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整把濟南圍了個圈兒,只有北邊缺著點口兒。」老舍筆下的老城濟南,坐臥於重疊的群山間,宛若被放在搖籃裡。在「籃邊」連綿的山脈中,有一座山格外特殊,它透著一股英雄氣。 航拍濟南英雄山。濟南革命烈士陵園供圖 這座山距離濟南老城南門約四華裡,曾得名「四裡山」,如今,人們更習慣稱它為「英雄山」。這一轉變要從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首次視察濟南說起。 翻開1952年的歷史檔案,山東省委黨史研究院研究二處一級主任科員周春燕介紹道,這一年10月26日,毛澤東主席乘專列到濟南視察,同中共中央山東分局負責同志談話,聽取山東工農業生產和發展地方工業等情況的匯報。第二天(27日),主席登臨濟南市南郊四裡山憑弔黃祖炎烈士。 1952年,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在英雄山上向毛澤東主席匯報工作。官方部門供圖 黃祖炎是江西省南康縣人,上世紀30年代曾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任文書科長,以秘書身份協助主席工作,與主席結下深厚情誼。之後他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徵,並在全民族抗戰爆發後,從延安南下參加新四軍。 1948年,黃祖炎被調到渤海軍區負責政治部工作。1951年,時任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黃祖炎,在出席軍區某會議時遭反革命分子槍擊,不幸犧牲,年僅43歲。 「祖炎是個好同志,對黨忠誠,辦事認真,能文能武。他跑完了艱苦的長徵路,經過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沒有倒下,卻遭反革命分子槍殺。我們必須嚴防反革命分子的報復,切不可疏忽大意,認為天下太平無事。」毛澤東在憑弔黃祖炎烈士時表示。 「毛主席對黃祖炎被刺殺事件非常重視,在一個月時間內,先後作過三次批示。」周春燕說,登山時,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也向主席介紹到山上還埋著解放濟南戰役中犧牲的部分烈士,並準備把其他地方烈士墓也遷移過來,建一個烈士陵園。 濟南革命烈士陵園烈士墓區。濟南市市中區融媒體中心供圖 毛澤東聽後感慨說:「好啊,真是青山處處埋忠骨,有這麼多的英烈長眠在這裡,四裡山就成英雄山了。」 一句飽含深情的話,讓這片埋葬著英魂忠骨的山脈,自此有了一個盪氣迴腸的名字——英雄山。 濟南英雄山。李鋒 攝 16年後,革命烈士紀念塔落成。毛澤東在1949年親筆題寫的「革命烈士紀念塔」七個金字,鐫刻在英雄山巔的紀念塔上。 革命烈士紀念塔。濟南革命烈士陵園供圖 現在,濟南革命烈士陵園烈士墓區安葬革命烈士1900餘名,大多數為濟南戰役犧牲烈士,抗日英烈有30餘名。中共一大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山東黨組織的創建者和早期領導者王盡美、鄧恩銘,原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劉謙初等革命烈士均長眠於此。 濟南革命烈士陵園烈士墓區。濟南市市中區融媒體中心供圖 據濟南革命烈士陵園烈士褒揚和史料編纂部主任周光濤介紹,在陵園安葬的抗日英雄中,武跡滄、汪洋、韓明柱、黃驊等人的事跡為人們所熟知。其中,武跡滄是濟南人,與兩個弟弟武中奇、武思平,被後人傳頌為「武氏三傑」。 據史料記載,1937年,日軍侵佔濟南後,武跡滄奉命留濟搜集日軍情報,籌措抗日經費和物資,從事黨的聯絡工作。1938年初,武跡滄和兩個弟弟共同參加徂徠山抗日武裝起義,成為地下黨組織工作的中堅力量。同年,武跡滄被派往膠東區黨委統戰部工作;1939年3月,他在與日軍戰鬥中英勇犧牲。 武跡滄烈士之墓。濟南革命烈士陵園供圖 英雄山上,聳起一座座豐碑,無聲訴說著那些浴血奮戰、浩氣長存的革命故事。 令人痛心的是,許多烈士為革命英勇獻身後,因戰事吃緊,被就地掩埋,捧土為墓,削木為碑,沒能留下姓名。他們的墓碑長期安放在陵園,但沒有標識身份。 「陵園內還有無名烈士600多名。從2021年起,我們不斷在幫他們尋找『回家的路』。」周光濤說,他們專門成立濟南革命烈士尋親中心,組建尋親工作專班,運用DNA鑑定比對技術為無名烈士尋親。截至目前,中心共開展20次實地尋訪,行程近10萬公裡,已為250名在濟南戰役中犧牲的無名烈士成功找到親人,讓無名烈士變成有名英雄。 在接受記者採訪的當天,周光濤和同事們仍在為無名烈士尋親奔走。 今年6月,濟南市退役軍人事務局第二十次為濟南戰役無名烈士實地尋親。濟南革命烈士陵園供圖 盛夏時節,英雄山更顯巍峨蒼翠,層層疊疊的綠浪環繞著英雄的豐碑,民眾絡繹不絕地拾級而上,緬懷先烈。這座山承載的紅色記憶,已深深嵌入城市肌理。 立於山頂,俯瞰山下,入目皆是孩童奔跑歡笑、老人休閒健身的身影。這平安盛世,如革命先輩們所願。 作者:趙曉 編輯:梁靜 審校:魏園 責編:宋方燦 (微信公眾號)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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