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主研製的6000米級深海無人遙控潛水器「海琴」號在南海成功海試
2025-11-17 13:24 2,841次浏览記者見面會現場。浙江省委宣傳部供圖 杭州8月4日電(記者 王逸飛)4日，以「協同推進降碳減汙擴綠增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為主題的2025年「活力中國調研行」浙江主題採訪活動在杭州啟動。 今年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下稱「兩山」理念)提出20年。當日舉行的情況介紹會上，浙江多部門就深入踐行「兩山」理念情況進行介紹。綜合來看，持續做好「三件事」，成為「兩山」理念發源地浙江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核心打法。 第一件事，是護美綠水青山。 守護好綠水青山需要久久為功。透過「811」這個數字，可以看到浙江在此方面的毅力所在。 2004年10月，聚焦水環境問題，浙江啟動「811」環境汙染整治行動。「8」是浙江八大水系；「11」指全省11個設區市，也指當年浙江省政府劃定的區域性、結構性汙染特別突出的11個省級環保重點監管區。 這由此成為一篇「長期文章」。浙江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麻勝聰表示，「我們把『811』行動作為生態省建設牽一髮動全身的『龍頭工程』，接續實施5輪『811』系列行動，創新推出『五水共治』、『汙水零直排區』、全域『無廢城市』建設等載體抓手，一體推進治氣、治水、治土、治廢、治塑，實現了由局部環境惡化到全域顯著改善的躍升。」 近20年，浙江地表水省控以上斷面優良水質比例從41.9%提高到98.6%。該省設區城市PM2.5平均濃度從2013年的61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6.1微克/立方米，總體環境質量居長三角第一、改善幅度全國領先。 生態保護修復是護美綠水青山的重要手段。浙江省自然資源廳副廳長李家銀介紹，浙江堅持遵循自然之法，全力打造自然解決方案「新典範」。「我們因地制宜，借力自然，輔以必要的人工措施，讓浙江更具自然之美。」 例如麗水市九龍國家溼地公園在2023年臨時關閉賞螢區，為螢火蟲棲息地修復爭取時間。相關部門以格石賓籠護坡、松木樁固堤、階梯堰壩導流，打通水系堵點，搭配補植本土植物，改善螢火蟲的棲息環境。修復工作開展以來，這裡的螢火蟲棲息地恢復近1000平方米，種群數量超100萬隻。 第二件事，是打通轉化通道。 讓「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核心是探索拓寬轉化路徑。 浙江省發展改革委副主任章春華介紹，浙江不斷創新和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培育綠色發展新動能，努力推動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 「我們制、修訂了全國首部省級GEP核算標準，破解綠水青山價值『難度量』的問題，連續多年在30餘個市縣開展GEP核算；支持生態優勢突出地區因地制宜探索生態產業化發展道路，湧現了麗水山耕、安吉白茶等一大批生態富民產業『金名片』；健全綠色金融機制，創新『生態信用貸』『生態抵質押貸』等金融產品，例如麗水市針對水電站、供水企業等發放『取水貸』超100億元，綠水青山的價值愈發被市場認可。」章春華說。 浙江淳安千島湖畔的茶園。浙江省農業農村廳供圖 農村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主戰場。在浙江的鄉村，讓「綠水青山」能夠轉化為「金山銀山」的路徑也越來越多。 浙江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一級巡視員徐燕峰介紹，浙江好山好水孕育了豐富且優質的「土特產」。