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煤炭智能開採產能佔比首超50%
2025-10-23 02:58 1,261次浏览與大運會時隔兩年，成都又一次成為世界體壇熱點所在——8月7日晚，第12屆世界運動會在成都天府國際會議中心「天府之簷」盛大開幕。來自116個國家和地區的3942名運動員相聚成都，他們將共同書寫世界運動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屆盛會。對於成都市民來說，世界運動會相比兩年前在這裡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多少顯得有些陌生。世界運動會上的一些比賽項目，諸如棍網球、荷球、浮士德球等，對很多中國人更是陌生。但強調運動項目的多樣性、多元化，詮釋運動的無限可能，正是世界運動會的核心價值與最大魅力。首次落地中國大陸的世界運動會，也將鼓勵運動多樣化的理念帶入中國，進而進一步推動中國體育事業的繁榮發展。與奧運會的相互補充和促進相比起超過百年歷史的現代奧運會，世界運動會的誕生時間要晚很多。上世紀70年代，因奧運會的規模所限，一些運動項目遲遲無法進入奧運會，但登上國際性綜合運動會舞臺是很多運動員的夢想。這些非奧運項目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因此希望為運動員開創一個國際性運動會，以便讓這些運動員也能獲得參加像奧運會那樣的國際綜合性運動會的機會。世界運動會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1981年，首屆世界運動會在美國舉行。世界運動會以非奧運項目為主，其中既有一些對於中國人來說十分冷門的項目，諸如棍網球、荷球、浮士德球、短柄牆球，也有一些中國人較為熟悉而且中國運動員極具實力的項目，如技巧、健美操、啦啦操、體育舞蹈、輪滑、撞球、武術、龍舟。還有一些項目曾屬於世界運動會，但在成為奧運項目之後就離開了世界運動會，如羽毛球、跆拳道、女子舉重、鐵人三項。另外還有一些項目在成為奧運項目之後未能留在奧運會，所以它們在世界運動會進進出出，如霹靂舞、棒壘球。由於世界運動會與奧運會形成了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係，已故國際奧委會原主席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先生曾高度評價世界運動會是「二級奧運會」。一些從世界運動會走向奧運會的項目，如羽毛球、跆拳道、女子舉重、霹靂舞，它們在世界運動會的存在經歷對其加入奧運會有著十分重要的參考意義，薩馬蘭奇先生也曾進一步闡釋過世界運動會的角色是「奧運會的實驗室」。成都體育學院天府國際體育賽事研究院院長柳偉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認為，儘管世界運動會遠不像奧運會那樣具有巨大的全球影響力，但世界運動會的存在對於世界體育運動的均衡發展來說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柳偉說：「世界運動會為非奧運項目提供了頂級競技平臺，填補了奧運會覆蓋範圍的空白。一些項目如飛盤、軟式曲棍球，擁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基礎和文化價值，世運會的存在確保了它們的國際發展和競技提升，促進了全球體育的多樣性。」奧運會是當前全球最重要的頂級綜合性運動會，世界運動會與奧運會並非競爭關係。世運會與奧運會的互補，也讓世界體育運動的發展獲得一加一大於二的增益。柳偉表示，「奧運會聚焦高競技性項目，而世運會更注重包容性和創新性，為新興項目提供試驗場。一些世運會項目，如攀巖、滑板已成功進入奧運會，證明了世運會在推動體育項目進化中的關鍵作用。」此外，世運會強調「團結、包容、多樣性」，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運動員和觀眾，增強了全球體育的凝聚力，其較低的舉辦門檻也為更多城市提供了承辦國際賽事的機會，擴大了體育文化的全球傳播。世運會與成都的雙向奔赴世界運動會之前在中國的知名度、影響力都比較低，這與中國大陸從未舉辦過這一非奧運項目的全球頂級賽事有很大關係。