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大阪總領館提醒領區中國遊客加強安全防範
2025-11-18 14:54 4,986次浏览上海8月12日電 (記者 李姝徵)記者12日從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獲悉，今年3月及7月，警方連續破獲兩起針對「蜂花」品牌的銷售假冒註冊商標商品案，打掉兩個犯罪團夥，累計抓獲17名犯罪嫌疑人，現場查獲假冒「蜂花」產品3000餘瓶、標籤4萬餘張，涉案金額逾1000萬元。 警方清點假冒「蜂花」產品。(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 供圖) 今年年初，上海蜂花日用品公司通過閔行公安「一站式」警企在線服務平臺反映，其電商部門發現多個電商平臺存在店鋪未經授權銷售「蜂花」洗髮水、護髮素等產品。經企業鑑定，相關商品均為假冒註冊商標產品，涉嫌侵犯智慧財產權，損害品牌聲譽。 接報後，警方迅速成立專案組開展偵查。經查，30餘家店鋪使用「正品國貨」標籤並配以「蜂花」產品圖片，上架銷售多款洗護產品，其中「生薑健發」「石榴滋養」洗髮露及兩款「柔順營養」護髮素為假冒高發品類。這些假冒產品在外包裝、香型等方面與正品高度相似，普通消費者難以有效識別。部分店鋪還同時混售其他日化用品，以「魚目混珠」方式幹擾平臺監管和消費者判斷。據統計，涉案店鋪的假冒「蜂花」產品銷售金額均超過5萬元。 偵查過程中，專案組還發現犯罪團夥為製造「原產地」的假象，刻意將發貨面單標註為「上海」，企圖利用「蜂花」作為本土老字號「原產地」的公眾認知，為假冒商品披上「正品」外衣，而實際發貨地則為外省某地。 經深入調查，專案組確定犯罪團夥具有明顯「家族化」特徵。其中，犯罪嫌疑人遊某負責拓展下線，其妻王某負責接單發貨，其母楊某負責資金管理，由王某堂兄楊某的日化加工廠生產假冒「蜂花」產品，最後通過電商渠道銷售。據此，警方還鎖定了以陳某、郭某為首的下遊銷假團夥。 圖為抓捕現場。(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 供圖) 3月，專案組在多地同步開展收網，抓獲遊某、王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並當場查獲完整制假生產線及相關設備。 專案組持續深挖擴線，於7月鎖定並抓獲另一10人犯罪團夥。經查，犯罪嫌疑人楊某松夥同他人，從外省採購假冒「蜂花」成品，以當地承租的倉庫作為儲藏、貼標、物流中轉的據點，並通過線上店鋪銷售牟利。據嫌疑人交代，一款市場價30餘元的洗髮水，在其網店的售價低至半價，而採購成本僅為3元至4元，仍具可觀利潤空間。 此外，為規避電商平臺監管和消費者投訴，嫌疑人楊某松還頻繁借用他人身份信息「換殼」開設新網店，數量達20餘家。 目前，上述兩起案件中的1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罪，已被閔行警方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其中，3人已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完)
央廣網北京8月12日消息(總臺中國之聲記者韓雪瑩 錢成)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報導，「一件代發」作為中間商賺差價的商業模式，常見於無貨電商商家。然而，該商業模式在運行過程中，極易在消費者信息保護、產品售後、服務保障等環節出現法律糾紛。 近日，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一起電商平臺對入駐商家開具違約單引發的糾紛案，判決最終支持電商平臺對該商家作出的「惡意倒賣」的定性，認定了商家的違約行為。商家如何步步違約，構成了「惡意倒賣」？電商「惡意倒賣」有哪些危害？ 2023年7月，廖某作為商家和甲公司籤訂服務協議，併入駐該公司旗下網購平臺經營網店，繳納保證金3000元。廖某和甲公司籤訂的服務協議由正文、公示於網購平臺的各項規則等共同組成。 案件承辦人、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葛法官介紹：「雙方當時的服務協議約定，在事前未取得客戶授權的情況下，通過購買平臺以外店鋪商品完成自己店鋪內訂單交易的行為，明確為惡意倒賣行為，並約定了相應的違約後果。」 