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部：工業園區水汙染防治仍然任重道遠
2025-10-27 22:07 2,576次浏览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大力推進理論探索和創新，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經濟工作是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經濟工作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大任務。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在經濟領域的集中體現。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內涵上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外延上借鑑和超越了西方經濟學，是立足國情、放眼世界、引領未來的科學理論，為我們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科學指引。作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權威教材，《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收入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1月至2024年12月期間關於經濟建設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為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指明了正確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習近平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批判繼承歷史上經濟學特別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成果，通過對人類經濟活動的深入研究，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寧把政治經濟學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毛澤東同志先後4次集中研讀《資本論》，多次主持專題研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鄧小平同志評價《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說：「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基於改革開放後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的偉大實踐，原創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刻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從未遇到過的許多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這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生產關係，雖然其在研究生產關係時也必然要聯繫生產力和上層建築，但並未在經濟學意義上建立起關於生產力的完整理論體系。應當看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如果只限於生產關係，而不進入生產力領域，會使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範圍和領域越來越窄，對中國經濟的解釋能力及指導作用越來越小。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結合新的時代要求構建新的生產力理論。 早在1997年，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時，就在《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中指出：「文章中所闡述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始終閃爍著真理的光輝，在近一個半世紀中，一直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認識、改造世界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重要思想武器。當然，由於受歷史條件的局限，馬克思對社會發展特別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原理不可能闡述得盡善盡美，我們當前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正在對此進行補充和完善」「馬克思在研究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時，雖然始終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但在考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時，重點是放在生產關係方面的」。 在這篇文章中，他進一步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偉大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特別是對《序言》中所揭示的一些基本原理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和創新」。其中，對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原理的認識的新突破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對生產力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認識；二是對生產力內在構成與發展重點的認識有了新突破；三是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內在結構與變化的認識有了新突破。 《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的多篇文章結合新時代的創新實踐，對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概括，尤其是對構建新的生產力理論作出深刻論述。比如，《依法規範和引導我國資本健康發展，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指出：「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理論研究，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促進各類資本良性發展、共同發展，發揮其發展生產力、創造社會財富、增進人民福祉的作用」；《什麼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對新時代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實踐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進行了總結概括，強調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指出：「紮實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指出：「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等等。 新質生產力不是一個機械的靜態概念，也不是幾種具體的產業與特定的技術類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揭示了先進生產力是如何不斷湧現的。具體來看，產業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載體，以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為最小組成元素。在給定人類社會可用的科學知識條件下，一個經濟體的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內生決定了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決定了這些產業所用技術組成的生產結構。生產要素的積累和比較優勢的形成，為開展創新活動提供了條件，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生產力發展，進而推動生產關係變革、上層建築完善，以及整個社會發展進步。同時需要看到，隨著社會發展進步，一個經濟體可用的科學知識是可變的。