2018年，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協助成都申辦世界運動會，為此後世界運動會首次落地中國大陸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表示，「通過支持成都申辦世運會，薩馬蘭奇基金會旨在將多元體育文化引入中國，填補中國大陸承辦此類國際賽事的空白。同時，2018年正值成都推進『三城三都』（包括『賽事名城』）建設的關鍵階段。薩馬蘭奇基金會深度參與成都申辦世運會的全流程，包括協調IWGA（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 考察評估，最終助力成都成功獲得2025年世運會舉辦權。這是成都積累國際賽事經驗、為未來申辦更高規格賽事鋪路的重要一步。」8月7日上午，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副主席湯姆·迪倫稱讚成都為世界運動會的發展創造了許多個「首次」，包括在世界運動會歷史上首次舉辦的火炬傳遞活動，將世運會體育精神直接帶到成都市民身邊。成都也將充分利用現有和改造後的體育設施舉辦本屆世運會，這被湯姆·迪倫評價為「最具可持續性的一屆世運會，樹立了辦賽的新標杆」。成都世運會剛剛揭幕，但為世界運動會及全球體育繁榮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已經展現出來。柳偉認為，「成都首次為世界運動會設計火炬並策劃火炬傳遞，賦予賽事更強的儀式感和文化象徵意義。火炬設計融入大熊貓、芙蓉花等成都元素，結合『團結、包容、多樣性』的理念，彰顯了中國文化與全球體育精神的交融。這種創新不僅提升了世運會的全球辨識度，也為非奧運項目的文化傳播注入了新活力。」作為中國西部重要中心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西部科技創新中心，成都也通過舉辦世界運動會，進一步在全球展現了城市的包容、開放以及活力、魅力。成都世運會執委會執行副主席兼秘書長、成都市副市長許興國介紹，「成都以舉辦世運會為契機，持續提升城市環境品質，在城市重要道路節點、公園景區融入世運元素，全面呈現『公園城市、活力世運』的園林景觀和『乾淨、整潔、有序、美麗』城市形象。成都同時結合全民健身，深入開展世運項目進社區、進學校、進商圈和『跟著賽事去旅行』系列活動，打造130個市民家門口的『世運空間』，吸引市民遊客參與體驗跑酷、飛盤、攀巖、射箭等新潮運動。」在本屆世運會賽前新聞發布會上，義大利女子射箭選手基亞拉·雷巴利亞蒂作為運動員代表，表示自己已經做好計劃，她期待著在完成比賽任務之後的「成都漫步」。助力中國實現全民體育8月6日下午，在率先開賽的本屆世運會軟式曲棍球比賽現場，觀眾席上有不少觀眾都是帶著孩子觀看比賽的家長，這是他們第一次觀看軟式曲棍球這個項目，但孩子們紛紛表達了希望體驗、參與這項運動的願望，家長們也基本上表示支持。可以預見，隨著本屆世運會各個比賽項目的陸續開賽，很多冷門、小眾的運動項目都將第一次闖入國人視野，很多中國觀眾也將第一次感受到，在主流的奧運項目之外，體育世界是如此的多元、多彩。根據2024年全國群眾體育工作會議公布的數據，截至2023年底，我國體育場地達459.27萬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2.89平方米、經常參加體育鍛鍊的人數比例達37.2%。當參加體育運動已經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人對體育運動項目的多元化需求也成為必然。近幾年，諸如飛盤、槳板、匹克球等新興運動在國內的迅速走熱，也反映出當人們的體育運動熱情被點燃，體育消費的欲望被釋放，運動興趣的選擇一定不會只局限在少數幾個主流項目。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世運會強調『包容與多樣性』，這與中國的體育觀念從『唯金牌論』向『全民體育』轉型的趨勢相契合。成都世運會的申辦、舉辦，是中國體育全球化與多元化的關鍵一步。成都世運會的包容性理念、科技賦能實踐及產業化探索，不僅豐富了全球體育生態，更為中國體育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成都世運會的舉辦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當下中國體育發展的時代之所需。柳偉表示，「成都首次在中國大陸舉辦世界運動會，通過非奧運項目的多樣性展示，打破了公眾對體育的傳統認知局限，為他們植入了『團結、包容、多樣性』的體育價值觀。這種理念將長期影響成都乃至中國的體育發展，鼓勵人們接納小眾運動，拓寬運動參與視野。」
