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與自律之間，校準大學時光的節奏
2025-11-06 20:07 5,189次浏览辦到第21年的上海書展，有了新變化。 一冊兩百餘頁的《2025上海書展閱讀生活手冊》今年首度發布。與之相映襯的，是今年上海書展首創「雙主場+X+N」辦展模式。上海展覽中心與福州路上海書城共同擔綱主場，主會場規模擴容至約4.2萬平方米。上海展覽中心會場還將首次在戶外開設「閱界夜市」。 可以想像，這屆書展將進一步打破具體的空間限制，進一步融入生活，也讓逛書展更加日常和自由。 事實上，首度發布便有兩百餘頁的《手冊》，本身就傳遞著明確的信號：閱讀，正在成為一道連接生活場景的紐帶，一種融入城市空間的生活方式。這本手冊不是簡單的展館導覽，而是將書展論壇、夜市地圖、商圈優惠、博物館聯動等商旅文體活動聯繫在一起，編織成一張覆蓋日常的網，「我愛讀書，我愛生活」這句口號，化為市民觸手可及的現實。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一變化和嘗試無疑能有效撬動「票根經濟」。書展門票不再僅是入場憑證，而是開啟城市消費鏈的鑰匙——免費停車、餐飲優惠、觀光聯票，諸多跨界聯動，讓閱讀行為自然延伸至餐飲、購物、文旅，形成「書香消費」的閉環。文化不再只是文化，而成為激發經濟活力、提升品質生活的重要一環。 今天，文化與商業、文旅跨界融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在這一背景下，書籍等不同內容載體在撬動消費的底層邏輯上往往是殊途同歸的。無論是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的「圖書+」文化空間，還是各類文化節慶，都是依託文化內容本身的吸引力來聚集人氣，再以此連結起更多豐富多元有趣的消費場景，從而把單一的文化消費延展為包含「吃住行遊購娛」等在內的綜合消費。 這些奇妙的轉化和混搭的玩法，既為書籍這一精神食糧賦予了更多的味型，也為書香之城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 從更深層次看，書展這些變化，也是對閱讀在當代社會價值的再確認。當書籍與城市更加緊密地融合，閱讀就不再是一件特殊時段特殊空間才能做的特殊的事，而是融入每一個普通人生活日常的真實體驗，它隨處可見，又觸手可及。 特別是在信息碎片化、不斷有新鮮事物吸引注意力的時代，讓書籍更順暢、自然地融入生活顯得更為珍貴。這一轉變背後，越來越多的人正形成共識：閱讀不應是孤立的、特意的行為，而應成為一種如同呼吸般自然的生活方式，與城市發展的脈動同頻共振。 對城市來說，閱讀帶來的精神滋養，同樣難以替代。 上海最新的市民閱讀狀況調查顯示，2024年市民綜合閱讀率達97.15%，人均閱讀量超10本， 77.96%的市民過去一年使用過公共圖書館、實體書店或城市書房等公共閱讀空間，全民閱讀蔚然成風。 一座城市的偉大，不僅在於其經濟的繁榮，更在於其精神文化的豐富與深邃。當閱讀融入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時，這座城市就擁有了更強的文化認同感和向心力。 今時今日，這份認同感和向心力，意義或許更為特別：AI時代，知識獲取的渠道空前多元便捷，各種內容載體和形式層出不窮，但閱讀的價值未曾改變，那是對未知的探索、對深度的追求、對思想碰撞的渴望。當個體突破信息繭房，與更廣闊的世界和更深刻的思想相連，這是一種最本真的樂趣，也是年年都辦的書展所要提醒人們的最終價值。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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