當給定的可用的科學知識所蘊含的生產力被生產結構充分利用的同時，也需要投入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以進行科學知識的研究和探索。這將拓展科學知識範圍、深化對科學技術的認識。這一過程進一步為生產結構升級、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新的可能性邊界。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只討論在給定生產力邊界條件下調整生產關係來釋放生產力，而不討論如何推動生產力邊界拓展的理論局限進行了突破與創新，在學理上形成了能夠對包括產業和技術結構、基礎設施結構、制度結構等如何決定一個經濟體生產力發展進行解釋的理論體系，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 習近平經濟思想緊扣我國發展階段，彰顯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 習近平總書記在《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指出，這一思想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性概括，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習近平經濟思想深深紮根於我國國情沃土，緊扣我國發展階段，既回應了我國發展的現實問題，又貢獻了人類實現現代化的新方案，彰顯經濟學的中國特色，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 緊扣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而且是需要劃分為不同歷史階段的過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實踐，基於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深刻把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形成於發展較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難以解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實踐，更無法為我國改革發展提供指導。 比如，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線性推進的，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工業文明到數字文明的轉型依次展開。西方經濟學中的「工業化理論」「城市化模型」等，都是基於單一階段的經驗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呈現出「時空壓縮」特徵：在短短幾十年內，既要完成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又要同步推進數位化、綠色化轉型；既要解決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中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又要應對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中的環境約束問題；既要補齊傳統產業的「短板」，又要搶佔新興產業發展的「先機」。這種多重轉型疊加的特殊階段，使中國面臨的發展任務遠比西方單一階段複雜。西方經濟學無法應對中國「多階段任務同步推進」的現實挑戰。 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紮實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並把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貫穿新型工業化全過程、注重在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同時加快經濟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等，打破了西方「先汙染後治理」「先工業化後信息化」的線性教條，走出了跨越式發展道路。 又如，西方經濟學的許多理論是建立在中小規模國家發展經驗基礎上的，往往忽視國家規模對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我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國家，人口總量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要實現的任何人均指標，乘以14億多，都將成為巨大挑戰。比如，隨著我國糧食需求剛性增長，端牢中國飯碗的壓力仍然較大；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創造新增就業崗位必須付出更大努力；等等。這種超大規模難題，在西方經濟學理論庫中找不到答案。 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發揮我國規模優勢，提出一系列原創性思想：立足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通過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釋放內需潛力，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在重大工程、核心技術攻關領域實現突破；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增強創新發展動力，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系統，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等等。這些實踐突破了西方「小政府、大市場」的治理教條，展現出大國治理智慧。西方經濟學無法理解這種「大國發展邏輯」，更無法提供應對超大規模難題的方案。 再如，西方經濟學在解釋制度變遷時，要麼主張市場自發秩序，要麼推崇「休克療法」式激進改革。這些都無法對我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作出科學解釋。在實踐中，一些國家照搬西方「休克療法」陷入困境，教訓十分深刻。 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必須把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等，指引我國成功續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蹟」新篇章，避免了完善體制機制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社會風險。 彰顯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經濟制度是經濟關係在制度上的反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生產關係在制度上的體現。我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創造的發展奇蹟，源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這一奇蹟的密碼，在於對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的深刻把握、堅持與發展。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守正創新的基礎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彰顯了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所有制結構上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我們國家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又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把經濟社會發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齊心協力來幹，眾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等等。 在實踐中，我國推動形成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格局，國有企業在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發揮「壓艙石」作用，在重大戰略實施、公共服務提供中承擔主體責任；民營企業在創新創造、吸納就業、活躍市場等方面展現出強大活力，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從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增強國有資本控制力到減稅降費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從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不同所有制資本交叉持股到出臺實施民營經濟促進法，這些創造性實踐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打破了西方經濟學中「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對立」的教條，也打破了西方經濟學將公有制視為「效率低下」甚至將其排除在市場經濟的理論框架之外的誤區。