣的新發村，曾與三岔溝村面臨相似困境，道路建成通車後，這裡成了都市人逃離喧囂、親近自然的優選之地，如今已是省級鄉村旅遊示範村。 這條路的「魔力」，不止於串聯風景。作為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交界的山水大觀園，它被坊間譽為「甘肅最美自駕風景道」，沿線6處4A級、5處3A級、2處2A級景區星羅棋布，明代土門關等24關、清代「河州八景」中的三景散落其間，歷史底蘊與自然之美在此交織。 粵港澳大灣區攝影師林穎軒曾以為西北只有黃土高坡，行至此處時，感到震撼。他說，聽蟲鳴鳥叫，看滿天繁星，完全符合對浪漫的想像。 如今，在沿太子山旅遊大通道沿線，露營基地隨處可見，廣東、四川、陝西、寧夏、青海等地的車輛整齊停放；餐飲企業在附近設冷鏈點，讓遊客隨時能嘗鮮。每逢節假日，它都是文旅部門的「必推款」。 沿太子山旅遊大通道臨夏縣段民宿區。(資料圖)邱靜言 攝 從蘭州出發，經蘭海高速、烏瑪高速駛向臨夏的車輛，在太石服務區加油時需排隊進入；定製客運網約平臺「快點出發」APP的數據顯示，暑期以來，從蘭州中川機場、蘭州西客站、蘭州火車站下單轉乘商務車前往臨夏的旅客，日均超6000人次……這些場景與數據，共同印證了臨夏旅遊持續走熱的真實態勢。 臨夏州文旅局局長馬建霖接受專訪時表示，將在沿太子山旅遊大通道、環炳靈湖沿線，合理布局民宿、農家樂、自駕及露營營地，推動旅遊與多產業深度融合，發展親子研學、生態度假等業態及線上演播、沉浸式體驗等新業態。 據悉，近些年，臨夏州打造了沿太子山旅遊大通道、環炳靈湖兩條旅遊環線，突出以世界地質公園、炳靈寺世界文化遺產旅遊區、沿山環庫三大景區建設，推出「七大主題」旅遊線路，構建起「全域都是景、處處皆可遊」的大旅遊格局。 2024年，臨夏州官方提出，依託沿太子山旅遊大通道打造和美鄉村經濟帶、民俗風情大景區。 這條曾肩負扶貧使命的公路，從規划起就承載著民眾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它衝破山川阻隔，在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交界地帶蜿蜒伸展。如今，它用286公裡的長度向每位遊客證明，大西北的精彩，遠不止於想像。(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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