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崇州元通古鎮南岸景區14#地塊項目（一期）通過第一批次主體結構驗收
2025-10-27 01:00 7,817次浏览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當我們回望那段烽火歲月，重走抗戰路，地處湖南長沙的嶽麓山，絕對是一座不可繞過的精神地標。 位於嶽麓山腳下的嶽王亭，系抗戰期間湖南省國民政府為昭示民眾投身抗日運動而建。傅煜 攝 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期間，中國軍隊與侵華日軍在長沙為中心的第九戰區進行了4次大規模的激烈攻防戰，即三次長沙會戰和一次長衡會戰。特別是三次長沙會戰，中國軍隊擊斃擊傷日軍約10萬餘人，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 麓山忠烈祠內展示的長沙會戰歷史圖片。傅煜 攝 在中國抗戰史上，長沙會戰是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取得的重大勝利，不僅沉重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更提升了中國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 嶽麓山抗戰文化園內的指示牌。傅煜 攝 抗戰時期，橫亙於湘江西岸的嶽麓山，因「與長沙城隔江相望，對長沙有瞰制之利」的特殊地勢，成為長沙會戰的核心陣地。而今，這裡仍保留著眾多抗戰遺蹟及紀念建築，無聲訴說著那段血與火的歷史。 嶽麓山頂，雲麓宮旁，一塊正面篆刻「長沙會戰碑」五字的青石碑，豎立於六角亭內。 長沙會戰碑。楊華峰 「1939年9月，日寇以18萬之眾，兵分六路進攻長沙......」這塊立於1948年的石碑碑文，記述了第一次長沙會戰期間，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九戰區全體將士奮勇抗日的悲壯事跡。 陸軍第七十三軍第七十七師紀念碑。傅煜 攝 當時，時任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嶽指揮5個集團軍共約20萬人，採取「後退決戰，爭取外翼」的作戰方針迎擊，並最終獲勝，粉碎了日軍「以戰迫將」的狂妄企圖。 移步雲麓宮前坪，那段壯烈犧牲的歲月，以一種沉重的方式呈現眼前。這裡的麻石圍欄上，刻有5000多位長沙會戰中陣亡將士名單。 抗戰陣亡將士名單石欄。汪曉 攝 嶽麓山間遺留的壕溝、炮臺等戰事遺蹟，更是當時激烈鏖戰的直接見證。現存長達10餘公裡的戰壕遺蹟中，曾發掘出大量彈藥槍枝。 戰時，中國軍隊在嶽麓山修有大量戰壕，此處為當時戰壕遺址之一。劉見華 攝 長沙會戰中，炮兵陣地成為阻擊日軍的關鍵。當時，中國軍隊利用嶽麓山的地勢布置重炮旅，彈無虛發給日軍以毀滅性打擊。而今山上的古炮臺，就是當時炮兵陣地的遺蹟之一。 長沙會戰古炮臺。汪曉 攝 1941年12月，第三次長沙會戰爆發。為靠前督戰，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將指揮部從長沙二裡牌遷至嶽麓山上一處防空洞，並在此以著名的「天爐戰法」指揮作戰，通過誘敵深入、集中圍殲取得大捷。 第九戰區長官司令部指揮所舊址。楊華峰 攝 而今，這個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最高指揮中心遺址，仍隱匿於著名景點愛晚亭附近。肅立綠蔭掩映的山洞前，耳邊仿佛迴蕩著指揮作戰的堅毅指令。 沿著蜿蜒山路行至嶽麓山腳，麓山忠烈祠內「鐵血忠魂——長沙會戰史實簡明陳列」，吸引不少遊客駐足瞻仰。 麓山忠烈祠。傅煜 攝 一張長沙軍民祝捷大會的歷史照片，定格著第三次長沙會戰勝利的歡騰。這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英美接連失利之際中國軍隊的重要勝利，國際反響強烈，也讓民族精神在烽火中愈發昂揚。 麓山忠烈祠內展示長沙軍民祝捷大會盛況的歷史照片。傅煜 攝 英國《泰晤士報》評論稱：「12月7日以來，同盟國唯一決定性之勝利系華軍之長沙大捷。」 麓山忠烈祠內懸掛「允武且仁」匾，意為革命軍將士徵伐與仁德並具。傅煜 攝 而今，麓山忠烈祠及其後山上的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七十三軍抗戰陣亡將士公墓，已成為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化作激勵後人砥礪前行的精神火炬。 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七十三軍抗戰陣亡將士公墓。傅煜 攝 每年抗戰紀念日，大中小學生、社會團體等都會在此舉行莊重的緬懷活動，紀念在長沙會戰中守衛國土的英勇將士。 八十載光陰流轉，硝煙早已散盡。昔日浴血鏖戰的嶽麓山，如今楓影婆娑、遊人如織，已是長沙城中最富盛名的文化地標與旅遊勝地。 愛晚亭。楊華峰 攝 而今，嶽麓山所在的湖南湘江新區，2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林立，57個國家和省部級重點實驗室星羅棋布，嶽麓山大科城、湘江科學城、世界計算·長沙智谷等科創平臺串珠成鏈，超百萬各類人才雲集，已成為湖南創新動能最強勁、經濟活力最充沛的區域。 中南大學。中南大學 供圖 嶽麓山腳，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千年弦歌不輟，國家超級計算長沙中心算力無垠；山間小徑上，晨練者的矯健身影、學子的朗朗書聲，早已取代昔日的槍炮轟鳴。這安寧祥和的畫面，正是革命先輩以熱血與生命澆灌出的和平碩果。 千年學府嶽麓書院。楊華峰 攝 重走嶽麓抗戰路，不僅是一次歷史的回望，更是一場精神的洗禮。觸摸戰爭的印記，聆聽英雄的故事，方能讀懂何為家國大義、不屈風骨，方知今日的和平繁盛何其珍貴。 湘江西岸的長沙漁人碼頭燈光璀璨。楊華峰 攝 當山下湘江兩岸的都市霓虹璀璨亮起，當大學科技城的智慧之光生生不息，嶽麓山這座「英雄之山」，正以其厚重的歷史底蘊與勃發的時代生機，無聲地告慰著長眠於此的英魂。 作者：傅煜 羅萱軒 編輯：常新宇 審校：魏園 責編：宋方燦 (微信公眾號)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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