在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時，這種多元所有制結構的優勢尤為顯著。國有企業在疫情防控、搶險救災中衝鋒在前，民營企業在穩定產業鏈、保障民生供給中積極作為，形成了共克時艱的強大合力，這是西方私有制主導的經濟制度難以實現的制度效能。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資源配置上是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形成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獨特的資源配置機制，既避免了市場失靈的弊端，又克服了政府干預的低效。這種機制創新在實踐中展現出強大生命力。在微觀層面，通過深化價格改革、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等舉措，讓市場信號引導資源流向高效領域，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在中觀層面，通過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的精準引導，推動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在宏觀層面，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防範系統性風險，保持經濟穩定運行。 從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到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維護市場秩序，從設立科創板支持科技創新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補齊發展短板，這些開創性實踐打破了西方經濟學中長期存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與「政府干預理論」二元對立和「市場與政府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解決了西方經濟學未能解決的市場效率與政府作用的兼容問題。特別是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我們統籌發揮政府和市場作用，既通過政府主導的精準扶貧方略增強脫貧攻堅的針對性，又通過市場機制激發貧困地區的內生動力，提升脫貧攻堅的整體效能，確保脫貧質量，最終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奇蹟，這是西方單一的資源配置方式無法達成的發展成就。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發展目標的價值取向上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人民至上為根本立場，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強調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設，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而誕生於資本主義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經濟學，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還是新自由主義的「產權明晰」理論，都服務於維護私有制絕對主導的制度邏輯，其理念滲透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難以解決發展中的公平問題，導致許多西方國家陷入「貧富分化」的困境。反觀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從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同時強調先富帶後富、幫後富的實踐路逕到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體系，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到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從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到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我國始終將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作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打破了西方經濟學「效率與公平不可兼得」的斷言，讓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共同富裕不斷取得新成效，成為我國經濟制度價值優勢的集中體現。 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跨越，充分證明了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決定了理論指導的獨特性。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不是否定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而是要打破教條束縛，從中國經濟制度的實際出發總結規律、創新理論。 習近平經濟思想既紮根於中國制度土壤，又回應了人類對更好發展制度的探索，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下，我國經濟實力實現歷史性躍升，國內生產總值連上新臺階，2024年超過13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2012年的6300美元上升到2024年的超過1.3萬美元，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這一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問題導向，聚焦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形成了與時俱進的方法論體系。例如，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指出「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在《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著力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強調「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等等，為我們在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下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清晰的路徑和方法。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在激烈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的關鍵所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清晰的路徑和方法。 在創新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實現高質量發展要靠科技創新培育新動能。我國持續加大科技研發投入，2024年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68%，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重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湧現，「嫦娥」奔月、「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奮鬥者」號全海深載人潛水器等取得突破性成果，5G通信、高鐵、特高壓輸電等技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斷強化，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快速增長，創新型企業集群加速形成。 