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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7 23:15 8,795次浏览8月5日電 據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消息，醫保基金是人民群眾的「看病錢」「救命錢」，事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事關醫療保障制度健康持續發展，事關國家長治久安。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依法嚴懲醫保騙保犯罪，切實維護醫保基金安全和人民群眾醫療保障合法權益。 一是制定指導意見。牽頭起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明確醫保騙保犯罪定罪處罰、法律適用、政策把握、辦案要求及有關工作制度機制等。 二是開展專項整治工作。會同國家醫療保障局等有關部門開展2024年醫保基金違法違規問題專項整治，同步部署全國法院開展2024年醫保基金違法違規問題專項整治工作。 三是依法嚴懲醫保騙保犯罪。各級人民法院依法從嚴懲處醫保騙保犯罪，重點打擊幕後組織者、職業騙保人等。2024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醫保騙保犯罪案件1156件2299人，一審結案數同比增長131.2%，挽回醫保基金損失4.02億餘元。 四是制發司法建議。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系統梳理醫保騙保犯罪高發、多發的原因，提出強化醫保基金監管的對策建議，制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加強醫保基金監管 維護醫保基金安全的司法建議書》。 五是加強宣傳警示。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依法懲治醫保騙保犯罪典型案例，配合新聞媒體對醫保騙保案件進行採訪，曝光「回流藥」黑色產業鏈等，形成廣泛熱烈的宣傳聲勢和積極正面的輿論反響。 為充分發揮典型案例「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從全國各級人民法院辦理的醫保騙保犯罪案件中，選編了4件典型案例，聚焦依法嚴懲，充分展示人民法院依法打擊治理醫保騙保犯罪的決心、舉措和切實維護醫保基金安全、維護人民群眾醫療保障合法權益的責任、擔當。 下一步，人民法院將全力推進打擊整治醫保騙保犯罪工作，堅決維護醫保基金安全。 目 錄 一、被告人艾某忠等詐騙案 二、被告人杜某君詐騙案 三、被告人戴某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 四、被告人陶某雲、徐某俠詐騙案 案例一 被告人艾某忠等詐騙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被告人艾某忠為主出資成立山西省大同市城區某醫院有限公司並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該醫院成為醫保報銷定點醫院。2018年12月，醫院更名為大同市平城區某醫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變更為艾某宇，但實際控制人仍為艾某忠。艾某忠多次召集艾某宇、張某才、李某、牛某鵬、張某國、趙某等人商議騙取國家醫保基金。醫院到周邊各地(縣區)吸引、招攬病人住院，鼓勵、安排本院職工及家屬住院，內科和骨科兩大科室主要負責，其他科室輔助配合，採取虛增藥品進價、藥品重複入庫、虛增臨床用藥、檢查費用、虛報床位、空掛床等方式和手段，大肆提高、虛構住院費用，製作假病歷，將虛假數據上傳醫保中心，騙取國家醫保基金。截至2020年底，醫院虛報金額970餘萬元，其中未撥付金額200餘萬元，系詐騙未遂。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艾某忠等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通過虛增藥品進價、藥品重複入庫、虛增臨床用藥、檢查費用、虛報床位、空掛病床等方式，大肆提高、虛構住院費用，製作假病歷，將虛假數據上傳醫保中心，共同騙取醫療保障基金，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犯罪性質和情節，依法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艾某忠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被告人艾某宇有期徒刑十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被告人張某才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十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張某國有期徒刑十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牛某鵬有期徒刑十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趙某有期徒刑四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其他判項略)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民營醫院及其工作人員通過虛增藥品進價、藥品重複入庫、虛增臨床用藥、檢查費用、虛報床位、空掛床等方式騙取醫保基金的典型案例。民營醫院在充實醫療力量、保障人民群眾就醫、購藥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有的民營醫院及其工作人員為獲取非法利益，採用虛假手段騙取國家醫保基金，嚴重危害醫療保障制度健康持續發展，依法應予懲處。《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規定，對於涉案人員眾多的，要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具體實施的行為區別對待、區別處理。本案中，人民法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艾某忠等六人依法從嚴懲處，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起次要作用、具有自首等情節的被告人趙某依法減輕處罰，既有效懲治醫保騙保犯罪，又實現最佳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 案例二 被告人杜某君詐騙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1月，重慶某醫院註冊成立，2019年5月成為定點醫療機構，被告人杜某君系實際負責人，經營過程中，杜某君推行讓病人低價或者免費住院治療、向「大額病人」返利等做法，通過醫生、醫助等工作人員向病人宣傳、病人「老帶新」等方式，吸引大量中老年醫保病人住院治療，並採取先開住院證辦理住院手續再開檢查單，或者雖先開檢查單但在檢查結果出來之前便辦理住院手續等方式，將有住院意願的病人全部收治入院，提供吃藥、霧化、輸水等基礎醫療服務，並大量開具高利潤抗生素等藥品。