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3.16億餘元 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劉星泰一審被判死緩
2025-10-31 13:36 5,156次浏览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大力推進理論探索和創新，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經濟工作是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經濟工作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大任務。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在經濟領域的集中體現。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內涵上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外延上借鑑和超越了西方經濟學，是立足國情、放眼世界、引領未來的科學理論，為我們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科學指引。作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權威教材，《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收入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1月至2024年12月期間關於經濟建設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為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指明了正確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習近平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批判繼承歷史上經濟學特別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成果，通過對人類經濟活動的深入研究，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寧把政治經濟學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毛澤東同志先後4次集中研讀《資本論》，多次主持專題研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鄧小平同志評價《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說：「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基於改革開放後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的偉大實踐，原創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刻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從未遇到過的許多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這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生產關係，雖然其在研究生產關係時也必然要聯繫生產力和上層建築，但並未在經濟學意義上建立起關於生產力的完整理論體系。應當看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如果只限於生產關係，而不進入生產力領域，會使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範圍和領域越來越窄，對中國經濟的解釋能力及指導作用越來越小。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結合新的時代要求構建新的生產力理論。 早在1997年，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時，就在《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中指出：「文章中所闡述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始終閃爍著真理的光輝，在近一個半世紀中，一直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認識、改造世界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重要思想武器。當然，由於受歷史條件的局限，馬克思對社會發展特別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原理不可能闡述得盡善盡美，我們當前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正在對此進行補充和完善」「馬克思在研究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時，雖然始終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但在考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時，重點是放在生產關係方面的」。 在這篇文章中，他進一步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偉大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特別是對《序言》中所揭示的一些基本原理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和創新」。其中，對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原理的認識的新突破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對生產力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認識；二是對生產力內在構成與發展重點的認識有了新突破；三是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內在結構與變化的認識有了新突破。 《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的多篇文章結合新時代的創新實踐，對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概括，尤其是對構建新的生產力理論作出深刻論述。