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化制度機制(鍥而不捨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
2025-10-31 16:13 7,745次浏览記者見面會現場。浙江省委宣傳部供圖 杭州8月4日電(記者 王逸飛)4日，以「協同推進降碳減汙擴綠增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為主題的2025年「活力中國調研行」浙江主題採訪活動在杭州啟動。 今年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下稱「兩山」理念)提出20年。當日舉行的情況介紹會上，浙江多部門就深入踐行「兩山」理念情況進行介紹。綜合來看，持續做好「三件事」，成為「兩山」理念發源地浙江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核心打法。 第一件事，是護美綠水青山。 守護好綠水青山需要久久為功。透過「811」這個數字，可以看到浙江在此方面的毅力所在。 2004年10月，聚焦水環境問題，浙江啟動「811」環境汙染整治行動。「8」是浙江八大水系；「11」指全省11個設區市，也指當年浙江省政府劃定的區域性、結構性汙染特別突出的11個省級環保重點監管區。 這由此成為一篇「長期文章」。浙江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麻勝聰表示，「我們把『811』行動作為生態省建設牽一髮動全身的『龍頭工程』，接續實施5輪『811』系列行動，創新推出『五水共治』、『汙水零直排區』、全域『無廢城市』建設等載體抓手，一體推進治氣、治水、治土、治廢、治塑，實現了由局部環境惡化到全域顯著改善的躍升。」 近20年，浙江地表水省控以上斷面優良水質比例從41.9%提高到98.6%。該省設區城市PM2.5平均濃度從2013年的61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6.1微克/立方米，總體環境質量居長三角第一、改善幅度全國領先。 生態保護修復是護美綠水青山的重要手段。浙江省自然資源廳副廳長李家銀介紹，浙江堅持遵循自然之法，全力打造自然解決方案「新典範」。「我們因地制宜，借力自然，輔以必要的人工措施，讓浙江更具自然之美。」 例如麗水市九龍國家溼地公園在2023年臨時關閉賞螢區，為螢火蟲棲息地修復爭取時間。相關部門以格石賓籠護坡、松木樁固堤、階梯堰壩導流，打通水系堵點，搭配補植本土植物，改善螢火蟲的棲息環境。修復工作開展以來，這裡的螢火蟲棲息地恢復近1000平方米，種群數量超100萬隻。 第二件事，是打通轉化通道。 讓「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核心是探索拓寬轉化路徑。 浙江省發展改革委副主任章春華介紹，浙江不斷創新和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培育綠色發展新動能，努力推動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 「我們制、修訂了全國首部省級GEP核算標準，破解綠水青山價值『難度量』的問題，連續多年在30餘個市縣開展GEP核算；支持生態優勢突出地區因地制宜探索生態產業化發展道路，湧現了麗水山耕、安吉白茶等一大批生態富民產業『金名片』；健全綠色金融機制，創新『生態信用貸』『生態抵質押貸』等金融產品，例如麗水市針對水電站、供水企業等發放『取水貸』超100億元，綠水青山的價值愈發被市場認可。」章春華說。 浙江淳安千島湖畔的茶園。浙江省農業農村廳供圖 農村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主戰場。在浙江的鄉村，讓「綠水青山」能夠轉化為「金山銀山」的路徑也越來越多。 浙江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一級巡視員徐燕峰介紹，浙江好山好水孕育了豐富且優質的「土特產」。「我們做深『精品』文章，實施鄉村『土特產富』全產業鏈優質優價工程，立足主導產業和特色優勢產業，建成單條超10億元『土特產』全產業鏈126條、總產值3216億元。『土特產』全產業鏈吸納從業人員470萬人、年平均收入5.1萬元。」 第三件事，是做大「金山銀山」。 近20年，浙江持續開展製造業「騰籠換鳥、鳳凰涅槃」攻堅行動，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先進位造業，培育壯大綠色低碳產業。 在浙江工業強縣長興縣，當地先後開展兩輪整治提升，推動鉛蓄電池行業向新能源電池轉型升級。通過重組整合，該縣相關企業數量從175家減少到16家，產值卻增加14倍，並湧現出兩家產值超千億元的上市公司。 在產業發展維度，浙江圍繞新能源、高端裝備、生物醫藥等重點領域，做大做強優勢產業，目前已形成寧波前灣新區智能汽車產業平臺、紹興上虞先進高分子材料產業平臺等千億元級綠色低碳產業集群。 做大「金山銀山」，該省也在不斷放大「人」這一核心要素的作用。 義烏市李祖村曾被稱為「三無村」——無山水資源、無名人資源、無產業資源。後來，該村在改善村容村貌的基礎上，著力打造面向年輕人的「眾創鄉村」。李祖村鄉村運營職業經理人金靖介紹，「村子已吸引271名農創客，創客業態達73家，2024年銷售總額超7000萬元，幫助李祖村的年遊客量突破百萬人次。」 浙江於2021年啟動實施「十萬農創客培育工程」，截至今年6月已累計培育農創客8.9萬名。這股農村「新勢力」，如今已是該省做大鄉村「金山銀山」的重要動力源。(完)
