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8月8日電 (張益聰)「中國在全球的科研影響力,不僅表現在學術成果上,還將體現在學術評價方面的話語權突圍。」此前,加拿大健康科學院院士、甌江實驗室主任、溫州醫科大學學術副校長、國際阿爾茨海默病研究與防治中心主任宋偉宏如是說。 2025年8月8日(紐約時間8月7日),宋偉宏受邀在《科學》發表學術評述文章《改善阿爾茨海默病免疫治療》,對Zuchero團隊同期同刊發表的科研成果——關於「轉鐵蛋白受體靶向抗澱粉樣蛋白抗體增強腦遞送並減輕ARIA」進行了深度剖析。 宋偉宏在《科學》發表的文章。受訪者 供圖 文章指出,Zuchero研究團隊開發的一種新型單克隆抗體腦內遞送方法,在阿爾茨海默病動物模型中展現出更強效、更安全的治療潛力,能夠破解「入腦效率低」和「引發副作用」兩大難題,為阿爾茨海默病免疫治療提供了新框架——挑戰了「ARIA不可避免」的傳統觀點。同時,這種對抗體結構「雙重改造」平臺還有望應用於帕金森病、亨廷頓病等其他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甚至適用於一些罕見的溶酶體貯積病,通過精準輸送治療酶或蛋白進入腦組織,打破長期存在的給藥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宋偉宏受邀發表相關學術評論,其背後有著深厚的科研底氣。今年5月,宋偉宏團隊在國際頂尖期刊《自然-衰老(Nature Aging)》發布科研學術成果,不僅論證了GLP-1RA對治療阿爾茨海默病的顯著效果,還清晰論述了作用機制——激活AMPK信號通路,並為阿爾茨海默病藥物開發和治療提供了新靶點。 以宋偉宏深耕阿爾茨海默病相關研究近40年的經驗來看,「有效防治阿爾茨海默病的核心在於要明確早期診斷的精準生物學指標、發現其導致痴呆的致病機制,從而研發出有效的預防措施和治療藥物。」宋偉宏所說的時間跨度、科研精度背後,還有著更龐大的科研力量支撐。 自2020年歸國以來,宋偉宏掌舵甌江實驗室(再生調控與眼腦健康浙江省實驗室),持續為阿爾茨海默病領域的前沿研究提供人才、平臺和科技支持,並聯合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成立了國際阿爾茨海默病研究與防治中心。該中心不僅服務於臨床診療,還是一個集老年醫學教育、人才培養、基礎與轉化研究為一體的阿爾茨海默病綜合性研究和診療防治平臺。在宋偉宏及其團隊推動下,該中心面向浙南地區45歲以上中老年人群開展認知篩查,服務超52萬人次的同時,收集了海量的第一手研究數據。 目前,甌江實驗室著力打造面向國際的中國再生醫學與眼腦健康重大科創平臺,並以1000餘篇學術頂刊論文,268篇全球前10%高被引論文,不斷向世界難題發起衝擊。 此外,浙江省包括甌江實驗室在內共有十大實驗室,分別在「網際網路+」、生命健康、新材料等前沿領域取得不同程度的突破。而在科研院所之外,該省還充分激發市場活力,吸引高校、企業等多方力量參與,有效形成良好的科研創新生態。(完)
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製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川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川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川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川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範,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川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川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川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製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後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川普對關稅的使用並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並非關於政治,但它的憂鬱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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