比如，《依法規範和引導我國資本健康發展，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指出：「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理論研究，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促進各類資本良性發展、共同發展，發揮其發展生產力、創造社會財富、增進人民福祉的作用」；《什麼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對新時代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實踐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進行了總結概括，強調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指出：「紮實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指出：「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等等。 新質生產力不是一個機械的靜態概念，也不是幾種具體的產業與特定的技術類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揭示了先進生產力是如何不斷湧現的。具體來看，產業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載體，以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為最小組成元素。在給定人類社會可用的科學知識條件下，一個經濟體的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內生決定了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決定了這些產業所用技術組成的生產結構。生產要素的積累和比較優勢的形成，為開展創新活動提供了條件，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生產力發展，進而推動生產關係變革、上層建築完善，以及整個社會發展進步。同時需要看到，隨著社會發展進步，一個經濟體可用的科學知識是可變的。當給定的可用的科學知識所蘊含的生產力被生產結構充分利用的同時，也需要投入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以進行科學知識的研究和探索。這將拓展科學知識範圍、深化對科學技術的認識。這一過程進一步為生產結構升級、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新的可能性邊界。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只討論在給定生產力邊界條件下調整生產關係來釋放生產力，而不討論如何推動生產力邊界拓展的理論局限進行了突破與創新，在學理上形成了能夠對包括產業和技術結構、基礎設施結構、制度結構等如何決定一個經濟體生產力發展進行解釋的理論體系，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 習近平經濟思想緊扣我國發展階段，彰顯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 習近平總書記在《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指出，這一思想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性概括，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習近平經濟思想深深紮根於我國國情沃土，緊扣我國發展階段，既回應了我國發展的現實問題，又貢獻了人類實現現代化的新方案，彰顯經濟學的中國特色，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 緊扣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而且是需要劃分為不同歷史階段的過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實踐，基於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深刻把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形成於發展較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難以解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實踐，更無法為我國改革發展提供指導。 比如，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線性推進的，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工業文明到數字文明的轉型依次展開。西方經濟學中的「工業化理論」「城市化模型」等，都是基於單一階段的經驗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呈現出「時空壓縮」特徵：在短短幾十年內，既要完成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又要同步推進數位化、綠色化轉型；既要解決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中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又要應對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中的環境約束問題；既要補齊傳統產業的「短板」，又要搶佔新興產業發展的「先機」。這種多重轉型疊加的特殊階段，使中國面臨的發展任務遠比西方單一階段複雜。西方經濟學無法應對中國「多階段任務同步推進」的現實挑戰。 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紮實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並把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貫穿新型工業化全過程、注重在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同時加快經濟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等，打破了西方「先汙染後治理」「先工業化後信息化」的線性教條，走出了跨越式發展道路。 又如，西方經濟學的許多理論是建立在中小規模國家發展經驗基礎上的，往往忽視國家規模對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我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國家，人口總量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要實現的任何人均指標，乘以14億多，都將成為巨大挑戰。比如，隨著我國糧食需求剛性增長，端牢中國飯碗的壓力仍然較大；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創造新增就業崗位必須付出更大努力；等等。這種超大規模難題，在西方經濟學理論庫中找不到答案。 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發揮我國規模優勢，提出一系列原創性思想：立足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通過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釋放內需潛力，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在重大工程、核心技術攻關領域實現突破；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增強創新發展動力，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系統，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等等。