在協調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注重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我國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強區域合作與協同發展，推動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性不斷增強。 在綠色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要求協同推進降碳、減汙、擴綠、增長。我國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持續優化能源結構，清潔能源消費佔比不斷提高，煤炭消費比重持續下降；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空氣品質優良天數比例穩步提升，地表水水質總體良好，森林覆蓋率不斷提高；推動綠色產業蓬勃發展，節能環保、新能源、生態修復等領域成為經濟增長新亮點。 在開放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倡導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我國積極拓展對外經貿合作，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更加密切，貿易結構不斷優化，貿易夥伴多元化格局進一步鞏固，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吸引外資規模不斷擴大，外資利用質量和水平顯著提高；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多邊貿易體制改革和完善，堅定維護自由貿易。 在共享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國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不斷加大民生領域投入，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就業質量穩步提升，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是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康莊大道。作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科學應對重大風險挑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銳利思想武器，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我國現有人口和勞動力規模足夠龐大，人口綜合紅利仍然具有明顯優勢，要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打造高素質人力資源，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我國把「投資於物」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持續加大教育投入，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推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培養造就了大批高素質人才，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撐；同時，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完善養老服務體系，發展銀髮經濟，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我國不斷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促進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同時，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既要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也要精神財富極大豐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強，要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我國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生態環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實踐路徑。我國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美麗家園。 在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多邊合作，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實現與共建國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理論升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依然面臨不少風險挑戰，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經濟思想，利用好發展機遇、潛力和優勢，鞏固拓展經濟回升向好勢頭，不斷推動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紮實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本文系全國政協辦公廳「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研究」課題成果) 林毅夫 《 人民日報 》( 2025年08月12日 09 版)
「抓我當天就得放」，對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做到「寬容不縱容」？ 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牽動著全社會的關注。近年來，每當低齡、惡性、暴力犯罪出現，關於「法律該不該嚴懲罪錯少年？」「未成年人保護原則與打擊犯罪的刑罰目標該如何權衡？」等一系列公共討論，總能掀起一輪又一輪的輿論聲浪。 這背後透視出，社會大眾對少年司法的根本理念還未能達成。就連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碩，也是在經歷了懷疑的迷霧後，才獲得了內心的確認。 少年搶劫： 並非缺錢 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秦碩接手的第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高中生佳佳(化名)進入一所大學校園裡持刀搶劫。在起訴前，佳佳已被取保候審。如此嚴重的犯罪行為，卻因為未成年人身份而即將採取相對溫和的強制措施，新任少年法庭法官秦碩對此持懷疑態度。 在成為少年法庭法官之前，秦碩已經有了十多年的刑事審判經驗，對於嚴重的暴力性犯罪，在量刑時必須嚴格把控從輕、減輕的量刑幅度。然而，看見這個持刀搶劫的少年後，秦碩困惑了。 秦碩回憶起與佳佳見面時的場景：「他一進來，白襯衫、淺色牛仔褲、白運動鞋，高高瘦瘦。當時你就會發現，這是個搶劫犯？這不可能，他能搶誰？」 17歲的佳佳如實供述了自己搶劫的行為。佳佳說，他搶劫不是因為缺錢，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有一天佳佳回家正在看電視。媽媽對他說：「別看了，馬上高考了。高考完你就18歲了，18歲以後沒人養你，你得靠自己。」 就因為這句話，當天晚上，佳佳從家裡廚房拿了把刀，找到離他家最近的一所大學，在樹蔭裡等著。有個大學生路過，他拿著刀走過去說：「你給我200元錢，把手機留下。」他說，自己想證明給媽媽看，不好好學習也能活著。他還認為，只要不傷害對方，就不構成犯罪。 佳佳的犯罪動機乍聽上去令人哭笑不得，但與公眾直覺相反，在專業人士的眼中，可以從中讀出未成年人犯罪有別於成年人犯罪、應該予以特殊處置的內在邏輯。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少年司法專委會主任宋英輝分析，這正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不計後果，用很極端的手段。 未成年人正處於一個充滿變化和成長的階段，他們不僅尚未成熟、自控力較弱，而且其行為極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 宋英輝：未成年人司法更多考慮的是，未成年人未來如何更好地融入社會，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的人。 宋英輝對比了多個國家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若以成年人的刑罰標準來處理未成年人，並以增進公共安全為目的，將他們送入監獄進行改造，通常會導致他們出獄後的再犯率與預期相悖。 