花上萬餘元報名費，就能讓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走T臺，成為朋友圈最靚的崽，不少家長為此心動。但光鮮背後，秀場裡閃爍的奢侈品標誌可能從未獲得品牌授權。近日，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借組織奢侈品牌走秀名義斂財的李某提起公訴。從釐清服務商標侵權的法律定性，到精準核查違法所得數額，再到穿透式審查確定犯罪主體，檢察官抽絲剝繭，讓這場童模走秀騙局水落石出。李某註冊成立某影視傳媒公司A公司，主營業務是與童模機構合作組織走秀活動。2023年至2024年間，在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情況下，李某組織多場含有奢侈品牌註冊商標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並收取報名費用。家長交的報名費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換來的是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亮相的機會。活動中，李某全程未獲品牌授權，卻在宣傳海報、活動現場大屏及社交平臺視頻中大肆使用奢侈品牌Logo。直到2023年12月，D品牌發來律師函，李某才停用該品牌Logo，但仍繼續使用其他品牌商標。2024年4月，G商標品牌權利人報案，李某的侵權行為浮出水面。同年8月，李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後主動投案。商標主要分為商品商標和服務商標。商品商標用於標識和區分有形商品的生產者或經營者，例如第25類的服裝鞋帽，保護對象針對實體商品。服務商標則用於識別服務的提供者，例如第41類教育娛樂，保護對象指向無形服務。根據2021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服務商標已被正式納入刑法保護範疇。本案偵查初期，承辦檢察官在提前介入查核走秀活動侵權事實過程中，發現在李某自行主辦的走秀活動中，其直接使用涉案品牌Logo進行宣傳並收取費用的行為，可能構成對註冊服務商標的侵權，具體侵犯哪一類商標權，需要進一步審慎核查。根據我國商標法規定，凡在我國合法註冊且處於有效期內的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的商標專用權均受法律保護。據此，檢察機關當即建議公安機關重點核查涉案品牌在上述服務類別上的商標註冊情況及有效期限。經查證，涉案的奢侈品牌均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服務上註冊了服務商標，其中有2個註冊商標的有效期完整覆蓋了李某舉辦侵權活動的全部期間，另有1個商標的註冊有效期僅涵蓋部分走秀時段。隨著商標權屬及效力問題的釐清，案件事實逐漸清晰。李某在未經奢侈品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組織的童模走秀活動中，擅自使用上述品牌的註冊商標開展走秀服務，刻意營造與品牌相關的商業氛圍，以此吸引參與者並收取費用，其行為已構成對上述3個奢侈品牌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上服務商標專用權的侵害，若情節嚴重，可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此外，鑑於童模走秀活動涉及到未成年人，承辦檢察官在辦案中特別關注未成年人權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檢察官根據提取的活動資料及家長證言，重點核查活動時長強度、場地安全條件等要素，未發現未成年參與者休息權、受教育權、人格尊嚴權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在明確李某的行為侵犯服務商標後，如何精準認定違法所得數額，是判定情節是否嚴重的關鍵，也是檢察官面臨的又一難點。為查清事實，承辦檢察官積極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取證工作。一方面，依法調取A公司註冊信息、涉案品牌服務商標註冊證明、品牌走秀視頻等基礎證據；另一方面，將電子證據提取固定作為重點，同時聯繫參與童模走秀的家長核實具體情況。