這些實踐突破了西方「小政府、大市場」的治理教條，展現出大國治理智慧。西方經濟學無法理解這種「大國發展邏輯」，更無法提供應對超大規模難題的方案。 再如，西方經濟學在解釋制度變遷時，要麼主張市場自發秩序，要麼推崇「休克療法」式激進改革。這些都無法對我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作出科學解釋。在實踐中，一些國家照搬西方「休克療法」陷入困境，教訓十分深刻。 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必須把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等，指引我國成功續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蹟」新篇章，避免了完善體制機制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社會風險。 彰顯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經濟制度是經濟關係在制度上的反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生產關係在制度上的體現。我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創造的發展奇蹟，源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這一奇蹟的密碼，在於對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的深刻把握、堅持與發展。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守正創新的基礎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彰顯了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所有制結構上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我們國家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又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把經濟社會發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齊心協力來幹，眾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等等。 在實踐中，我國推動形成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格局，國有企業在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發揮「壓艙石」作用，在重大戰略實施、公共服務提供中承擔主體責任；民營企業在創新創造、吸納就業、活躍市場等方面展現出強大活力，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從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增強國有資本控制力到減稅降費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從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不同所有制資本交叉持股到出臺實施民營經濟促進法，這些創造性實踐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打破了西方經濟學中「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對立」的教條，也打破了西方經濟學將公有制視為「效率低下」甚至將其排除在市場經濟的理論框架之外的誤區。在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時，這種多元所有制結構的優勢尤為顯著。國有企業在疫情防控、搶險救災中衝鋒在前，民營企業在穩定產業鏈、保障民生供給中積極作為，形成了共克時艱的強大合力，這是西方私有制主導的經濟制度難以實現的制度效能。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資源配置上是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形成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獨特的資源配置機制，既避免了市場失靈的弊端，又克服了政府干預的低效。這種機制創新在實踐中展現出強大生命力。在微觀層面，通過深化價格改革、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等舉措，讓市場信號引導資源流向高效領域，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在中觀層面，通過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的精準引導，推動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在宏觀層面，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防範系統性風險，保持經濟穩定運行。 從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到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維護市場秩序，從設立科創板支持科技創新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補齊發展短板，這些開創性實踐打破了西方經濟學中長期存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與「政府干預理論」二元對立和「市場與政府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解決了西方經濟學未能解決的市場效率與政府作用的兼容問題。特別是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我們統籌發揮政府和市場作用，既通過政府主導的精準扶貧方略增強脫貧攻堅的針對性，又通過市場機制激發貧困地區的內生動力，提升脫貧攻堅的整體效能，確保脫貧質量，最終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奇蹟，這是西方單一的資源配置方式無法達成的發展成就。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發展目標的價值取向上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人民至上為根本立場，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強調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設，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而誕生於資本主義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經濟學，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還是新自由主義的「產權明晰」理論，都服務於維護私有制絕對主導的制度邏輯，其理念滲透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難以解決發展中的公平問題，導致許多西方國家陷入「貧富分化」的困境。