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8月14日電 題:首次亮相世運會的啦啦操,為何不只是場邊助威? ——專訪成都體育學院藝術學院院長、國際啦啦隊聯盟啦啦操國際裁判邱建鋼 記者 賀劭清 成都世運會啦啦操項目將於8月15日至16日舉行,屆時將有11支雙人花球隊參賽。這是啦啦操誕生百年以來,首次進入世運會。 為什麼啦啦操不只是場邊助威?如何看待啦啦操首次進入世運會?啦啦操如何促進東西方體育交流?成都體育學院藝術學院院長、國際啦啦隊聯盟啦啦操國際裁判邱建鋼接受「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啦啦操起源於何時? 邱建鋼:可以從啦啦隊(或稱「拉拉隊」)的英文名追溯啦啦操的起源。啦啦隊的英文名為「cheerleading」,即「引領歡呼」。19世紀末的美國校園,美式橄欖球、棒球等團隊運動蓬勃開展,參與這些運動的學生們迫切需要通過一種方式來凝聚力量、提振士氣、點燃賽場激情。 1884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發明了一套有組織的吶喊口號和協調一致的肢體助威動作,成為啦啦操的雛形。 1898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有組織的男性啦啦隊。這支隊伍不再滿足於簡單的吶喊與動作展示,而是將託舉、疊羅漢等富含力量美學的技巧性動作巧妙融入表演之中,顯著增強了整體的視覺衝擊力和藝術難度。 1923年,女性開始加入啦啦隊。她們將舞蹈動作引入啦啦操,推動啦啦操從單純的吶喊助威轉化為融合技巧性與表演性的綜合性活動。 2023年9月26日,杭州第19屆亞運會男子籃球比賽間歇,啦啦隊員舞動賽場為隊員助威。 記者 泱波 攝 記者:啦啦操和體操、健美操有何區別?為何啦啦操不只是場邊助威? 邱建鋼:雖然體操被看作操舞類運動項目的「本源」,但啦啦操與傳統體操存在顯著區別。啦啦操是團隊協作驅動的融合藝術「能量場」,而體操是追求個體極限的技藝巔峰。 啦啦操的核心是團隊協作與藝術表現融合,通過託舉、拋接等配合動作展現團隊精神,有複雜隊形變換,且服飾個性化。競技體操則聚焦個體、小團體的技巧難度與完成精度,無團隊協作動作,服飾簡潔,突出動作線條,側重專業規範與競技嚴肅性。 相比啦啦操與體操,大部分觀眾更難區分啦啦操與健美操。啦啦操運動員需保持重心平穩,與健美操的上下彈動形成鮮明對比;啦啦操的動作短促有力、無延伸感,而健美操是快速制動、有延伸感;啦啦操更關註上肢動作的變化,而健美操則更重視下肢動作。 如今,啦啦操已從單純的場邊助威,發展成為集競技性、藝術性、教育性、社會性於一身的綜合性運動。競技啦啦操甚至需完成託舉、拋接、金字塔、翻騰等高難度動作。 2019年5月18日,哈爾濱工業大學舉辦第十屆「勁舞激昂·青春飛揚」啦啦隊大賽。圖為國際教育學院代表隊比賽現場。記者 呂品 攝 記者:啦啦操如何走向世界?啦啦操有東西方之分嗎? 邱建鋼:1948年,美國啦啦操協會(NCA)成立,成為首個為這項運動制定動作規範與安全標準的權威組織。2004年,國際啦啦隊聯盟(ICU)成立。 國際啦啦隊聯盟進一步細化啦啦操項目分類,將啦啦操劃分為團體技巧、雙人/三人技巧等技巧類項目,以及舞蹈啦啦操團體花球、雙人花球、雙人街舞、雙人爵士等舞蹈類項目。 2021年,國際啦啦隊聯盟正式獲得國際奧委會認可,成為受其認證的國際單項體育組織。截至2025年,該聯盟成員已達121個,全球影響力持續擴大。 東西方啦啦操有所不同,也有很多相同之處。在風格表達上,西方啦啦操以「力量與爆發力」為核心特質,風格熱情外放,常呈現多層金字塔託舉等高難度動作。中國、日本、韓國等東方國家的啦啦操則更注重「韻律與意境」的融合,動作剛柔並濟。 當前,東西方啦啦操均積極與當地特色文化相結合。西方多結合嘻哈、搖滾等流行文化元素,強化現代活力;東方則更傾向於與傳統藝術深度融合,如中國加入秧歌「扭擺」,印度引入卡塔克舞旋轉技巧。 2012年,邱建鋼(左一)在美國擔任啦啦操世錦賽裁判,與中國隊部分教練、隊員、裁判合影。 受訪者供圖 記者:如何看待啦啦操首次進入世運會?啦啦操如何促進東西方體育交流? 邱建鋼:2024年,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在其年度大會上正式宣布,將啦啦操列為世運會比賽項目。 