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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24 11:27 8,617次浏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周原考古隊領隊種建榮幾十年潛心考古發掘與研究—— 探秘周原遺址的「三重城」(賡續歷史文脈·考古故事) 人物小傳 種建榮，1972年生，陝西渭南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考古博物館)黨委書記、院(館)長，陝西省考古學會會長。他先後主持或參與周原、周公廟、清澗辛莊、澄城劉家窪遺址等考古項目30餘項，其中5項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主持完成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項目5項。 在陝西省寶雞市扶風、岐山兩縣的交界處，有一處被稱為周原的考古遺址。這裡面積達30平方千米，是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遺存最豐富的先周、西周時期遺址，也是周原考古隊領隊種建榮傾注半生心血的地方。 對種建榮來說，「周原遺址」像一位相識多年的老友。 找 城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找城都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使命」 「周原」一詞，在古代文獻中作為周人崛起的都城曾多次出現。據文獻記載，3000多年前，居住在豳(今陝西省彬州市、旬邑縣西南一帶)的姬姓部落，在首領古公亶父的率領下，舉族遷徙到「岐下」，他們將這片肥沃的土地稱為「周原」。周人在這裡積蓄力量，最終覆滅了商朝。 種建榮介紹，周代與商代文明路徑迥異。商代以武力徵服四方，周代則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理念。「文化、民族、體制的認同，就是在這個時候奠定的。」種建榮說。 找到傳說中的「周人聖地」，成為幾代周原考古人的共同使命。20世紀40年代，考古學家石璋如根據文獻記載的大致位置展開田野調查，由此揭開了周原考古的序幕。2003年，周原李家西周鑄銅作坊遺址出土了數以千計的西周陶範，讓周原遺址首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5年，考古隊整合多年成果，包括鳳雛建築群等重要發現，以及系統揭示的周原水網體系，讓周原遺址再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然而，一個關鍵問題始終縈繞在周原考古人心頭。「都邑，肯定要有城嘛。」種建榮說，「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找城都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使命。」 2020年，考古隊在分析王家溝水庫區域航拍影像時，發現了重要線索：周原地勢北高南低，水系多呈南北走向，而王家溝一條支流卻呈現出異常的東西向直角轉折。他們對照圖紙實地勘測，發現北邊還有一條平行的水渠，與直角部分形成一個方方正正的區域。一個想法隨即在種建榮腦海中閃過——這會不會是環繞在城外的城壕？ 「如果這是城壕，裡面肯定有牆！」種建榮帶領隊員們繼續尋找，終於發現一座「小城」。考古隊循著「小城」城牆的方向向外探查，發現西牆和北牆都有向外延伸的跡象。經過勘探，一座規模更大的外城逐漸顯現，這就是後來確認的「大城」。 在對「小城」內部進行精細鑽探時，考古隊又發現了一道東西向的牆和兩道南北向的牆，在「小城」北部合圍成方形。他們將這座新發現的「小小城」稱為「宮城」。至此，周原遺址「宮城—小城—大城」的三重城垣結構完整呈現。憑藉這一發現，「周原遺址」在今年年初再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圓了幾代周原考古人的夢！」種建榮說。 破 局 「考古學主要講證據鏈，當許多線索指向同一個地方，就可以達成共識了」 提到和周原結緣，種建榮說：「我小時候想當警察，大學期間陰差陽錯被調劑到歷史系，那時心裡不太樂意。」1996年9月，種建榮畢業後進入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辦公室從事文書工作。有一次去考古工地現場，他發現考古有點像破案——根據發掘到的零散信息，對照文獻尋找答案，推理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他瞬間來了興趣，不久便主動申請加入考古隊。 2002年，種建榮加入周原考古隊。他回憶，世紀之交，儘管周原考古積累了一定成果，卻缺少能夠確證這裡是文獻記載中古公亶父所遷「周原」的決定性證據。一名考古隊員坦言：「很多學者認為這裡不是文獻記載中的都城，而是某個異姓貴族的家族採邑。」考古隊內部也出現了質疑的聲音——發掘了幾十年，這裡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周原？ 