「我們做深『精品』文章，實施鄉村『土特產富』全產業鏈優質優價工程，立足主導產業和特色優勢產業，建成單條超10億元『土特產』全產業鏈126條、總產值3216億元。『土特產』全產業鏈吸納從業人員470萬人、年平均收入5.1萬元。」 第三件事，是做大「金山銀山」。 近20年，浙江持續開展製造業「騰籠換鳥、鳳凰涅槃」攻堅行動，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先進位造業，培育壯大綠色低碳產業。 在浙江工業強縣長興縣，當地先後開展兩輪整治提升，推動鉛蓄電池行業向新能源電池轉型升級。通過重組整合，該縣相關企業數量從175家減少到16家，產值卻增加14倍，並湧現出兩家產值超千億元的上市公司。 在產業發展維度，浙江圍繞新能源、高端裝備、生物醫藥等重點領域，做大做強優勢產業，目前已形成寧波前灣新區智能汽車產業平臺、紹興上虞先進高分子材料產業平臺等千億元級綠色低碳產業集群。 做大「金山銀山」，該省也在不斷放大「人」這一核心要素的作用。 義烏市李祖村曾被稱為「三無村」——無山水資源、無名人資源、無產業資源。後來，該村在改善村容村貌的基礎上，著力打造面向年輕人的「眾創鄉村」。李祖村鄉村運營職業經理人金靖介紹，「村子已吸引271名農創客，創客業態達73家，2024年銷售總額超7000萬元，幫助李祖村的年遊客量突破百萬人次。」 浙江於2021年啟動實施「十萬農創客培育工程」，截至今年6月已累計培育農創客8.9萬名。這股農村「新勢力」，如今已是該省做大鄉村「金山銀山」的重要動力源。(完)
陶鳳 近期，深圳華強北等地出現一群未成年人以「跑樓小孩」身份，從外賣員手中承接「最後垂直百米」的送餐任務，每單收費1—2元。 這些小孩多為暑期放假的學生，年齡在10—14歲之間。因為寫字樓複雜的地形導致外賣員超時風險高，而孩子因熟悉樓宇、收費低成為外賣員的「平替」。 乍一看，這似乎是個讓各方「小贏」的方案。孩子的家長多在附近做生意，在家長眼中，孩子代送外賣既能鍛鍊身體打發時間，又能通過勞動獲得報酬體會賺錢的不易。 孩子用這樣的暑期實踐取得報酬，攢下零用錢，去滿足自身的小願望。配送小哥則節省了時間，與孩子合作完成「最後一百米」，提升了送餐效率。 然而，「小贏」背後的風險卻不容小覷。無論是「跑樓小孩」，還是近期被頻頻熱議的「體育外賣」新風口，因為涉及未成年人，安全問題首當其衝。 外賣工作，表面看著簡單，實際上要搶時間、拼體力。根據媒體報導，這些孩子們既要從外賣小哥手裡搶單，還要彼此之間競爭拿單，無形之中給孩子的身心帶來巨大的壓力。 「最後一百米」，雖然距離不遠，但孩子們不可避免地要在路邊停留，要在不同樓宇之間穿梭。送單與時間賽跑本身已具危險性，即便配送小哥會留存家長電話以備溝通，一旦摔倒撞傷甚至遭遇意外，安全責任由誰承擔依然模糊。 在法律層面，亦有涉嫌違法的問題。根據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不得組織未成年人進行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活動，而代送顯然涉及交通、陌生人接觸等安全隱患。 若站在消費者的角度考慮，一單外賣在最後百米倒手，如果出現錯送、晚送、餐品損壞等問題，又該如何追責？ 在外賣原本的服務鏈條上，並無「跑樓小孩」一環。消費者購買的外賣服務出現問題，可對平臺、商戶、騎手追責。如今，孩子的替代方案並無商業協議，更無明確的法律規範，無疑給消費者的權益保護留下真空。 從「體育外賣」興起，關於孩子的實踐被社會各方高度關注。其中，最大的爭議便是被低估的安全風險。 鍛鍊孩子社會適應能力、體察父母掙錢辛苦、勞動創造價值，這些初衷是好的，但鍛鍊的目的是讓孩子更好地成長，而不是冒險。 在權責邊界模糊、執法依據不足、監管盲區之下，「跑樓小孩」貌似「小贏」，實則風險重重。畢竟，涉及未成年人的一切實踐，合法、安全、規範永遠要跑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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