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8月14日電 (魯毅 譚利炳 何麗 李晶)在湖南郴州安仁產業開發區百創皮具有限公司,56歲的伍金花雙手靈活地整理著皮具部件,如今她已能從容完成崗位工作。這份被她稱為「暖心崗」的新工作,工作時間合理,收入穩定,工作節奏與她的身體狀況十分匹配。 伍金花在工位上操作機械進行皮帶壓花。安仁縣委宣傳部供圖 「現在每天工作8小時,既能坐著幹也能站著幹,活計節奏張弛有度。」伍金花抬起頭,眼角含笑,「園區和廠裡特意給我調了個『暖心崗』,工作時間短了,收入穩了,身子也不那麼累。」 2024年4月,伍金花因原本工作的工廠搬遷面臨失業危機,丈夫又突患重病,失業的焦慮與高昂醫藥費瞬間壓垮了這個家庭。「那時候整宿睡不著,家裡的頂梁柱病了,我得找份工作繼續撐著。」伍金花說。 轉機源自安仁縣防返貧工作的精準發力。安仁產業開發區的工作人員在走訪中了解到伍金花的困境後,迅速聯動園區企業進行「一對一」崗位匹配,百創皮具公司及時向她伸出援手。 2024年7月,伍金花的丈夫病逝,巨大的悲傷和長期勞累讓她的身體亮起紅燈,伍金花再次面臨難以適應崗位的困難。園區在跟蹤服務中了解情況後又一次伸出了幫扶之手。園區與企業溝通協調,公司專門為她調整到勞動強度較低、工作時間更靈活的「揉皮帶」崗位。 安仁產業開發區副主任譚志鵬走訪記錄伍金花工作情況和身體狀況。安仁縣委宣傳部供圖 如今,新崗位收入足以支撐家庭日常開銷,工作節奏也更適合她的身體狀況。伍金花的生活正逐漸恢復安穩。「家裡出事那陣子,我總覺得日子像蒙了層灰,走路都抬不起頭。」她低頭理了理袖口,聲音輕卻有力,「現在不一樣了,園區工作人員幫我解決困難,老闆和同事也關心我,把輕活兒讓給我,我心裡頭啊,像曬了大太陽,暖烘烘的。」 伍金花故事的背後,是安仁縣以穩就業築牢防返貧防線的系統實踐。該縣將產業園區作為「主引擎」,著力構建「崗位對接—技能培訓—跟蹤服務」全鏈條幫扶機制。針對脫貧戶、監測對象等重點群體,職能部門聯合企業建立動態用工臺帳,既保障企業需求,更確保困難群眾「幹得下、留得住、有奔頭」。 「十四五」以來,安仁產業開發區企業數量從54家躍升至214家,新增就業崗位9000餘個,用工規模從3000人擴大至12000餘人;全縣聯動建設鄉村振興車間150家,累計帶動6500餘名農村勞動力就近就業。 一份份「暖心崗」,正穩穩託起困難群眾的生計與希望,織就防返貧的堅實保障網。(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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