面對周原性質難以判定的困局，考古隊決定到田野間找答案。從研究角度看，需要關注的應該是這附近的同時期遺址。綜合判斷後，考古隊覺得周公廟符合條件。自2004年起，周原考古隊重點開展周公廟遺址的考古發掘。考古證實，周公廟遺址正是周公家族的採邑所在，但規模遠不及周原。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他的家族採邑規模應該很大，或者說僅次於「都城」。如果周公廟規模遠不及周原，那周原很大可能就是「都城」。這一發現重新堅定了考古隊對周原的信心，中斷多年後，他們再次將目光投向周原。 「重返周原」後，周原考古工作迎來了全新局面。團隊將遺址視為一個有機整體，系統研究聚落結構和功能分區，還結合手工業考古和實驗室考古成果，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 多年積累終於在2020年迎來重大突破。自這年起，周原南部區域陸續發現了一批戰國至漢代的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美陽」「美亭」字樣的陶器。《漢書·地理志》記載：「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也就是說，當年古公亶父所遷之地，可能就在漢代的美陽縣。因為陶質的東西，在當時不會經過太遠距離的運輸。此次出土陶器上的「美陽」字樣，或許能成為「周原即漢代美陽」的有力佐證。 更直接的證據出現在王家嘴區域的發掘中。2020年至2022年，考古隊在這裡發掘出一座建築面積2500平方米的夯土建築基址，這是目前所見先周時期最大的宮殿建築遺存，這個周人曾經修建的高等級建築，為「周原遺址」就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提供了關鍵證據。種建榮說：「考古學主要講證據鏈，當許多線索指向同一個地方，就可以達成共識了。」 接 續 「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發現，這是我們共同的堅持」 「如果從石璋如先生算起，到我這裡，應該都算四代或四代半周原考古人了。」種建榮說。如今，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單位聯合組建新的考古團隊，正在接力發掘。「我們住在一塊兒，一起發掘，共享成果。」青年考古隊員閆永強說。 目前，團隊成員的年齡大多在二三十歲，除正式隊員外，團隊還吸引了很多研究生前來實習。 別看這些年輕人愛鬧愛笑，工作起來個個都很較真。剛挖出一座墓葬、正在記錄人骨形狀的王昱霖，是剛畢業的95後女生；在實驗室專注做植物遺存鑑定的周輝也是女生，去年碩士畢業來到這裡。當被問及男女生是否有室內室外的分工時，她們回答：「雖然各有分工，但都要參與田野發掘。」周輝說：「野外的工作環境雖然辛苦，但那種發現歷史遺存的震撼，用任何語言都難以形容。」去年入職的閆永強，今年「五一」假期剛結婚，婚後很快就回到了考古基地。他說：「媳婦兒支持我工作，也理解我。」 面對這些年輕隊員，種建榮很欣慰。他說，如果還有什麼需要告訴他們的，那就是：「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發現，這是我們共同的堅持。」 烈日炎炎，接受完採訪後，考古隊員又拿上手鏟，戴上草帽，前往各自的探方。 延伸閱讀 周原遺址田野考古工作是如何開展的 周原遺址位於關中平原西部，今陝西寶雞市岐山、扶風兩縣北部的交界地帶，是目前所知遺存最豐富的先周文化遺址、面積最大的西周遺址。在這裡，當時的人們從偏居西陲的「小邦周」發展壯大，最終建立了西周王朝。 周原的考古工作始於20世紀40年代石璋如先生的調查，至今已有80餘年歷史。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周原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對遺址範圍和內涵進行初步了解，明確了周原遺址的重要價值；1999年至2005年，考古工作基本建立了周原遺址商周時期較為詳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2012年起，考古工作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導下展開；2020年至今，周原遺址在王家嘴發現了一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築，填補了以往周原遺址先周時期高等級遺蹟的空白，並發現了布局方正、規劃嚴謹的三重城垣。 人民日報客戶端 《國家人文歷史》記者 胡心雅
