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店鋪:促銷力度不同,價格有所波動 紅星資本局8月3日消息,近日,有多名家長在社交平臺發帖稱,奶粉、紙尿褲和輔食等母嬰產品出現漲價。她們向紅星資本局列舉稱,貝因美、至初、babycare和幫寶適等品牌的部分產品價格上浮,從10元到60元不等。 有家長表示,奶粉和紙尿褲都是育兒「剛需」,嬰幼兒適應一款產品後,很難更換別的品牌,只能接受漲價。 對於「漲價」傳聞,8月3日,多家品牌電商旗艦店客服回復紅星資本局稱,不同時期的促銷活動機制、力度不同,價格會有所波動。貝因美和babycare品牌實體店則表示,近期沒接到漲價通知。 家長反映: 不僅奶粉、紙尿褲漲價了 連輔食、奶瓶都漲價了 在社交平臺上,有家長發帖稱,近期有不少母嬰產品出現價格上漲的情況,包括奶粉、紙尿褲、輔食和奶瓶等。 8月3日,來自福建的陳女士(化名)向紅星資本局表示,其7月17日在拼多多平臺購買了貝因美奶粉(愛加1段),原價為230元/罐(共計950g),加上平臺和店鋪優惠實際支付191元。8月1日她打算再次購買同款產品時發現,價格已經上漲到了269元。 陳女士稱,自己長期購買該款奶粉,不算平臺、店鋪優惠,一罐也漲了39元,漲幅十分明顯。 另一位來自江蘇的王女士(化名)告訴紅星資本局,她一直在實體母嬰店購買a2至初奶粉,7月底,實體母嬰店老闆在朋友圈發布消息稱:「8月開始,至初全系列漲價10~15元/聽。」 除了奶粉,還有家長表示,部分紙尿褲的價格也有上漲。8月3日,來自上海的劉女士(化名)向紅星資本局表示,她在電商平臺購買的babycare紙尿褲漲價了,此前的價格約為257元(34片*2),如今同規格上漲到了318元,漲了61元。 劉女士稱,天貓旗艦店客服解釋此前的價格為「618大促」優惠價,優惠結束後價格上浮。但劉女士表示,孩子出生至今7個月一直使用該款紙尿褲,平時也會在優惠節點下單,價格不會差很多,漲幅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見。 但她表示她也只能接受漲價:「奶粉和紙尿褲都是育兒『剛需』,嬰幼兒適應了一款產品後,很難再更換別的品牌。」 還有家長提到,幫寶適、蘇菲尤妮佳拉拉褲的價格也在8月出現上漲,漲幅在10~40元之間。 此外,紅星資本局注意到,有家長稱,英氏的輔食如果泥、海格恩(hegen)的奶瓶也出現不同程度的價格上漲。 不過也有家長告訴紅星資本局,自己購買的奶粉並未漲價;還有家長稱,漲價時間並不是最近,而是7月初。 品牌店鋪回應: 沒有漲價 只是促銷活動不同價格有所波動 對於漲價傳聞,8月3日,多家品牌電商旗艦店客服均對紅星資本局表示,不同時期促銷活動不同,並非刻意漲價。 貝因美淘寶旗艦店客服回復稱,貝因美沒有漲價,店鋪在不同時期活動不同,價格上會略有差異。 陳女士提到的奶粉購自拼多多平臺貝因美嬰兒奶粉旗艦店,該店鋪客服回復稱,此前的價格是百億補貼優惠價,現在恢復了原價。 此外,上海、杭州的兩家貝因美線下專賣店也向紅星資本局表示,沒有收到漲價通知。 a2至初奶粉淘寶旗艦店客服也表示,不同時期促銷機制、力度不同,價格會有所波動。當紅星資本局詢問線下實體店價格上調10~15元時,客服表示,對實體店的情況不太清楚。 紅星資本局致電中億孕嬰成都某門店,店員表示a2至初奶粉線下價格沒有上調,並提到不同奶粉品牌優惠力度不一,價格也會有所不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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