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彥淖爾8月4日電 題:探訪內蒙古戈壁深處的「移動界碑」 記者 張林虎 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後旗北與蒙古國接壤,近200公裡的邊境線蜿蜒在2.5萬平方公裡的草原與戈壁間。在這裡,一群特殊的身影常年活躍在邊境一線,他們既是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更是守護國土的護邊員。他們用腳步丈量著每一寸土地,用日復一日的堅守,在祖國北疆構築起一道堅不可摧的安全屏障,成為名副其實的「移動界碑」。 圖為護邊員嘎達準備出發。 張鼎暉 攝 晨光啟程護邊路 清晨5點,天剛蒙蒙亮,烏拉特後旗寶音圖邊境派出所護邊員嘎達已穿戴整齊,挎上望遠鏡和對講機,騎上摩託車駛離蒙古包,開始了一天的邊境巡邏。他身後是一望無際的戈壁草原,遠處的邊境線在朝陽的映照下若隱若現,勾勒出雄渾的輪廓。 嘎達負責的管段長約40公裡,沿途沒有像樣的公路,只有牧民踩出的土路和崎嶇的山坡。摩託車在碎石與溝壑間顛簸,嘎達卻操控自如,熟練地避開障礙物。他時不時停下車子,舉起望遠鏡,仔細觀察著遠處的動靜,生怕錯過任何異常。 「這一帶雖然人少,但責任重大,任何一點不對勁都可能關係到邊境安全,絕不能馬虎。」嘎達拍了拍車座上的灰塵說道。 中午時分,戈壁上的太陽格外炙熱。嘎達來到一處高地,拿出隨身攜帶的乾糧和水壺,簡單地解決了午餐。他指著不遠處的一片溼地說:「那裡是野生動物的樂園,也容易引來偷獵者,每次巡邏到這兒,都得格外留意,這是重點巡查的區域。」 傍晚,夕陽為戈壁鍍上一層金色,嘎達在巡邏途中遇到了同為護邊員的巴仁。兩人立刻交換起各自的巡邏情況。巴仁表示,最近邊境一帶整體平穩,但由於近期惡劣天氣較多,部分地段的鐵絲網有所鬆動,需要及時加固。兩人商議後,決定第二天組織附近的牧民一起前來維修,確保邊境設施完好。 圖為護邊員在戈壁深處巡護。 張鼎暉 攝 牧民同心守家園 「沒有國家的邊疆和平,哪有牧民的幸福生活。」這是嘎達常掛在嘴邊的話。在他看來,守護邊境線不僅是責任,更是為了守護牧民們安穩的日子。而在牧民心中,這些護邊員也是他們最可靠的「鄰居」和「守護者」。 牧民阿拉騰陶格斯提起護邊員滿臉感激:「有他們在,我們心裡特別踏實。有時候羊跑遠了找不回來,只要打個電話,他們很快就會趕過來幫忙。他們就像我們身邊的守護神,有他們在,我們過日子都安心。」 護邊員們熟悉當地的每一寸土地,了解牧區的各種情況,不僅在護邊工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也時刻為牧民們排憂解難。無論是幫牧民尋找回走失的牲畜,還是協助處理牧區的突發狀況,他們總是隨叫隨到。這種雙向的信任與互助,讓邊境線上的鄰裡關係格外融洽。 「我們這兒人雖然不多,但責任可不小。每家每戶都是『眼睛』,發現可疑情況會立刻上報。這麼多年來,我們這兒能一直平平安安,就是因為大家心齊。」巴仁的話道出了邊境守護的關鍵。 圖為護邊員用望遠鏡觀察情況。 張鼎暉 攝 腳步丈量忠誠印 在烏拉特後旗漫長的邊境線上,像嘎達、巴仁這樣的護邊員還有很多。他們駐守在不同的管段,有的騎著摩託車穿梭於戈壁,有的牽著馬或駱駝行走在山地,有的則徒步踏過草原深處的每一寸土地。他們的裝備或許簡單,工作或許平凡,每天重複著觀察、記錄、上報的流程,默默承受著風霜雨雪的考驗,但正是這一個個看似微小的堅守,匯聚成了守護邊境安全的強大力量。 「護邊員是我們邊境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們熟悉地形,了解牧區情況,很多問題都是靠他們第一時間發現並處理的。他們的奉獻精神值得我們每個人敬佩。」寶音圖邊境派出所所長曲向東說。 嘎達告訴記者,在草原上,每一個牧民都是時刻在崗的哨兵,都是一座牢固的「紅色堡壘」。「雖然每天做的都是重複的工作,但只要看到邊疆穩定,牧民們生活幸福,就覺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完)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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