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盤運動近幾年在我國頗受歡迎,它也是世運會的正式比賽項目,8日起到今天(10日),成都世運會進行擲準飛盤的比賽。共有16對混雙組合參賽,8日小組賽結束之後,中國隊遺憾未能出線。12日起,還將有團體飛盤賽。 擲準飛盤:「飛盤高爾夫」 世運會的比賽中,飛盤項目如何進行?飛盤項目全名叫擲準飛盤。多了「擲準」兩個字,比賽的時候,跟平時自己玩的時候,有什麼不同? 成都世運會飛盤項目競賽主任 薛志行:和高爾夫球規則比較像,也是用最少的次數打到目標框當中,會設置不同的盤道,讓隊員繞過樹,繞過灌木叢,繞過一些障礙物去打到目標框當中。 本次比賽總共設計了18洞賽道,每洞賽道對選手們的考驗都不一樣。比如第五洞賽道考驗的是選手們坡道上扔盤的能力,第十六洞賽道,選手們需要將盤穿過環形建築,再落到目標框,第十八洞賽道則是來自水域的考驗,選手們要將盤直接扔過湖面。每次投擲後,選手需要從上一次飛盤落地位置再次投擲,直至飛盤進入目標框中。 場地並不固定 擲準飛盤比賽如何觀賽? 擲準飛盤比賽場地並不是固定的,那麼賽道有變化,現場觀眾又是怎麼觀賽的? 成都世運會擲準飛盤項目的這場比賽,觀賽門票已經銷售了八成以上。可是觀眾並沒有坐滿所有的座位。他們都哪裡去了? 擲準飛盤兩種觀賽方式 即可觀賞又能鍛鍊 擲準飛盤項目的比賽,有兩種觀賽方式。第一種,觀眾可以選擇坐在觀眾席裡看轉播,來觀賞比賽的細節。另外一種方式,觀眾也可以選擇跟隨運動員的推進路線,一同前行。 成都世運會飛盤項目競賽主任 薛志行:成都是一個公園城市,很契合擲準飛盤的運動調性,大家走了一個半小時把全場都走遍,運動員鍛鍊了,觀眾也鍛鍊了。 觀眾:雖然我們平時自己在玩,但是我覺得他們和我們玩的不是一個東西,人家更專業一點。 觀眾:它讓人變得很專注,你會對著一個目標不斷去實現它,把你的想法通過動作來實現。 擲準飛盤比賽 挑戰與探索中獲得快樂 擲準飛盤比賽,飛盤的落點隨機,從富有挑戰或充滿樂趣的落點一起再次前進,是一種探索的快樂。 成都世運會飛盤項目競賽主任 薛志行:所有人都是在景色當中去參加比賽。剛剛有一個隊員把盤打到了灌木叢當中,他就像在灌木叢當中長出來了一樣,然後再去投,是很有樂趣的。包括有一個隊員把飛盤投到椅子上面,他必須站在座椅上面去投擲飛盤,完成這個動作。 擲準飛盤比賽共有三種飛盤 都有何用處? 擲準飛盤的比賽中,不僅僅只用到一類比賽用盤。不同的飛盤都有什麼用處? 成都世運會擲準飛盤競賽輔助官員 沈寅初:在擲準飛盤中我們一共有三類的飛盤,我手裡現在拿的邊緣比較鋒利的,稱之為擲遠盤,將從大約100米左右的距離,將飛盤儘可能扔得更遠,更靠近目標框。這是第一個開盤用的飛盤。 第二類為推進盤,當完成了第一盤的擲遠之後,因為離目標框還有一定的距離,所以我們選擇這類推進盤,將飛盤儘可能扔到離框最近的位置。 最後這款叫敲杆盤,目的就是最後將飛盤扔進我們背後的目標框裡面。 不同的飛盤代表不同的飛行屬性,根據賽道的設計來完成不同的飛行路線。 沒有裁判 隊伍互評「飛盤精神」分 本次參加成都世運會的中國飛盤隊,擲準飛盤項目由1男1女組成混雙組合。團隊飛盤項目由14名隊員組成混合隊伍參賽。每次上場7名隊員,比賽場地兩端設有得分區,兩支隊伍各負責防守其中一個得分區。無論是擲準飛盤還是團隊飛盤,比賽之後,都會有一個圍繞「飛盤精神」的互相評分環節。 成都世運會飛盤項目競賽主任 薛志行:每一次比賽完了,都會給對方打一個「飛盤精神」分,最終還會評出一個「飛盤精神」最高的隊伍,作為嘉獎,對於隊伍規則的認知,對手的態度、相互尊重、誠實等等的一些隊伍的精神風貌進行評價。 我們都沒有裁判,這個項目最大的魅力還是自己誠實,遵守規則以及相互尊重,大家通過友好協商把爭議都解決掉。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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