反觀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從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同時強調先富帶後富、幫後富的實踐路逕到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體系，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到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從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到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我國始終將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作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打破了西方經濟學「效率與公平不可兼得」的斷言，讓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共同富裕不斷取得新成效，成為我國經濟制度價值優勢的集中體現。 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跨越，充分證明了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決定了理論指導的獨特性。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不是否定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而是要打破教條束縛，從中國經濟制度的實際出發總結規律、創新理論。 習近平經濟思想既紮根於中國制度土壤，又回應了人類對更好發展制度的探索，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下，我國經濟實力實現歷史性躍升，國內生產總值連上新臺階，2024年超過13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2012年的6300美元上升到2024年的超過1.3萬美元，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這一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問題導向，聚焦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形成了與時俱進的方法論體系。例如，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指出「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在《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著力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強調「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等等，為我們在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下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清晰的路徑和方法。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在激烈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的關鍵所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清晰的路徑和方法。 在創新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實現高質量發展要靠科技創新培育新動能。我國持續加大科技研發投入，2024年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68%，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重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湧現，「嫦娥」奔月、「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奮鬥者」號全海深載人潛水器等取得突破性成果，5G通信、高鐵、特高壓輸電等技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斷強化，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快速增長，創新型企業集群加速形成。 在協調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注重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我國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強區域合作與協同發展，推動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性不斷增強。 在綠色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要求協同推進降碳、減汙、擴綠、增長。我國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持續優化能源結構，清潔能源消費佔比不斷提高，煤炭消費比重持續下降；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空氣品質優良天數比例穩步提升，地表水水質總體良好，森林覆蓋率不斷提高；推動綠色產業蓬勃發展，節能環保、新能源、生態修復等領域成為經濟增長新亮點。 在開放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倡導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我國積極拓展對外經貿合作，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更加密切，貿易結構不斷優化，貿易夥伴多元化格局進一步鞏固，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吸引外資規模不斷擴大，外資利用質量和水平顯著提高；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多邊貿易體制改革和完善，堅定維護自由貿易。 