為了使上述人員符合住院要求和逃避查處，杜某君指使或者默許醫生、醫助與檢驗科醫技人員互相配合，修改住院人員的血常規檢驗報告、DR檢查報告等，並將住院期間產生的藥費、檢查費等通過醫保報銷，騙取國家醫療保障基金390餘萬元。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重慶市沙坪垻區人民法院一審，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杜某君作為定點醫療機構的實際控制人，指使工作人員弄虛作假，篡改醫學檢驗數據，製作虛假病歷，使不需要住院的患者入院治療，騙取醫保費用，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依法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杜某君有期徒刑十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其他判項略)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定點醫藥機構的控制人通過篡改檢驗報告等醫療文書方式，騙取醫保基金的典型案例。《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規定：定點醫藥機構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偽造、變造、隱匿、塗改、銷毀醫學文書、醫學證明、會計憑證、電子信息、檢測報告等有關資料，騙取醫療保障基金支出的，對組織、策劃、實施人員，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以詐騙罪定罪處罰。本案中，被告人杜某君利用其經營的定點醫院，通過篡改檢測報告、病歷等手段，騙取醫保基金，數額特別巨大，既違反職業道德和醫保定點服務協議，也觸犯刑法，人民法院對其以詐騙罪依法嚴懲。 案例三 被告人戴某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被告人戴某壽在無藥品經營許可證、營業執照等相關資質情況下，通過微信聯繫上下家收購、銷售「醫保回收藥品」，並租用倉庫作為場地，僱傭他人負責打包、郵寄藥品。經核實，戴某壽將所收購的「醫保回收藥品」銷售給冀某洲、彭某，共收款340餘萬元。案發後，公安機關扣押藥品10416盒。 2022年7月開始，被告人戴某壽在無藥品經營許可證、營業執照等相關資質的情況下，通過微信聯繫上下家收購、銷售「醫保回收藥品」，並租用場地，僱傭他人負責打包、郵寄藥品。經核實，戴某壽從王某星等處收購「醫保回收藥品」，付款18萬餘元；將所收購的「醫保回收藥品」銷售給翟某剛，收款57萬元。案發後，公安機關扣押藥品10133 盒。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江西省浮梁縣人民法院審理，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戴某壽明知系利用醫保騙保購買的藥品而非法收購、銷售，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依法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被告人戴某壽有期徒刑六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二萬元。(其他判項略)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嚴懲倒賣醫保藥品犯罪的典型案例。近年來，非法收購、銷售醫保騙保購買的藥品違法犯罪形勢十分嚴峻，一些犯罪分子組成犯罪團夥，通過非接觸式手段，倒賣醫保騙保藥品非法牟利，不僅造成醫保基金損失，還造成大量藥品得不到妥善保管而浪費，部分變質藥品再次流入銷售環節，危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成為治理醫保騙保違法犯罪的重要環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規定：明知系利用醫保騙保購買的藥品而非法收購、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的規定，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定罪處罰。《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重申了上述規定。本案中，被告人戴某壽明知系醫保騙保購買的藥品，多次通過非接觸式渠道收購、銷售，人民法院依法認定其行為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並認定情節嚴重，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充分體現了人民法院對醫保騙保犯罪的全鏈條懲治。 案例四 被告人陶某雲、徐某俠詐騙案 一、基本案情 2023年8月以來，被告人陶某云為轉賣藥品牟利，濫用醫保報銷政策，持醫保卡多次至多家醫療機構多開、虛開藥品，並將藥品低價出售給他人。陶某雲無心腦血管、精神病、哮喘等病史，但虛開達格列淨片、腦心通膠囊、多巴絲肼片等各類藥品，價值22萬餘元。 其間，2023年11月2日，被告人陶某雲在某醫院門口結識被告人徐某俠。在徐某俠授意下，陶某雲持醫保卡在多家醫療機構虛開腦心通膠囊、參松養心膠囊、達格列淨片等各類藥品，價值8萬餘元。徐某俠明知上述藥品系陶某雲利用醫保騙保所得仍低價予以收購。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人民法院審理，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陶某雲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騙取國家醫保基金，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被告人徐某俠授意他人利用醫保騙保購進藥品，進而非法收購，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依法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陶某雲有期徒刑三年二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被告人徐某俠有期徒刑一年七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其他判項略)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參保人員騙取醫保基金的典型案例。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參保人員不得利用其享受醫療保障待遇的機會轉賣藥品，接受返還現金、實物或者獲得其他非法利益。