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機關披露：境外反華組織的一場「政治避難」鬧劇內幕
2025-10-22 11:03 9,961次浏览香港8月12日電 題：傳統藝術怎樣進行當代演繹？ ——專訪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館長吳秀華 記者 韓星童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館長吳秀華以往不論是在策展，還是在教學中，一直頗為重視傳統藝術的當代演繹。這樣的理念源於她在英國牛津大學求學時的所見所感——中外學者研究中國傳統藝術的角度差異，不斷拓寬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近日，吳秀華接受「東西問」專訪時表示，中西文化互動、古今對話是傳統藝術延續生命力的方式之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當初為何對中國傳統藝術產生興趣？又為何將明代及近現代作為您研究的重點？ 吳秀華：我本科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那時學校要求我們修讀一些跟主修專業不同的課程，於是我選擇了藝術。那門課的老師教得非常好，給我們展示很多中國山水畫，我被那些畫作所吸引，就這樣開始喜歡中國藝術，在碩士和博士階段均選擇了藝術。 最開始，我最喜歡的是宋代山水畫，但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碩士時，我考慮到香港很難看到原作，一般這些重要文物都在中國內地或海外，因此我只能選擇相對靠後的朝代，比如明清時期。研究生畢業後，我留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工作過一段時間，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莫家良當時在主理一個研究宋代《淳化閣帖》的計劃，他邀請我參加計劃，負責研究《閣帖》對後世書法的影響，我那時便對明代書法產生興趣，從零開始研究書法碑帖，包括書法的傳統、技法、如何通過碑帖傳承等。 2023年5月16日，「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館藏宋元古籍展」正式對公眾開放。圖為《淳化閣帖》「最善本」在上海博物館展出。記者 王笈 攝 記者：過去20多年香港文博領域迅速發展，積極與中國內地及海外美術館、博物館合作，引入不計其數的精品展落戶香港。就您的觀察，香港大眾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和認識是否增強？ 吳秀華：從我學生時期到現在，香港社會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一直在不斷增強。在我讀書時期，喜歡中國傳統藝術的人肯定是有，但我這一代不算多，當時西方藝術還是主流。 這一情況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逐漸改變。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內地不少博物館的藏品陸續在香港展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7年故宮博物院借出「國寶」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真跡來港展出，引起極大轟動，參觀人數創下香港藝術館有史以來的紀錄。從那時候開始掀起一股欣賞中國傳統藝術的熱潮。 記者：2022年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中國傳統藝術及世界珍寶的一個匯集地，這對於新一代學者研究與推廣中國傳統藝術有何助力？ 吳秀華：舉個簡單的例子。我讀書時因為研究需要，要查閱一些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書畫真跡時，需要去翻閱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刊物，慢慢去找。然後，請老師寫推薦信或主動聯絡對方申請以學術研究或交流的途徑去北京看，看的時候也不允許拍照。不僅是故宮博物院，很多博物館同樣如此。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都是故宮博物院的精品，這給研究學者、公眾近距離接觸文物的機會。那我們就能夠通過推廣和教育慢慢培養這些觀眾的興趣。 2022年7月3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大批市民排隊進場參觀。圖為市民參觀清乾隆彩雲蝠壽字金龍紋男龍袍。 記者 李志華 攝 記者：您早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藝術史哲學博士，您認為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及興趣如何？中西方在文物研究、藝術策展、修復等領域，有哪些交流與合作空間？ 吳秀華：他們對於中國傳統藝術是非常尊重和喜歡的。國外很早就有一批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專家，且研究得很深入。比如，麥可·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以及我的老師柯律格(Craig Clunas)。 當年我發現中外學者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研究方向很不同，中國學者聚焦作品風格發展和古代書畫家的生平傳記。外國學者的研究相對宏觀，他們會將中國傳統藝術放進世界史中進行理解。這一定程度是因為外國學者能接觸到的一手中國古代書畫研究資源相對匱乏，但也彌補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另一角度。 近十多年，隨著不少中國學者留學海外，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這種研究角度的差異越來越小。 至於中西方交流合作，其實在藝術策展、文物修復等不同範疇已合作很多年，也取得一些共識。比如，我曾寫過一篇論文研究上海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青銅器修複方法的差異。上海博物館是要將青銅器修復到最美、最完整的狀態，看不出修復痕跡，但大英博物館的手法則是要讓觀眾看得出修補的痕跡，留下歷史印記。這兩個角度的不同，根本上是價值觀不一樣。不過，近年來中西方之間理念也在慢慢融合。我認為，中西方日後的交流除了技術，更多的還是思想層面的探討，因為我們不能把同一個理論套用到所有藝術品上，需要綜合雙方所長探討出更多的研究方法和視角。 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修復工藝師正在對青銅進行修復。(資料圖)記者 殷立勤 攝 記者：您曾擔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您認為大學博物館如何與大型博物館優勢互補，助力香港文化藝術發展？ 吳秀華：大學博物館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應該與大型博物館區別開來。大型博物館面臨一些實際的壓力，比如要通過入場人次來證明一場展覽是否成功，所以在策展、挑選藝術家時都會受到影響。 但在這方面，大學博物館的壓力較小，所以有能力去做一些學術性、實踐性較強的展覽，哪怕這些展覽偏離大眾品味也不要緊。大學博物館的任務就是為文化藝術界最前沿的知識和資訊提供展示、交流的平臺，以及思考空間，同時它也承擔為學生實習和國際研究合作提供機會的責任。 記者：在以往策展中，您一直堅持對傳統藝術進行當代演繹，同樣的方法是否也應用在教學中，由此激發學生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興趣？ 吳秀華：我之前策划過一個展覽「皇帝碑刻·當代啟迪」，很多人對碑帖沒有興趣，我們就想怎麼樣將它變得時髦一點、「貼地」一點。後來我們以3件跨越古今與「皇帝」有關的碑刻墨跡為引子，將文字墨跡及其拓片與一系列古代和當代藝術並置。這樣呈現出來的展覽不僅不會枯燥，還會成為「打卡」熱點。 帶學生的時候，我也會鼓勵他們在創作中融入現當代元素。比如讓他們在創作小型版畫時加入香港特色，美食、歷史、風景等。我還帶著他們一起策展，教他們如何通過社交平臺推廣展覽等。 記者：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您認為過去這些年，香港在文化藝術領域的發展如何？還需要在哪些領域發力？ 吳秀華：香港在國際藝壇一直有一定地位，受惠於關稅等優惠政策，香港的藝術品交易市場蓬勃，國際藝術展覽也做得非常成功。比如，每年3月在香港舉行的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作品多元，吸引很多海內外人士到訪。香港有世界級的文化基建，策展水平也早就達到國際水平。香港的藝術創作在國際舞臺上具有潛力，未來可通過科技賦能，如運用大數據等技術，拓展藝術表現形式，提升國際影響力。(完) 受訪者簡介： 吳秀華。 受訪者供圖 吳秀華，曾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助理教授(研究)。她於英國牛津大學獲藝術史哲學博士，於香港中文大學獲中國藝術史哲學碩士，專研中國明代及近現代書畫。多年來，她一直策劃近現代及當代中國藝術展覽，並從事教學工作。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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