「報名費都是通過培訓機構統一支付的」「每次走秀活動包含品牌走秀和普通走秀，品牌走秀是指奢侈品牌服裝展示，普通走秀不含這些品牌，兩者交叉進行」……家長的陳述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線索。經審查證據查明，參與李某所辦走秀活動的家長將費用交至培訓機構，再由培訓機構轉入李某公司或其個人帳戶，而李某舉辦普通走秀與未經授權開展品牌活動的資金均轉入上述帳戶。如何剝離李某舉辦普通走秀的合法收入，精準鎖定李某侵權活動的違法所得，成為新的難題。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際，承辦檢察官從李某被扣押的電腦中提取到一份人員參加情況表，表格行數存在明顯跳躍、並非連續排列的異常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消失」的行是否隱藏著關鍵信息？帶著疑問，檢察官嘗試點擊「取消隱藏」功能，一份詳盡記錄隨即赫然顯現——其中不僅完整登記了所有參與走秀兒童的身份信息、報名機構、收款方式及酒店登記情況，更通過備註清晰標註了報名類型：部分兒童僅參與品牌走秀，部分僅參與普通走秀，另有部分參與「套餐活動」即同時參與品牌秀與普通秀，且表格中還詳細列明了各類報名對應的具體繳費金額。為核實數據真實性，承辦檢察官立即聯繫相關兒童家長，確認其實際支付的活動費用與表格記錄完全一致，表格數據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得到進一步印證。承辦檢察官以此為依據，要求鑑定機構對涉案報名服務費收入重新審計，明確剔除套餐中單獨參與普通走秀的費用，並在扣除相關產品成本後，精準核算違法所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假冒服務商標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需滿足以下條件：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假冒兩種以上註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在三萬元以上。該解釋同時明確，通過收取服務費、會員費、廣告費等方式營利的，所收費用應認定為「違法所得」；計算假冒服務商標的「違法所得數額」時，需扣除該項服務中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承辦檢察官在最新審計結果基礎上，嚴格扣除活動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同時剔除個別品牌商標不在保護期內的兩次品牌走秀費用，最終確認李某的違法所得共計11萬餘元。1月，靜安公安分局將李某及其設立的A公司移送靜安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查，李某在明知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的情況下，組織多場含相關品牌元素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其行為已涉嫌假冒註冊商標罪，相關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然而，A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成為承辦檢察官審查本案的又一焦點。承辦檢察官對全案事實證據進行細緻審查後，發現A公司存在多項不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的情形：一是組織架構虛化，除李某外僅一名設計師，案發前僅有一兩名銷售人員且無固定工資，難以認定為具備完整單位職能的組織；二是財產高度混同，李某雖以A公司名義租借場地、使用對公帳戶對外付款，但收取報名費時對公帳戶與個人帳戶混用，A公司收入與個人財產界限模糊；三是主營業務違法，A公司成立後，主要經營活動即為舉辦各類兒童時裝走秀，其中大部分涉及侵犯服務商標；四是違法所得歸個人支配，A公司違法收益實際由李某個人掌控使用。承辦檢察官指出，A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違法所得歸李某個人所有，不符合單位犯罪的認定條件，應以個人犯罪論處。李某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之規定，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日前，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被告人李某依法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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