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耕地保護和質量提升法(草案)》。會議指出，堅持耕地數量、質量、生態一體保護，綜合施策持續恢復和提升耕地生態功能，確保永續利用。 這個消息讓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張福鎖團隊很振奮。前不久，該團隊剛剛在《科學》雜誌發表重要研究成果《調控植物-土壤反饋，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強調種地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要把目光轉向土壤健康。 民以食為天，耕地是糧食生產的「命根子」。張福鎖在介紹課題研究背景時表示，團隊曾對華北平原小麥-玉米輪作體系長期定位試驗的105個數據點進行了數據統計測算，由於土壤問題，當前每公頃耕地存在約1.5噸的隱形糧食損失。 為何「丟了」這麼多糧食？張福鎖表示，是由於「作物-土壤負反饋」。當前集約化農業生產不合理管理造成各種土壤健康問題，如壓實引起土壤結構變差，土壤化學性狀的變化包括土壤酸化、鹽漬化，土壤生物活力降低，生物群落失衡等，導致土壤內在效率下降，作物容易染病，對氣候變化的抵抗力下降等。他說：「一畝地100公斤的隱形產量損失，我們應該拿回來。」 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王光州和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張俊伶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這項研究中，團隊基於前期研究進展及科技小院16年來生產一線的實踐積累，結合團隊近年來在根際生命共同體理論研究方面的進展，將生態學研究中發展較快的「植物-土壤反饋」思想引入農田生態系統，提出了作物高產與土壤健康協同的系統化研究範式。 張俊伶和王光州指導的學生，在田間地頭的科技小院駐紮時，發現「改土」確實可以增產。 博士生欒冬冬2020年進入課題組時，在河北曲周的麥田裡，看到大片即將灌漿成熟的麥子中，有不少麥穗提前枯白、乾癟。「這是小麥患上了莖基腐病。」他說，這種由土傳病原真菌-鐮刀菌引起的病害，能夠侵染小麥莖基部，導致莖基部腐爛、植株早衰，甚至顆粒無收。不僅如此，這種病害還會產生有毒的脫氧雪腐鐮刀菌烯醇等，威脅糧食安全和人畜健康。 他說，研究顯示基腐病的病因有很多，具體到曲周這片土地，團隊分析，這裡冬小麥和夏玉米收穫後大量秸稈還田，改變了土壤微生態環境，促進了有利於病原菌生長的微生物的富集，成為引發小麥莖基腐病的關鍵原因。 為了找到一種有益菌和病原菌進行鬥爭，欒冬冬長期在田裡、實驗室兩頭跑。去田裡把患病的小麥樣品和土壤樣品取回，在實驗室裡篩選土壤，分離出微生物。而後培養微生物、鑑定微生物，再將潛在的「對手」微生物和引發莖基腐病的病原菌進行功能拮抗試驗，驗證其是否發揮了抑制病原菌的作用，從而製備能夠抑制病原菌的有益菌劑。 在實驗室中尋找有益菌的過程雖然繁瑣，但和在酷暑裡下地噴灑生防微生物菌劑比起來，卻還不算辛苦。欒冬冬說，同學們和老師經常是下午兩點就帶上菌劑，頂著火辣的日頭出門，在田裡一直忙到晚上七八點。 經過4年的篩選與驗證，欒冬冬和團隊成員初步研製出了一種生防微生物菌劑。他說，團隊2024年在曲周建立了總面積近5畝、由16區塊組成的試驗田，田塊中應用生防微生物菌劑的結果令人欣喜：小麥莖基腐病發病率顯著下降，根際土壤中病原菌豐度下降超過25%，平均每畝小麥增產近17%。 和欒冬冬相似，博士生倪剛在山東東營的鹽鹼地上種小麥和玉米，檢驗土壤中的微生物對作物的影響。 倪剛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們從2021年開始，在山東東營的8畝地試驗田上，每年6月播種玉米，10月收穫，玉米收穫後再播種冬小麥，來年6月收穫。在這個輪作的過程中，他和同學們一起提取玉米、小麥根際的微生物進行研究，研製出有益於作物生長的微生物菌劑，並在大田試驗的基礎上驗證菌劑效果。 「上個月，我們剛收穫了微生物菌劑試驗的冬小麥。」倪剛說，目前，與不施加微生物菌劑的處理相比，施加微生物菌劑試驗田的冬小麥增產了約30%。 研究人員由此發現，土壤對於作物的影響遠比想像中大，而土壤健康似乎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張俊伶表示，當前以追求高產為目標的集約化農業過度依賴高產品種和外源投入，植物-土壤互作關係被削弱，造成系統負反饋作用加大，而正反饋作用減少，土壤退化嚴重，土壤健康現狀惡化。 張俊伶說，由於長期忽視土壤健康，在面對農業生產實際問題時多採用「快餐式」，「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片面解決方式，土壤生態系統失衡，土壤多功能性難以發揮，嚴重威脅耕地質量和農業綠色發展。因此團隊在此次研究中提出農業轉型要紮根大地，「低頭」關注土壤健康。 「不能光看一茬的產量，還要看長遠的整體效應；不能只管作物，還得看護好土壤。」張俊伶說，「我們希望大家從『朝上看』，轉向『朝下看』，要扎到土裡去；希望大家不僅僅是看短期的作物產量，更要著眼於長遠的健康土壤培育。」 近些年，張福鎖在走訪全國各地的農田時，觀察到地方農業部門對「改土」的需求日益增長。研究團隊提出了未來農業科學研究的一些重點方向，他們希望構建作物高產與土壤健康協同提升的長效機制和管理策略，支撐農業系統的氣候韌性等。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茜 實習生 劉璇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1日 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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