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開展為期1個月的愛國衛生運動統一行動
2025-12-06 14:52 6,125次浏览自2023年起，被外界譽為「人工智慧教父」的傑弗裡·辛頓每年都會在公開場合發出關於AI的警告。 那一年，他提醒人們，AI的發展將帶來越來越大的風險。 2024年，他聲稱，AI將操控人類。 2025年，他在上海舉辦的世界人工智慧大會上，將人類與AI的關係形容為「把小老虎當寵物」——當幼虎長大後，很可能傷人。 近日，2025世界機器人大會在北京亦莊舉行，各類機器人颳起運動旋風。圖/記者 賈天勇 攝 如今，在AI帶來的蓬勃機遇面前，越來越多的人並非害怕技術本身，而是擔心自己無法掌握方向盤。 人工智慧的發展正以難以預測的速度推進，而治理機制和國際共識仍然滯後。 面對這場技術變革，中國正在給出自己的方案——不僅考慮如何發展，更著眼於如何在發展中確保安全、在競爭中尋求合作。 其一是保證人工智慧健康有序發展。 「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幾周前的中國網際網路大會上，清華大學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長申衛星的這句話，引起了業內共鳴。 他認為，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不能因為治理或立法，扼殺掉產業發展的機會。「但人工智慧也確實必須保證健康有序發展，這個底線是應該明確的。」 業內普遍認為，人工智慧領域的治理，應在設定明確底線的前提下，為發展留出充足的空間。而鼓勵創新應該作為人工智慧治理的第一原則。 近期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指出，當前人工智慧技術加速迭代演進，要深入實施「人工智慧+」行動，大力推進人工智慧規模化商業化應用，推動人工智慧在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加快普及、深度融合，形成以創新帶應用、以應用促創新的良性循環。 其二是加快形成多元協同治理格局。 治理的目標不僅是防範風險，更要讓技術在可控範圍內釋放最大價值。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提升安全能力水平，加快形成動態敏捷、多元協同的人工智慧治理格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網絡與信息法研究室副主任周輝對三裡河表示，人工智慧技術屬於顛覆性技術，在治理過程中，需要將一致性評估、合規性審查等引入人工智慧監管機制。同時，考慮到人工智慧發展速度不斷加快，應適應性地構建敏捷治理機制。 此外，由於人工智慧技術在全球各領域都會產生深遠影響，其發展和應用帶來的風險與挑戰往往是跨越國界的，治理更需國際合作。對此，中國是倡導者也是積極實踐者。 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在2025網際網路安全大會上指出，數字空間是人類共同的新家園，人工智慧與數字安全的挑戰是全球性的，單打獨鬥無法應對。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典認為，中國應摒棄個別國家的「小院高牆」政策，通過「一帶一路」等多雙邊框架，推動AI技術務實合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教授姚佳表示，打造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匯聚廣泛共識，具有包容性、平等性和多元性的人工智慧治理框架，應是各國未來合作的重要方向。 其三是讓技術解決技術的挑戰。 面對人工智慧帶來的新挑戰，傳統、被動、碎片化的安全防護已力不從心，亟須變革。 鄔賀銓曾多次表示，要創新升級數字安全防護體系，構建AI驅動的主動免疫。 2025世界人工智慧大會期間，辛頓呼籲人類探索通用AI訓練方法，使人工智慧向善。 上海人工智慧實驗室主任周伯文指出，在面對長期風險，特別是管理可能超越人類智能的智能體時，要轉向「內生安全」的新思路，即從「讓人工智慧變得安全」(Make AI Safe)邁向「打造安全的人工智慧」(Make Safe AI)。前者是後置性的安全補丁，缺乏敏捷性和韌性；後者則強調安全的內生性和原生性。 人工智慧的未來，並不只是關於算力的競賽。更重要的是，誰能在技術創新與規則之間找到平衡，誰就有可能贏得真正的主動。 中國正在給出的答案，是一條兼顧發展、治理與技術安全的道路。 (「三裡河」工作室)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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