在共享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國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不斷加大民生領域投入，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就業質量穩步提升，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是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康莊大道。作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科學應對重大風險挑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銳利思想武器，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我國現有人口和勞動力規模足夠龐大，人口綜合紅利仍然具有明顯優勢，要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打造高素質人力資源，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我國把「投資於物」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持續加大教育投入，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推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培養造就了大批高素質人才，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撐；同時，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完善養老服務體系，發展銀髮經濟，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我國不斷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促進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同時，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既要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也要精神財富極大豐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強，要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我國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生態環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實踐路徑。我國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美麗家園。 在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多邊合作，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實現與共建國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理論升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依然面臨不少風險挑戰，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經濟思想，利用好發展機遇、潛力和優勢，鞏固拓展經濟回升向好勢頭，不斷推動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紮實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本文系全國政協辦公廳「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研究」課題成果) 林毅夫 《 人民日報 》( 2025年08月12日 09 版)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張馨予 發於2025.8.4總第1198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從業30餘年來，有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之稱的吳澎主持和參加了超過120項工程設計和科研項目，最近幾年，「運河」成為他工作中的關鍵詞。作為中交水運規劃設計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交水規院」)原總工程師，吳澎是平陸運河工程設計專家，也為規劃中的贛粵運河和湘桂運河研究工作提供專業指導。 2022年8月28日，平陸運河開工建設，預計將於2026年底通航。這是中國自京杭大運河以來建設的第一條運河，具有格外重大的意義。相比正在修建的平陸運河，浙贛粵運河和湘桂運河雖然仍然處於前期研究論證階段，但也格外受外界關注。 浙贛粵運河由贛粵運河和浙贛運河組成。5月10日，浙江印發的《關於高水平建設「航運浙江」的實施意見》正式實施，其中明確提出「謀劃推進浙贛運河」。去年10月，江西省交通運輸廳發布了7份關於贛粵運河工程中標的消息，涉及預可行性研究、投融資模式及方案研究、經濟帶發展研究等。 湘桂運河也時有新消息傳來。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湖南代表團以代表團名義向大會提交建議11件，打頭的一件就是《關於將湘桂運河列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建議》。2月，湖南省交通運輸廳規劃與項目辦公室就《湘桂運河預可行性研究報告編制》進行公開招標。 除此之外，荊漢運河和渝黔桂運河也有各自的動靜。正因如此，一些學者提出「運河時代」概念，認為運河工程是新一輪基建代表。不過，也有一些長期研究交通的學者認為，在平陸運河之外，應暫緩啟動其他運河建設，至少應該更加審慎地作出相關決策。 運河提速 贛粵運河北起贛州、南至韶關，湘桂運河則起於永州、西至桂林，兩條運河都溝通了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截至目前，它們都已分別開展三輪針對開發必要性、可行性等的研究論證。 與平陸運河類似，建設贛粵運河和湘桂運河的構想，早在幾十年前就已提出。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提出贛粵運河和湘桂運河的設想。 湖南省交通規劃勘察設計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湖南交通設計院」)副總經理、水運規劃設計院院長張愛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早在1983年，湘桂兩省(區)就編制了《湘桂運河航道規劃報告》，當時規劃航道等級為1000噸級。2007年，湖南省政府批准和發布《湘江幹流航道發展規劃》，明確提出結合水利水電梯級開發，把湘桂運河建成高等級航道。 至於贛粵運河，20世紀80年代，交通部編制了《長江水系航運規劃報告》和《珠江流域航運規劃綜合報告》，其中都對贛粵運河方案做了規劃和說明。1992年，交通部編制《贛粵運河踏勘報告》，提出通過踏勘認為贛粵運河在技術上是可行的，「未發現難以解決的制約性問題」。 兩條運河的推進提速是在2011年，《國務院關於加快長江等內河水運發展的意見》發布，張愛平表示，這意味著「加快內河水運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2020年5月，交通運輸部印發《內河航運發展綱要》，提出打通南北向跨流域水運大通道，建設新大運河，形成京杭運河、江淮幹線、浙贛粵通道、漢湘桂通道縱向走廊。