個人利用享受醫療保障待遇的機會轉賣藥品，接受返還現金、實物或者獲得其他非法利益的，由醫療保障行政部門責令改正；造成醫療保障基金損失的，責令退回；屬於參保人員的，暫停其醫療費用聯網結算3個月至12個月。個人以騙取醫療保障基金為目的，實施前述行為，造成醫療保障基金損失的，還應當由醫療保障行政部門處騙取金額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行為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實施前述行為，騙取醫療保障基金支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以詐騙罪定罪處罰。本案中，被告人陶某雲作為參保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利用享受醫療保障待遇的機會轉賣藥品，獲取不當利益，人民法院依法對其以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二個月。被告人徐某俠授意他人利用醫保卡騙開藥品而非法收購的行為，亦構成詐騙罪。人民法院提示，醫保基金是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的普惠性資源、有限資源，參保人員作為政策紅利的受益者，也負有依法、如實享受醫保待遇，維護醫保基金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義務，人民法院對騙取醫保基金的犯罪分子絕不姑息。
「抓我當天就得放」，對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做到「寬容不縱容」？ 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牽動著全社會的關注。近年來，每當低齡、惡性、暴力犯罪出現，關於「法律該不該嚴懲罪錯少年？」「未成年人保護原則與打擊犯罪的刑罰目標該如何權衡？」等一系列公共討論，總能掀起一輪又一輪的輿論聲浪。 這背後透視出，社會大眾對少年司法的根本理念還未能達成。就連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碩，也是在經歷了懷疑的迷霧後，才獲得了內心的確認。 少年搶劫： 並非缺錢 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秦碩接手的第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高中生佳佳(化名)進入一所大學校園裡持刀搶劫。在起訴前，佳佳已被取保候審。如此嚴重的犯罪行為，卻因為未成年人身份而即將採取相對溫和的強制措施，新任少年法庭法官秦碩對此持懷疑態度。 在成為少年法庭法官之前，秦碩已經有了十多年的刑事審判經驗，對於嚴重的暴力性犯罪，在量刑時必須嚴格把控從輕、減輕的量刑幅度。然而，看見這個持刀搶劫的少年後，秦碩困惑了。 秦碩回憶起與佳佳見面時的場景：「他一進來，白襯衫、淺色牛仔褲、白運動鞋，高高瘦瘦。當時你就會發現，這是個搶劫犯？這不可能，他能搶誰？」 17歲的佳佳如實供述了自己搶劫的行為。佳佳說，他搶劫不是因為缺錢，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有一天佳佳回家正在看電視。媽媽對他說：「別看了，馬上高考了。高考完你就18歲了，18歲以後沒人養你，你得靠自己。」 就因為這句話，當天晚上，佳佳從家裡廚房拿了把刀，找到離他家最近的一所大學，在樹蔭裡等著。有個大學生路過，他拿著刀走過去說：「你給我200元錢，把手機留下。」他說，自己想證明給媽媽看，不好好學習也能活著。他還認為，只要不傷害對方，就不構成犯罪。 佳佳的犯罪動機乍聽上去令人哭笑不得，但與公眾直覺相反，在專業人士的眼中，可以從中讀出未成年人犯罪有別於成年人犯罪、應該予以特殊處置的內在邏輯。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少年司法專委會主任宋英輝分析，這正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不計後果，用很極端的手段。 未成年人正處於一個充滿變化和成長的階段，他們不僅尚未成熟、自控力較弱，而且其行為極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 宋英輝：未成年人司法更多考慮的是，未成年人未來如何更好地融入社會，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的人。 宋英輝對比了多個國家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若以成年人的刑罰標準來處理未成年人，並以增進公共安全為目的，將他們送入監獄進行改造，通常會導致他們出獄後的再犯率與預期相悖。 正因如此，我國刑事領域對待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秉承的原則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讓罪錯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矯治，回歸社會，不再危害社會，是減少被害人和對社會公共利益最好的保護，也是少年法庭對待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理念。 在秦碩的回憶中，她本是抱著將持刀搶劫少年收監的想法出發，卻在深入調查了解時發現，在老師和同學們的評價中，佳佳不僅從來沒有劣跡行為，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甚至幾名受害大學生了解了前因後果，都寫了聯名信，希望秦碩能從輕處罰這個小朋友，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何「寬容而不縱容」？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蔡金芳講述，未成年犯罪有一個特點，好多人屬於二進宮、三進宮，重複犯罪，他們當時出現一種趨勢就是犯罪低齡化、手段成人化。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長寧法院的法官感覺到，如果和以往一樣，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成年人一樣的話，可能不利於根治未成年人犯罪。 1984年10月，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與兩位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專門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議庭，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分離，探索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理方式，注重犯罪原因的調查和教育疏導。