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鬱蔥蔥的芭蕉樹上,深綠色的芭蕉長勢喜人;一串串木瓜掛在枝頭,底部的已開始成熟,泛出誘人的橙色;架子上爬著茂盛的藤蔓,藤蔓上掛著一個個黃綠色的「小燈籠」——黃金百香果,摘一個掐開,果香四溢,入口清甜無比;還有蓮霧、荔枝、芭樂等熱帶水果……很難想像,這樣一片「熱帶雨林」式的果園,竟然就在上海。走進位於崇明區中興鎮的太和·好時節智慧農場溫室大棚,熱帶氣息撲面而來。依託農業科技支撐,本不屬於上海的熱帶水果成功「落戶」,實現「一方水土產多方果」。記者了解到,果園裡第一批黃金百香果、木瓜到下月即可成熟,地產香蕉、芒果等,到今年10月亦可成熟上市。 木瓜熱帶水果長勢喜人太和·好時節田園綜合體示範項目總佔地540多畝,其中一期330多畝,二期200多畝。除了開展區域水環境改造等生態治理,項目最大亮點是開展了「南果北移」——把10多種熱帶水果帶到上海崇明種植。在農場溫室大棚內,記者日前看到芭蕉、香蕉、百香果、芭樂等水果多呈青綠色,只有木瓜已有部分成熟。「現在還不到上市的時候。這個基地的香蕉、木瓜等是去年國慶節才開始種植的,百香果是今年春天開始種的。到九十月份,這些水果都會陸陸續續成熟。」農場負責人莫偉告訴記者。這些熱帶水果,有望極大豐富今年秋天崇明乃至上海的地產水果品類。莫偉表示,農場內種有15畝黃金百香果,畝產可達1噸以上,木瓜、芭蕉、香蕉畝產量也很大。以香蕉為例,單棵香蕉樹可產香蕉70千克左右,一畝地可種植60棵香蕉樹,一年可種三批。這樣一算,農場的香蕉畝產可超12噸。 百香果「到今年秋天,我們一方面準備推出採摘體驗的農旅融合項目,歡迎市民遊客前來感受熱帶風情,另一方面也準備和商超合作,將這些地產香蕉等水果送進商超進行售賣。」莫偉告訴記者,和目前上海市場上的其他香蕉不同,這些地產香蕉不用在六七分熟時就被採摘、然後經過長途跋涉再到達商超和水果攤,而是可以在樹上長至九成熟以上再被採摘,所以口感也會更軟糯香甜,價格也會比市場上的香蕉略貴一些。魚類「活化石」在果樹下遊動在農場溫室大棚內,記者還看到一幕奇景:一汪魚塘竟然也在大棚裡,池底綠藻隨水流輕輕擺動,一群樣貌奇特的魚悄然穿梭其中,它們身形修長,嘴部長而扁平。「這是鴨嘴魚,就像魚頭上長了個扁扁的鴨子嘴巴一樣,學名叫匙吻鱘。」莫偉告訴記者,鴨嘴魚和鱘魚同屬於古老的硬骨魚類——鱘形目,是現存「最接近遠古魚類」的一支,有「活化石」之譽。鴨嘴魚最顯著的特徵是它的扁平長吻,佔整個身體長度的三分之一,其表面布滿感應細胞,用於覓食和探測環境。這是一種濾食性魚類,喜歡在清潔的淡水水域中生活,它們會吃掉水裡看不見的浮遊動物,如同「水中吸塵器」。一條成年鴨嘴魚一天可過濾數十萬升水體,有淨化水體的功能。除了生態價值,鴨嘴魚的經濟價值也很高。「鴨嘴魚全身都是寶。它可以當作觀賞魚,也可以被食用,這種魚沒有小刺,魚肉的口感細膩彈牙。等到鴨嘴魚性成熟後,產出的魚卵還可以製成魚子醬。今後市民遊客還可來農場體驗釣鴨嘴魚,釣到魚後我們現場烹飪,整條魚清蒸是最原汁原味、最鮮美的做法。」莫偉說。科技讓農業實現諸多「不可能」太和·好時節智慧農場能實現「南果北移」「林下養魚」的關鍵,是科技賦能。「我們通過精準滴灌、水肥一體化、電子溫室數控等技術,在大棚內實現了高富氧環境,模擬熱帶雨林氣候,以此打破物種地域和季節限制,讓熱帶水果茁壯生長。」莫偉說。設施農業升級之餘,太和·好時節智慧農場還引用並改造了獨特的基塘農業模式。莫偉告訴記者,「果基魚塘」是基塘農業的典型模式之一,指在低洼處挖塘養魚,堆積塘泥成基,基面種植果樹,形成循環系統。「我們把這種模式搬到了日光大棚內,鴨嘴魚穿梭在林間,可啄食自然落葉、落花、落果,而鴨嘴魚的排洩物,正好可以當做熱帶植物生長的天然肥料,實現養魚與種果樹的雙重收益。」崇明區中興鎮靠近上海長江大橋,區位優勢明顯,鎮域內民宿產業也有一定知名度。中興鎮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太和·好時節智慧農場將有望進一步帶動周邊農文旅綜合發展,「一方面持續豐富地產農產品品類、提高農產品品質,另外也將吸引來更多研學、農事採摘體驗等客流,為鄉村振興增添更多活力。」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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