根據協議，惡意倒賣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運單信息顯示來源於其他平臺渠道、客戶收到來自第三方平臺或渠道的物流簡訊或售後電話等；店鋪多次發生「一般」程度違規視為違規程度「嚴重」，對於「嚴重」違規程度的店鋪，平臺可扣除違約金1萬元。儘管協議中有明確的約定，但廖某為了降低運營風險，仍然在此網購平臺上做起了「一件代發」的無貨買賣。 葛法官表示：「在實際銷售中，廖某在接到訂單之後，直接將客戶的訂貨信息等披露給了乙平臺公司旗下的一個入駐商家並且支付貨款，由該商家發貨給客戶，而物流簡訊顯示貨物是來自於乙公司旗下平臺。2024年3月至5月，甲公司發現了廖某這一行為，於是以惡意倒賣為由給予廖某兩次違規處理，但廖某仍沒有改正。甲公司在進行第三次違規處理時，向廖某開具了1萬元的違約單，後續扣除了廖某的3000元保證金用於抵扣違約金。廖某向平臺申訴，平臺審核後給出的結論是『商家違規情況屬實』。」 廖某不接受處理結果，遂訴至法院，要求撤銷甲公司單方面對其收取1萬元違約金的處理決定，並主張甲公司應配合其完成退店程序以及應退還店鋪保證金3000元。廖某稱其店鋪是從工廠直接發貨，不存在惡意倒賣的情況，其未違反平臺規定。 甲公司則辯稱，廖某在甲公司平臺經營，應當遵守平臺規則。2024年3月以來，平臺獲取到廖某的店鋪向消費者發送的帶有乙公司平臺字樣的物流簡訊，能證明廖某的行為已違反甲公司平臺關於惡意倒賣的規則。且甲公司多次向廖某開具違約單後，廖某仍繼續違規，其按照約定作出處理，合理、合法。 葛法官進一步解釋：「法院經過審理之後認為，雙方籤訂的服務協議內容是不違反法律規定的，也就是說雙方協議約定有效。其實平臺對於惡意倒賣行為在協議中的約定，主要是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方面是保護消費者權益，另外一方面是基於網購平臺自身商譽的建設。而廖某在經營過程中的行為明確符合雙方關於惡意倒賣行為的約定，基於此，平臺給予廖某相應的違約處罰，本質上是一種違約責任。」 法院認為，甲公司作出的處罰力度與廖某違約行為程度相當，符合比例性原則；同時，甲公司在作出案涉處理時遵守相關程序，給予了廖某申訴機會。因此，甲公司扣除廖某保證金3000元作為違約金的行為屬於其依照協議約定履行其平臺監管職責之舉，不應返還。因廖某尚未按照商家主動退店流程向甲公司平臺提出退店申請，故對其要求甲公司配合其關店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法院最終判決駁回廖某的訴訟請求，該判決現已生效。 針對本案，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朱庭長表示，隨著數字經濟不斷發展，各電商平臺在經營模式、產品特色、物流服務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獨有特點，電商平臺以自身商譽作為商品信譽的依託，對潛在消費者形成了不同的吸引力。在司法實踐中，惡意倒賣的危害關鍵在於經營行為的欺騙性，以及對商業秩序的擾亂。 朱庭長說：「惡意倒賣損害了消費者在商品價格、商品質量、服務質量以及物流履約等方面的知情權和期待權，影響了消費者購物體驗。為了確保終端的消費者收到商品時對於貨物品質和來源不至於產生認知混淆，惡意倒賣行為被有關平臺所禁止，這既是平臺自身品牌建設的需要，也是保護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的需要。」 對此，法院提示廣大消費者，購買商品應在正規電商平臺購買，避免通過不明來源的第三方賣家下單。 朱庭長表示：「購物下單前注意查看商家聲譽、評價記錄等，收到貨後要核實物流信息與訂單信息是否一致，如果遇到惡意倒賣情形的，應當立即保留證據，聯繫平臺客服進行投訴，必要時向監管部門舉報，或者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合法權益，防止因倒賣發生的商品質量瑕疵和因發貨地址不一致導致的維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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