正因如此，我國刑事領域對待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秉承的原則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讓罪錯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矯治，回歸社會，不再危害社會，是減少被害人和對社會公共利益最好的保護，也是少年法庭對待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理念。 在秦碩的回憶中，她本是抱著將持刀搶劫少年收監的想法出發，卻在深入調查了解時發現，在老師和同學們的評價中，佳佳不僅從來沒有劣跡行為，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甚至幾名受害大學生了解了前因後果，都寫了聯名信，希望秦碩能從輕處罰這個小朋友，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何「寬容而不縱容」？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蔡金芳講述，未成年犯罪有一個特點，好多人屬於二進宮、三進宮，重複犯罪，他們當時出現一種趨勢就是犯罪低齡化、手段成人化。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長寧法院的法官感覺到，如果和以往一樣，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成年人一樣的話，可能不利於根治未成年人犯罪。 1984年10月，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與兩位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專門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議庭，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分離，探索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理方式，注重犯罪原因的調查和教育疏導。這一改革，標誌著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年法庭的誕生。 緊隨其後，全國各地少年法庭、少年審判機構探索啟航。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也是探索的先行者。 區別於成人法庭威嚴的壓迫感，海澱法院少年法庭的U型法臺讓法官、公訴人、辯護人等圍坐在U型內部，未成年被告人坐在U型開口的一側，形成一種環抱的姿態。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就沿用至今的變形法臺，也是「圓桌審判」方式的起源，如今已發展為全國推廣的標準。 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在觸法涉罪未成年人中，一旦我們清楚了他們的成長背景和犯罪動機，社會公眾通常能夠理解為何法律要對他們網開一面。然而，同樣可不忽視的是，那些雖然佔比不高，但性質極為惡劣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往往引發公眾對法律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效力的質疑。 最高人民法院通報，2021至2024年，審結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殺人、重傷害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齡在12至13歲之間，被依法判處10至15年有期徒刑。2024年底，人民法院對未滿十四周歲邯鄲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屍案主犯依法頂格判處無期徒刑。 「訓誡幫教」 能否攔住滑向犯罪的「熊孩子」？ 17歲的子奇(化名)，因在某飯店打架鬥毆，造成人員傷害被警方抓獲。 子奇是未成年人，且監護人不在北京，按照北京市公安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執法流程，在來的路上，司法社工雷曉桐已做好準備，從子奇被帶進辦案中心開始，作為合適成年人，以臨時監護人角色，全流程陪同他完成案件辦理。 根據民警的前期調查和現場視頻監控記錄，子奇的行為已經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但他拒不承認打傷了人，還覺得自己被抓實在冤枉。 按照分級幹預的行為劃分，子奇輟學、飲酒的行為已經越過了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毆打他人已經升級到了違法的階段。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子奇的違法行為較輕，不用執行拘留措施。 看著子奇在審訊室裡不以為然，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未成年人案件審查中隊原中隊長李洋和同事們知道這個孩子並未意識到，他距離犯罪觸刑僅一步之遙。 子奇在審訊室呈現出的心態並不特殊，甚至可以說很普遍。與成年人案件辦理時需要更多展現出法律的威嚴不同，這些專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民警在審訊時，以「不施壓、不逼問、不強攻，重交流、重感化、重疏導」作為工作要求。而觸法涉罪少年們通常有他們的應對。 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開啟「訓誡幫教」試點，目標人群正是那些因不予處罰、肆無忌憚、反覆出現在公安執法視線中的問題少年。 子奇的案件走完不予處罰流程後，在這個專門設置的訓誡室裡，由司法社工陪同，民警對他進行了專門的訓誡教育，強調法律的嚴肅性。 這個被稱為「犯罪臨界預防機制」的訓誡措施，探索之初，只針對治安不予處罰的未成年人進行，如今，已經涵蓋所有未成年人觸法不予處罰的案件。訓誡，只是制度第一環節，被訓誡的未成年人將在司法社工的陪伴下，度過一個為期三個月至半年的幫教期。 李洋從事少年警務工作八年時間，因與太多「熊孩子」打交道，他的個人氣質都已經從「金剛怒目」轉化為「菩薩低眉」，有時候還多愁善感起來。 李洋：實際上我們現在最頭疼是14到16周歲的未成年人，這些人不觸及「八大罪」，也就是說小錯不斷、大錯不犯，他會利用自己未成年人身份去逃脫自己的罪責，會把自己罪責推到別人身上。 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僅在實施特定嚴重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八大罪」時才承擔刑事責任。 小敏(化名)第一次坐在審訊室李洋的對面時，年僅15歲，但她此前在各個區縣留下尋釁滋事、毆打他人的治安類違法前科多達20餘次。 李洋說，小敏自己很清楚，跟他說「我知道在14到16周歲，只要不觸犯『八大罪』，你們抓我當天就得放。」有一次李洋在抓獲她的時候，告訴她這個罪就叫搶劫，已經觸犯「八大罪」之一了，小敏說這叫尋釁滋事，在學校門口劫取少量財物，不叫搶劫。「後來我才發現實際上這些長期犯錯的青少年，他們開始懂法了，開始鑽法律的漏洞。」 從李洋的擔憂，可以透視當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工作的一個顯著的痛點。 2020年12月26日，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步完成新一輪大修，引入分級幹預的思路，將未成年人相關行為分為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兩類，嚴重不良行為又進一步細分，以便制定不同的幹預和矯治措施。 今年6月2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調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執行條件：對於14至16周歲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法執行拘留。同時，14至16周歲以及16至18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同樣可以依法執行拘留。以往這兩類未成年人通常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的情況，將在未來發生改變。 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通常發生在公安執法程序之前，當孩子的行為出現嚴重偏差，走上犯罪道路，背後往往存在一個出現了「問題」的家庭。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後，公檢法各部門都在探索辦理未成年人案件過程中，對家庭教育問題的關照辦法。 本文來源：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ID：cctvnewscenter)綜合《新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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