贛粵運河和湘桂運河分別是浙贛粵通道和漢湘桂通道的組成部分。 除了這兩條已經開展前期研究工作的運河，2015年以後，地方還提出了關於荊漢運河和渝黔桂運河的構想。荊漢運河是將長江「容彎取直」，從荊州松滋市松滋口利用現有河道和新挖掘河道，建設一條約230公裡長的運河，到武漢東荊河口。渝黔桂運河則連接長江與珠江上遊水系，由於這條運河還處於初期準備階段，規劃路線和規劃長度還不明晰。 在此背景下，長沙理工大學智能交通與現代物流研究院院長、教授盧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2022年平陸運河開工後不久，他就提出了一個觀點：中國正在進入運河時代，2022年很可能是運河時代元年。 運河能夠帶來什麼？ 用張愛平的話說，有關湘桂運河的研究是湖南交通設計院最重視的工作，「排在我們所有工作的第一位」。 湖南省亦然。202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湖南調研，張愛平說，當時湖南省委、省政府把加快推進湘桂運河建設作為三件大事之一，向李強作了匯報。另外，湖南已兩次將湘桂運河寫入全國兩會時的全團建議。 江西對贛粵運河也十分重視。2024年3月，江西省省長葉建春帶隊走訪交通運輸部，懇請交通運輸部大力支持加快推進浙贛粵運河工程前期工作。當年7月，江西省交通運輸廳廳長謝德強與贛州市政府副市長鄒治宇一同專門赴交通運輸部對接工作，鄒治宇就贛粵運河相關工作「懇請交通運輸部給予關心和支持」。今年5月21日，葉建春在推進交通強省建設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時，又特別提到要「紮實做好浙贛粵運河前期工作」。 幾位深入參與兩條運河前期研究工作的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兩省對於推動運河修建這麼積極，是因為運河能夠直接給區域運輸格局帶來改變。 湘桂運河方面，張愛平說，運河建成後，湖南附近地區的運輸可以不再從長江出海繞行至東協，而是可以直接從湘江下到北部灣，大大縮短時間和成本。至於贛粵運河，交通運輸部水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焦芳芳曾在《贛粵運河建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文中指出，贛粵運河將提供南下出海第二條水運新通道，打破中西部外貿內支線經由長江出海的單一通道格局，「極大地方便了與東協、中東、歐洲等地區的外貿貨物運輸交流，縮短1200餘公裡的海上距離、提高運輸時效」。 從全國布局來看，贛粵運河和湘桂運河作為「四縱四橫兩網」中「兩縱」的組成部分，均連接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可將中西和東南諸省連接構成廣闊聯運網，完善國家航運網絡布局。 盧毅解釋說，中國的河流大多是東西走向，南北走向的航道是稀缺的，如果修建南北走向的運河，可以形成更密集的航道網絡，水運潛力可以得到進一步挖掘。 而建設更密集的高等級航道網，可以全面降低社會物流成本。張愛平說，水運運輸成本是鐵路的1/3至1/2，是公路的1/10至1/7，具有成本低、運量大的特性，可以顯著減少大宗貨物比如煤炭、鐵礦、糧食的運輸費用。 更重要的是，幾個省份都認同，運河能夠「以線帶面」，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乃至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以湘桂運河為例，盧毅說，當前湖南國家級高等級航道(可通行千噸級以上船舶)僅163公裡，且為湖南、湖北兩省共有，湘桂運河建成後，打通漢湘桂通道，湖南將擁有935公裡的國家級內河水運通道，「它將與沿線的鐵路、公路等陸運通道一同發揮『1+1+1＞3』的通道複合效應，形成黃金通道，推動通道經濟、廊道經濟高質量發展」。 湘桂運河也被寄希望於能夠使湖南經濟更好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以及西部陸海新通道北部灣，「使得湖南能夠內外兼修」。張愛平說，一旦湘桂運河建成，湖南將擁有北上長江、南下珠江的雙入海通道，這意味著沿線的嶽陽、長沙、湘潭、衡陽、永州等城市的港口地位將進一步提升，運輸格局也會得到優化調整，強化湖南與粵港澳大灣區、西部陸海新通道北部灣的聯繫，「推動湖南打造內陸開放新高地，提高向海經營和對外開放的水平」。 王緝憲是香港大學地理系原主任，現任「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暨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在他看來，幾個省份之所以積極推動運河建設，還有另一原因，即通過運河投資，拉動地方GDP增長。 他以湖南作為示例，「過去十多年，湖南的GDP大部分是靠投資拉動，其中最大部分是基建項目，特別是高速公路」。長城證券的研報顯示，固定資產投資是湖南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尤其是2014年之後，湖南固定資產投資佔GDP比重逐漸高於全國，且差距逐漸擴大。可以理解，隨著高速公路投資邊際效益不斷降低，部分地方政府開始將基礎設施投資的對象轉向運河。 是否有需求，是否有效益？ 隨著平陸運河的建設過半，以及多條運河開展前期研究，越來越多人圍繞「是否應該新建運河」進行激烈討論。 一位深度參與贛粵運河前期研究工作的工程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即便是參與論證的人，也各持不同觀點，「有的很積極，希望(運河項目)儘管上，有的還是認為重大工程要更全面地去論證」。 各種爭議與分歧中，最先出現的是：運河作為一種水路運輸方式，過時了嗎？ 2024年8月底，中國科學院院士、經濟地理學家陸大道發表的《對中國「狂挖」運河輿論的評述》一文受到廣泛關注，被認為是給各地「運河熱」澆了一盆冷水。陸大道認為，擁有2000多年歷史的大運河之所以成為僅次於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有自然、歷史、現實等多重原因，具有獨一無二性，其他正在規劃的運河無法相比擬。此外，儘管歐洲運河發達，但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及鐵路發展時代的到來，運河發展時代也就結束了。 吳澎也聽過許多類似的說法，「一些人認為，現在有了公路、鐵路這些現代交通，水運就沒有優勢了，但其實不是這樣」。吳澎表示，雖然運河的運輸速度較慢，但是運費成本遠遠低於公路和鐵路，「只要運河建成了，這就是它永遠抹不掉的優勢」，因此運河非常適合運輸砂石料、煤炭、礦石等大宗散貨，也適合於運輸貨櫃和液體化工品。 由此延伸的爭議，是在公路與鐵路交通網絡已經非常發達的當下，運河是否還具有比較優勢。 相較公路和鐵路，運河的優勢是運輸成本低，劣勢是運輸時間長。王緝憲指出，選擇運河運輸的主要是砂石料、煤炭等價值較低的大宗散貨，「它們不怕等」，但是在房地產下行的背景下，建築材料運輸需求會有所下降。 而對於價值高的貨物，即便運河的運輸成本遠遠低於公路、鐵路，它們仍會通過後者進行運輸。交通運輸部水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謝燮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在福建寧德調研時，發現寧德時代的電池等高價值貨物出口幾乎不走寧德港，而是通過公路運輸到廈門港再出口，因為這類貨物的價值高、時效性更敏感，通常會選擇運輸時間更短的運輸方式。 這些討論都指向那個核心問題：規劃中的運河到底有沒有運輸需求？能不能產生效益？吳澎說，這也是開展運河項目論證時排第一位的問題。 如何評估運河的運輸需求？