成都世運會是啦啦操首次亮相世運會。作為國際奧委會認可的國際綜合性運動會,世運會為啦啦操搭建了更廣闊的全球推廣平臺。同時,進入世運會將倒逼啦啦操在難度分級、安全規範等方面的標準化建設,助力頂尖選手競技水平的提升。 憑藉「年輕、開放、包容」的獨特氣質,啦啦操已成為連接東西方體育文化的重要橋梁。從世界啦啦操錦標賽到世運會,各國團隊在編排中融入本土文化符號,讓賽場成為文明交流互鑑的生動舞臺。 世界啦啦操的發展,正是東西方攜手共進的成果:西方歷經百年積澱,構建起成熟的技巧訓練體系;東方則以理念創新,推動啦啦操實現「文化融合」的深度突破。 作為啦啦操國際裁判,我每年都會參與啦啦操國際賽事執裁。時至今日我仍清楚記得,我與啦啦操結緣,是受早年朋友從美國帶回來的一盤運動錄像影響。錄像中,一群學生手持花球,時而動作整齊劃一,時而創意百出地舞動,這種運動範式在一定程度上既達到了美的境界,又彰顯團體精神。 目前,全球已有超5000萬青少年參與啦啦操運動,中國多所高校也廣泛開展這項運動,越來越多東西方年輕人在訓練與表演中增進文化理解。比如在啦啦操夏令營中,中國學生向美國夥伴學習技巧編排,美國學生則體驗中國民族舞蹈動作,在互動中實現「體育無國界」的情感共鳴,為文明互鑑寫下鮮活的體育註腳。(完) 受訪者簡介: 邱建鋼。 受訪者供圖 邱建鋼,成都體育學院藝術學院院長、教授,曾任國際啦啦隊聯盟規則與裁判委員會委員、中國啦啦操委員會執行副主任,現任國際運動舞蹈聯盟執行秘書長、中國學生體育聯合會大學健美操與藝術體操分會常務副秘書長。
杭州8月13日電 題:人工智慧的全球對話是競爭還是共生? ——專訪國際計算機協會傑出科學家、西湖大學教授齊國君 作者 林波 曹丹 孫琳茹 當前,人工智慧(AI)正以「技術突破—產業融合—社會重構」的鏈式反應重塑人類文明。從基礎研究到場景落地,從實驗室創新到全球治理,AI已從單一技術工具演變為驅動經濟、社會、文化變革的核心引擎。2025年3月,國際計算機協會傑出科學家齊國君從美國返回中國工作,在西湖大學新組建「MAPLE實驗室」。 如何解讀中外人工智慧科研生態差異?人工智慧未來發展將如何跨越技術與倫理的邊界?人工智慧的全球對話是競爭還是共生?齊國君近日接受「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為什麼選擇回中國? 齊國君:主要是從個人職業發展、大環境兩點考量。 每個人不同的職業生涯周期和階段,對支持資源匹配以及能發揮的場景需求各有不同。結合自身經歷,我認為在AI領域,目前還有一些基礎問題需要解決,且隨著AI基礎模型發展迭代,更多重要成果和產權影響力將在商業場景方面產生。 結合在美國工業界和企業界的工作經歷,從個人發展以及產學結合角度考慮,我認為回中國發展更為合適。 另外,從全球角度看,中美兩國能為AI發展提供良好平臺,中國在市場規模、人口基數、生態環境等方面具有優勢,在應用場景、國家支持力度以及對於產生具有很大商業價值和潛力的產品方面有很多有利條件。 而美國頭部公司如微軟、Meta、Google等在生態中主導性強,馬太效應明顯,新企業或個人在其市場覆蓋下難以脫穎而出,競爭壓力大。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9日,人們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門洛帕克的Meta總部拍照留念。 記者 劉關關 攝 記者:如何解讀中外人工智慧科研生態差異? 齊國君:美國商業化導向明顯。美國在科研上更多以商業化組織為主導,尤其在AI領域,大公司投入比美國聯邦政府層面更多。聯邦政府雖有計劃和研發機構牽頭項目指導,但整體以商業化組織為主。 AI領域經歷多輪周期,從2012年到2022年這一輪,美國商業化組織從資助技術研究開始,逐步尋找商業化途徑。從技術研究到探索規模化,再到商業化與應用研究,美國企業在技術研究上投入較多。 特別是高校科研投入方面,除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有投入外,美國軍方投入更多。早期美國的網際網路建設就得到軍方資助,很多高校經費源於此類政府機構。此外,高校與企業合作,多在人才和技術研究層面。 尤為不同的是,美國風投,特別是矽谷風投,對早期AI項目資助力度大。儘管其目前處於飽和投資狀態,即便知道投100個項目可能只有幾個成功,投資人也願意投入。 