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調整工作日前啟動。今年目錄調整中增設了商保創新藥目錄,這也是國家醫保局將首次制定商業健康保險創新藥品目錄。 首版商保創新藥目錄 通過初審名單公布 昨天,國家醫保局公示了通過2025年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生育保險和工傷保險藥品目錄及商保創新藥目錄調整初步形式審查的藥品及相關信息。 國家醫保局共收到商保創新藥目錄申報信息141份,涉及藥品通用名141個,經初步審核,121個藥品通用名通過形式審查。其中,5款細胞療法高值創新藥進入商保創新藥目錄。 形式審查是目錄調整程序中的第一步,代表該藥品具備了參與目錄調整後續工作流程的資格,不代表其已經納入了目錄。 滿足多元用藥需求 助商業健康保險發展 基本醫保和商業健康保險都是我國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24年,基本醫保參保13.26億人,參保率鞏固在95%。當年基金總支出達到2.97萬億元,為廣大人民群眾看病就醫提供了堅實保障。 但基本醫保總體籌資水平不高,人均籌資僅1070元,其中約2/3還是來自各級財政補助,因此必須牢牢把握「保基本」定位。 隨著醫藥技術創新發展和醫療服務水平提升,確有一小部分臨床效果顯著、創新程度高的藥品因超出基本醫保保障能力暫時無法納入保障範圍。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近年來我國商業保險市場也呈現快速增長趨勢。 2024年我國商業健康險原保險保費收入達到9773億元,同比增長8.2%,資金規模已接近當年居民醫保籌資總水平。但與城鄉居民基本醫保超過95%的資金使用率相比,商業健康保險在保障水平和保障效能上還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 國家醫保局醫藥服務管理司司長 黃心宇:建立商保創新藥目錄有利於發揮基本醫保在數據、專家、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優勢,為商業健康保險提供公共服務;有利於整合基本醫保和商業健康保險資金,形成共同保障人民群眾健康的合力,也為創新藥發展提供更充足的經濟支撐。同時,我們將做好基本醫保藥品目錄和商保創新藥目錄的銜接,為商保創新藥目錄藥品提供穩定的出口,進一步提高藥品的可及性。 (總臺央視記者 楊陽 龍曉勤)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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