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高峰網絡崩了？北京移動致歉
2025-10-23 18:25 9,579次浏览阜陽8月4日電(梁靜茹)在安徽省界首市，一條資源循環利用的綠色產業鏈條蓬勃發展。這裡年回收利用廢舊蓄電池、廢鋁材、廢塑料400多萬噸，擁有再生鉛產能99萬噸；再生動力電池年產能1億隻以上，全國市場上每5隻動力電池中，就有1隻是「界首造」。 錨定「千億級產業」目標，界首循環經濟正在綠色化、智能化的新賽道上疾馳。 廢舊電池在界首被視作「加工後的礦產」。在安徽南都華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鉑新材料」)車間內，來自比亞迪等巨頭的廢舊動力電池經歷著技術重生。公司採用「物理破碎—無氧熱解—篩分提純」的自主工藝，使銅、鋁、鋰等材料的回收率高達98%以上。 在安徽南都華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術人員正在進行試驗。界首市宣傳部供圖 一路之隔，天能電池(安徽)公司的智能工廠裡機器人正在精準作業，自動化產線高效運轉。園區首創的鉛酸電池領域「富氧側吹」制酸技術，能將煙氣中的硫回收為精製硫酸並回用於生產，該技術榮獲安徽省科技進步一等獎，帶動了全行業的綠色升級。 圖為安徽南都華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產車間。界首市宣傳部供圖 目前，界首市已形成「回收+處置+產品化」的循環經濟全產業鏈。從「撿回來」到「造出來」，再到「引進來」，界首吸引了駱駝、雅迪等一大批下遊行業龍頭紛紛落戶，在這裡完成入鏈、強鏈、固鏈和延鏈。 界首循環經濟產業園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其高度協同的產業閉環。天能所需的鉛錠、塑殼，由園區企業足量供應；華鉑新材料提煉的碳酸鋰，直接供應給下遊材料廠；更關鍵的是，天能回收的舊電池，可在園區內就地完成拆解、冶煉和再生，真正實現了「進來一隻舊電池，出去一隻新電池」的資源永續循環。 界首田營科技園是目前全國最大的再生鉛綠色回收利用基地和動力電池循環利用新能源生產基地。園區年可回收利用廢舊蓄電池160萬噸，年產再生鉛近100萬噸，加工蓄電池2800萬千伏安時，分別佔全國產能的1/3、1/5。使近百萬噸廢鉛蓄電池在此煥新重生。 創新是產業壯大的核心驅動力。最新數據顯示，界首在皖北地區科技創新指數與研發投入佔比均位居首位，在阜陽市則以創新平臺數量和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數量領跑。 這一從「垃圾堆」上崛起的產業，正釋放多重效益：帶動近5萬個家庭增收，推動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0%以上；年加工再生塑料260萬噸，節約石油1000萬噸，相當於少建8個中型化工廠；覆蓋全國的回收網絡讓10萬餘人參與廢舊物資回收，有效減少資源浪費與面源汙染。 從「吃幹榨淨」廢舊電池的每分價值，到以科技為傳統產業注入新動能，界首用「循環」理念在皖北大地書寫出「變廢為寶」的千億產業篇章，為資源型城市轉型提供了極具韌性的「界首方案」。(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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