在中國,頭部IT企業如阿里、騰訊、字節等在AI領域投入大。同時,國家層面給予諸多支持,包括目標設定、基礎設施建設等,有總體規劃。 中國國內也有風投投入,但受晶片和基礎算力制約,投入成本高,為此更多關注應用類、能快速產生商業閉環的投資,創新企業多聚焦應用環節。此外,中國在風投退出機制上,如回購等有效方式方面,與美國存在差異,需進一步完善。 2025年7月26日,2025世界人工智慧大會在上海開幕。大會集中展示3000餘項前沿展品及100餘款「全球首發」「中國首秀」新品,規模創歷屆之最。 圖為青龍機器人在演示物流分揀。 記者 田雨昊 攝 記者:人工智慧未來發展將如何跨越技術與倫理的邊界? 齊國君:目前沒有任何充分證據或科學共識表明AI會覺醒並產生自我意識,這更多是基於科幻的猜測。不過,AI發展確實帶來新挑戰,但新技術發展通常都會面臨類似問題,如網際網路技術發展過程中的盜版、不良信息傳播等。 在我看來,AI技術發展對社會總體正面作用遠大於負面作用,在生產力發展、應用場景拓展、就業門類創造、產業結構優化等方面有很大價值,且已出現很多正面案例。 譬如,AI大量應用於客服行業,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雖給就業帶來壓力,但也創造了如數據行業等薪酬更高的新職位;在數字人、動畫製作、美術製作等創意類行業領域,AI取代了90%以上的重複性勞動,廣告行業和數據處理相關行業也發生很大變化。 2024年3月29日,四川成都,第十一屆中國網絡視聽大會現場,虛擬數字人亮相展區。 記者 王磊 攝 展望未來,AI對所有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產生很大作用,類似網際網路發展第一階段先提高勞動生產率,未來可能過渡到以AI為生態的新企業出現階段。 我預計未來5年內會出現以AI為原生的大型企業,可能對未來二三十年的經濟產生重要影響。 記者:人工智慧的全球對話是競爭還是共生? 齊國君:我認為未來人工智慧的全球對話,既有競爭又有共生,但共生大於競爭。 AI領域速度競爭和開放競爭至關重要。 速度競爭上,AI行業與網際網路行業有共通之處,技術交流頻繁,難以長期獨佔技術。真正形成優勢的是規模效應,比拼的是速度和開放程度。誰能跑得更快,就能吸引更多用戶,獲得更多數據,使模型迭代得更快更好,形成正面反饋,即飛輪效應。飛輪一旦轉動,規模和影響力會不斷擴大。 如果模型僅在小範圍內使用,無法吸引更多用戶形成商業閉環,數據和用戶就無法增長,也就難以理解更多用戶意圖、使用場景,模型也就無法做得更好。所以AI發展要走向更開放,吸引更多用戶使用,以形成正面反饋。這也是AI的開放競爭。 但在我看來,成功的網際網路和IT企業必然是全球化或至少具有跨國影響力,中美網際網路和IT企業皆是如此。在此過程中,各方相互促進,形成共生關係。 例如在數據治理、AI倫理規範等方面展開合作,且AI產生巨大影響力時會作用於實體經濟和日常生活,其正面影響會溢出到全球範圍,技術也會共享。 學術交流促進共生。AI行業極為開放,大量新技術通過學術論文發表在學術期刊、會議以及公開的預印網頁上。大家藉助學術交流,推動知識傳播,分享新的技術思路。 像今年,DeepSeek宣布開源MLA解碼核FlashMLA、DeepEP代碼庫等。其新思路和算法很快在網上傳播,美國企業也借鑑使用。(完) 受訪者簡介: 齊國君。 受訪者供圖 齊國君,2005年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自動化專業;2009年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自動化系博士學位;2013年再獲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電子與計算機工程專業哲學博士學位。他曾任IBM T.J. Watson研究中心研究員、華為美國研究中心首席AI科學家,並在39歲時獲得國際電子電氣工程師協會會士(IEEE Fellow)和國際計算機協會傑出科學家(ACM Distinguished Scientist)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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