吳澎說，主要會考慮運河影響區域腹地裡產業的特點，評估這些產業有哪些貨物適合走水路運輸，以及這些貨物現在採用什麼運輸方式，「如果走運河比現在的運輸方式有優勢，就按比較大的比例把運量轉移過來；如果走運河運輸的優勢不是很大，就按比較小的比例把運量轉移過來，然後預測出一個數字」。 在預測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概念——誘增運量。張愛平說，在湘桂運河的預可行性研究中，「我們認為，只要水運體系建成，會產生一定的誘增運量」。過去，一些礦石因為沒有相對經濟的運輸方式，「可能根本不存在運輸需求」，但是一旦修建了運河，就有了合理且經濟的運輸方式，因此會產生礦石的誘增運量。 運河的誘增運量確實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很難進行預測。吳澎記得一個案例：京杭運河有一條過濟寧的支流洙水河，菏澤希望修一條航道與其連接，這個項目的研究論證由中交水規院負責。「當時我們認為這裡沒有太多貨運，預測運量大概400萬噸，就開始做可行性研究報告了，但是沒多久得到消息，有一家玻璃廠得知那裡要通航道，打算把工廠遷過來，他們一年就有500萬噸的運輸需求，產品和原材料全部走水路。這種需求，你說怎麼預測？」吳澎認為，現在國內傳統的運量需求分析手段，仍很難預測清楚轉移運量和誘增運量。 需要注意的是，誘增運量是否會產生，仍是未知數。謝燮認為，經濟社會的運行機制非常複雜，超乎研究者的想像，「甚至誘增運量有可能以反面形式出現」。 謝燮曾提出，內河水運有第一次窗口期和第二次窗口期。第二次窗口期指的是2000年以來，中國內河水運在土地價值和環境價值不斷提升的大背景下重新煥發生機的時期。謝燮說，這是因為內河水運相對於公路運輸和鐵路運輸來講具有節約土地和節能環保的優勢，受到重視。因此在這一時期，誘增運量往往以超乎想像的規模出現。 一旦過了內河水運的窗口期，謝燮認為，內河水運快速發展的條件也就不再具備，並且現在已經能看到一些跡象。他舉例說，煤炭、石油等傳統能源僅在部分地區生產，由此產生了巨大的貨運需求，很長一段時間裡，內河水運和海運的發展都受益於這種需求。但是近幾年全球的能源運輸需求在下降，新能源替代傳統能源已經成為趨勢，未來水運需求也可能會下降。 2023年，謝燮曾調研內河水運物流平臺「物潤船聯」，得到的典型數據是：內河船舶的活躍度為67%，即只有2/3的船舶處於運營當中，其他船舶都因為市場需求不足而處於停航的狀態。「長江、西江(珠江流域的主流)等內河水運發達地區的水運市場需求尚且如此，如何保證未來運河大工程建成後有貨可運是一個大問題。」 上述深度參與贛粵運河前期研究工作的工程師說，在上一輪交通運輸部主導的前期研究工作中，一共有幾家機構做了運量預測，其中比較理想的預測運量是一年4000萬噸至5000萬噸，而廣東省交通運輸規劃研究中心當時作為前期研究參與方之一，預測贛粵運河2035年的運量僅約1500萬噸，是其他機構預測的一半。 從運河自身角度來說，其投資回報率和運量緊密相關，收入主要來自船閘通行費。謝燮以浙贛粵運河為例算了一筆帳，「規劃研究中的浙贛粵運河全長1988公裡，總投資3200億元。假設運河每年貨運量滿打滿算為1億噸，按照一半的運輸距離來計算運距，則可以產生1000億噸公裡的運輸周轉量。假設每噸公裡的運費按照0.05元計算，則每年可以產生50億元的運費收入」。 而相較之下，修建運河的成本是很高的。平陸運河項目總投資727.2億元，湘桂運河預計總投資1500億元，浙贛粵運河預計總投資3200億元，這樣大規模的投資，如果沒有足夠匹配的效益，顯然是不合算的。 正因如此，王緝憲並不贊成修建運河，「如果負責修建運河的企業也是負責運營運河的企業，可能就不會支持修運河了，因為修了一定賠本」。另外，他還指出，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轉型，不斷加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而修建運河仍是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思路。 上述深度參與贛粵運河前期研究工作的工程師說，在預測運量不太足夠的時候，研究機構會更多地向運河帶來的產業協同效應、運河建設增加的就業機會、運河維護國防安全等各類效益方面，挖掘修建運河的必要性。 張愛平也認為，運河作為一個綜合性工程，不能僅從單一的經濟指標去看，「還要綜合水利、交通、生態、防災等各方面的綜合效益，有些效益是可以量化的，但是大部分效益是難以量化的」。 正如吳澎指出的，隨著內河航道向內陸腹地的延伸，不僅沿線地區之間以及沿線地區與海港之間的貨物運輸成本可大幅降低，也可使這些地區各自的自然資源優勢和人力資源優勢得到更充分發揮，甚至帶來產業、城鎮和人口等的重新分布，促進沿線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內河航道的空間布局受自然條件制約，相互間的連通不盡如人意，因此，在相互隔離的水系間開挖運河，可以優化天然航道網絡布局，更充分發揮內河航運的比較優勢」。 當前圍繞運河的探討很多，「大家就把自己的問題提出來，讓政府或者研究機構能夠進行專題研究，這不是阻力，而是為了讓決策更加科學」。張愛平認為，一些運河不是馬上就要建設，當下還需要把各種問題研究清楚。 幾年後，見分曉 多位深入參與贛粵運河、湘桂運河前期研究工作的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贛粵運河和湘桂運河都在爭取列入國家「十五五」規劃，如果情況比較樂觀，也許「十五五」中後期可以開工建設。 一些地方已經為運河的修建「做好準備」。吳澎說，在贛粵運河的預定線路上，最新修的一些高鐵橋已經為運河留了口。 一定程度上，各地都在等待平陸運河的正式通航，那會是一個「見分曉」的時刻。平陸運河通航後能有多少運量？能發揮多少效益？這些都會在2026年以後顯現出來。一旦平陸運河的表現足夠優秀，將給其他規劃中的運河帶來利好，產生示範效應。 不過，受訪者普遍認為，即便要再新修運河，也會是贛粵運河和湘桂運河中擇其一率先修建，因為兩條運河同時修建所需資金規模太大。至於是哪一條走在前面，現在還很難說，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作為國家決策的依據。 對於這些主張哪條運河都不要再修建的學者來說，他們更贊同的是，提高現有內河航道的能力。王緝憲曾在接受採訪時指出，「現有的長江、大運河和珠江等水系，應該更好地發揮運輸功能。未來，應該是鐵路、公路、航空和進一步疏浚整治後的江河及沿海航運一起，形成更有效的多式聯運綜合運網，滿足物流運輸需求」。 他認為，假如修建運河的投資，花在提高現有內河航道能力上，收效更快也更靠譜，因為沿線已經有社會經濟活動的聚集。 謝燮也提出，在有需求的、高度城市化的地方，「現有高等級航道不斷升級改造，釋放更大潛能，以『公改水』的方式解決大城市群的交通擁堵和環境保護問題，才是正道」。 河南正打算做這個事。4月30日，河南省交通運輸廳發布《河南省內河航道與港口布局規劃修編 (2025—2035 年)(徵求意見稿)》，提出2050年之前，河南將打通3700公裡內河航道，全面建成現代化內河航運體系。 原本，河南內河航道均為四級及以下航道，根據上述規劃，到2035年，河南規劃全面建成「兩縱兩橫兩幹六支」航道，其中「兩縱兩橫兩幹」均為三級或二級航道，三級以上航道裡程達到1300公裡以上。 但是，提高現有內河航道能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謝燮舉例說，在真正有運輸需求的、相對發達的區域，各種設施已經建得差不多了，提高航道能力意味著巨大的拆遷費用等一系列成本。 無論是修建運河，還是提高現有內河航道能力，都需要科學審慎的研究、論證。可以想見，決策是十分艱難的，也應該是艱難的。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8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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