這一改革，標誌著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年法庭的誕生。 緊隨其後，全國各地少年法庭、少年審判機構探索啟航。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也是探索的先行者。 區別於成人法庭威嚴的壓迫感，海澱法院少年法庭的U型法臺讓法官、公訴人、辯護人等圍坐在U型內部，未成年被告人坐在U型開口的一側，形成一種環抱的姿態。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就沿用至今的變形法臺，也是「圓桌審判」方式的起源，如今已發展為全國推廣的標準。 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在觸法涉罪未成年人中，一旦我們清楚了他們的成長背景和犯罪動機，社會公眾通常能夠理解為何法律要對他們網開一面。然而，同樣可不忽視的是，那些雖然佔比不高，但性質極為惡劣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往往引發公眾對法律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效力的質疑。 最高人民法院通報，2021至2024年，審結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殺人、重傷害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齡在12至13歲之間，被依法判處10至15年有期徒刑。2024年底，人民法院對未滿十四周歲邯鄲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屍案主犯依法頂格判處無期徒刑。 「訓誡幫教」 能否攔住滑向犯罪的「熊孩子」？ 17歲的子奇(化名)，因在某飯店打架鬥毆，造成人員傷害被警方抓獲。 子奇是未成年人，且監護人不在北京，按照北京市公安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執法流程，在來的路上，司法社工雷曉桐已做好準備，從子奇被帶進辦案中心開始，作為合適成年人，以臨時監護人角色，全流程陪同他完成案件辦理。 根據民警的前期調查和現場視頻監控記錄，子奇的行為已經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但他拒不承認打傷了人，還覺得自己被抓實在冤枉。 按照分級幹預的行為劃分，子奇輟學、飲酒的行為已經越過了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毆打他人已經升級到了違法的階段。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子奇的違法行為較輕，不用執行拘留措施。 看著子奇在審訊室裡不以為然，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未成年人案件審查中隊原中隊長李洋和同事們知道這個孩子並未意識到，他距離犯罪觸刑僅一步之遙。 子奇在審訊室呈現出的心態並不特殊，甚至可以說很普遍。與成年人案件辦理時需要更多展現出法律的威嚴不同，這些專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民警在審訊時，以「不施壓、不逼問、不強攻，重交流、重感化、重疏導」作為工作要求。而觸法涉罪少年們通常有他們的應對。 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開啟「訓誡幫教」試點，目標人群正是那些因不予處罰、肆無忌憚、反覆出現在公安執法視線中的問題少年。 子奇的案件走完不予處罰流程後，在這個專門設置的訓誡室裡，由司法社工陪同，民警對他進行了專門的訓誡教育，強調法律的嚴肅性。 這個被稱為「犯罪臨界預防機制」的訓誡措施，探索之初，只針對治安不予處罰的未成年人進行，如今，已經涵蓋所有未成年人觸法不予處罰的案件。訓誡，只是制度第一環節，被訓誡的未成年人將在司法社工的陪伴下，度過一個為期三個月至半年的幫教期。 李洋從事少年警務工作八年時間，因與太多「熊孩子」打交道，他的個人氣質都已經從「金剛怒目」轉化為「菩薩低眉」，有時候還多愁善感起來。 李洋：實際上我們現在最頭疼是14到16周歲的未成年人，這些人不觸及「八大罪」，也就是說小錯不斷、大錯不犯，他會利用自己未成年人身份去逃脫自己的罪責，會把自己罪責推到別人身上。 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僅在實施特定嚴重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八大罪」時才承擔刑事責任。 小敏(化名)第一次坐在審訊室李洋的對面時，年僅15歲，但她此前在各個區縣留下尋釁滋事、毆打他人的治安類違法前科多達20餘次。 李洋說，小敏自己很清楚，跟他說「我知道在14到16周歲，只要不觸犯『八大罪』，你們抓我當天就得放。」有一次李洋在抓獲她的時候，告訴她這個罪就叫搶劫，已經觸犯「八大罪」之一了，小敏說這叫尋釁滋事，在學校門口劫取少量財物，不叫搶劫。「後來我才發現實際上這些長期犯錯的青少年，他們開始懂法了，開始鑽法律的漏洞。」 從李洋的擔憂，可以透視當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工作的一個顯著的痛點。 2020年12月26日，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步完成新一輪大修，引入分級幹預的思路，將未成年人相關行為分為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兩類，嚴重不良行為又進一步細分，以便制定不同的幹預和矯治措施。 今年6月2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調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執行條件：對於14至16周歲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法執行拘留。同時，14至16周歲以及16至18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同樣可以依法執行拘留。以往這兩類未成年人通常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的情況，將在未來發生改變。 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通常發生在公安執法程序之前，當孩子的行為出現嚴重偏差，走上犯罪道路，背後往往存在一個出現了「問題」的家庭。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後，公檢法各部門都在探索辦理未成年人案件過程中，對家庭教育問題的關照辦法。 本文來源：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ID：cctvnewscenter)綜合《新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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