如果老人無兒無女，去世後遺產到底該歸誰？能不能儘可能由旁系親屬繼承？為何房產會收歸國有？近期，相關話題引發網友熱議。 記者了解到，北京和上海均有過類似判例，被繼承人去世後，由於沒有繼承人，也沒有留下遺囑，部分遺產收歸國有，由當地民政局作為遺產管理人。 北京的張女士因病離世留下100多萬元財產和一套房產無人繼承，張女士多位親戚訴至法庭要求分割全部遺產，法院判定100多萬元歸親戚，房產則收歸國有。無獨有偶，上海一位老人意外猝死後留下430萬元和一套房產無人繼承，最後法院判定分給老人堂弟130萬元，其餘遺產也收歸國有。 發生在市民張女士身後的案例就很有代表性。張女士因病去世，留下包括存款、保險、房產在內的數百萬元遺產。由於張女士未婚未育，其父母也均已去世，其生前也未設立遺囑，遺產的歸屬成了難題。 張女士父母雙方多位親戚對簿公堂，要求分割她全部遺產，他們都認為具有繼承權，而且在張女士生前陪其看病、在生活上給予照顧等，盡到了扶養義務，應該分得遺產。 為了證實這些親戚的說法，法院主審該案的法官走訪了張女士生前居住的社區居委會。「張女士患有尿毒症，但生活基本可以自理，能夠獨立完成飲食起居。」工作人員告訴法官，實在有困難時，張女士的一位親戚和社區工作人員會幫助她去醫院。法官進一步了解到，張女士看病時，經常是這位親戚開車送她去醫院，而且在張女士去世前的病歷中，也有這位親戚作為近親屬的籤名。 另外，法院查明，張女士留下的遺產包括一套價值400餘萬元的房子，銀行存款、人壽保險金和身故後的喪葬費、撫恤金等共計100多萬元。 最終，法院根據多名親戚各自對張女士生前的幫扶情況，判決100餘萬元現金由親戚共同繼承，幫扶較多的那位親戚繼承20%份額，其餘親屬分別繼承10%。房產則收歸國家所有，由區民政局管理。 那為什麼錢款可以分配，房產卻被收歸國有呢？ 「根據權利和義務對等原則，本案中旁系親屬扶養人已經獲得了對等遺產繼承份額，因此無權再分得房產。」法官解釋，根據民法典規定，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遺產，歸國家所有，用於公益事業；死者生前是集體所有制組織成員的，歸所在集體所有制組織所有。依據這一條和本案具體情況，法院判決把房子收歸國家所有。 相關新聞 老人去世留下遺囑將房產留給外甥女 親生女兒不認 法院怎麼判？ 上海九旬老人王達(化名)早年喪偶，雖育有一女，但長期與外甥女周小冬(化名)共同居住在浦東新區的一套房子內。這套房2001年登記產權在王達和外孫女高梅梅(化名)名下，兩人各有50%份額。 多年前，周小冬從外地來上海幫襯舅舅王達做生意，和舅舅共同生活28年，照顧他日常起居，給他養老送終。2009年，王達立下公證遺囑：「百年之後，名下的房屋份額由外甥女周小冬一人繼承」。 2020年王達去世後，女兒王小曉(化名)和外孫女高梅梅不認可這份遺囑，把周小冬告上法庭。 一審法院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周小冬在王達去世後60日內作出了接受遺贈的表示，應視為周小冬放棄接受遺贈，但周小冬對王達晚年的生活起居等盡了主要義務，應考慮給予其王達的適當遺產。法院一審判決，房產份額由他的女兒和外甥女各繼承一半。 周小冬和王小曉均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可了周小冬接受遺贈的表示，最終支持了周小冬的上訴請求，判決王達名下的房產份額全部由周小冬繼承。 知識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124條的規定，受遺贈人應當在知道受遺贈後60日內，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到期沒有表示的，視為放棄受遺贈。 綜合北京日報、新聞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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