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以來中國北方局地累計雨量較常年偏多2倍以上
2025-10-28 07:17 3,362次浏览泉州8月1日電 題：探訪泉州法院：半城煙火半城「花」 記者 張素 一句「半城煙火半城仙」，是泉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標註。 7月31日，記者隨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赴泉州開展集中採訪活動。聽當地法院代表說起司法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生動實踐，可謂「半城煙火半城『花』」。 7月23日晚，福建泉州，遊客簪花圍遊覽西街。記者 王東明 攝 花，在頭上。 近年來，蟳埔簪花圍在全國走紅，各地遊客慕名前來，帶火了當地文旅產業。2024年，泉州市全年遊客接待量1億多人次、首次突破億人次大關，遊客旅遊總花費1211.40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20.8%。 蟳埔女「晴天姐姐」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傳播民俗文化。她說，高峰時期一天要為100多名客人簪花，「而在三四年前，我們去外地推廣簪花時無人問津。」 數據亮眼，背後有泉州法院以創新守護傳承，為文旅經濟繁榮添磚加瓦：設立「泉州市文旅產業及世遺保護司法示範基地」，與文旅局、市場監管局等部門共同籤訂《建立泉州文化遺產保護多元協作機制合作協議》，建設「法沁文馨」文化遺產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站…… 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庭庭長張東亞介紹說，依託上述機制，成功引導商標權利人向市文旅集團無償捐贈「簪花圍」商標。「我們從全市層面合力保護商標，有利於匯聚更多力量，將『簪花圍』做大做強。」 花，也在瓷上。 德化白瓷胎釉純白，瓷質緻密，溫潤如玉。據不完全統計，在泉州市德化縣現有陶瓷企業4000多家，從業人員10多萬人，是全國最大的陶瓷工藝品生產和出口基地。 不過，涉陶瓷智慧財產權糾紛長期存在「舉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等問題。 一起案例顯示，陶瓷藝術大師徐某創作的「福海升蓮」一經推出就大受歡迎，沒過多久就被其他省份的公司仿製、銷售。原告代理律師黃玉樹告訴記者，由於涉及跨域，類似案件從立案到結案至少需要一年時間。 得益於泉州、景德鎮、潮州三地中院在2024年構建了智慧財產權跨域司法保護協作框架，法院快速啟動前端聯調防治、跨域訴訟聯動等工作機制，協助原告公司在3天之內聯繫到被告方。「最短時間讓侵權人停止侵權，我們都沒想到這麼快。」黃玉樹說。 今年4月，跨省陶瓷類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協作機制正式建立。此舉在總結三地跨域協作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擴容河北唐山、江蘇無錫等全國八大陶瓷產區的市、縣兩級法院和知識產權局，打造「前端聯調防治、跨域訴訟聯動、辦案互助協作、專家資源庫共享、跨域聯動執行」的司法行政保護工作格局。 花，還在樓上。 近年來，泉州常住人口持續增長。去年9月，針對住建領域糾紛多、疑難複雜、民生關切等特點，泉州市住建領域協同解紛中心(下稱「解紛中心」)應運而生。該中心整合人大、政協、行政、司法、行業協會等力量，集中調解物業、建設工程、房地產租賃、房屋買賣等住建領域糾紛。 7月31日下午5時許，記者走進位於泉州市建築產業園的解紛中心，物業房地產糾紛調解室人聲鼎沸。已退休的陳法官說，有了這個機制，一些糾紛可以在更前端得以化解，「既方便當事人選擇多種渠道解決問題，也能減輕法院的辦案壓力」。 據統計，解紛中心成立以來，截至今年7月，調解糾紛2483件，成功化解701件，標的額2740萬元。物業糾紛先行調解率同比上升17%，建工案件平均審理周期縮短20餘天，有效減輕當事人訴累，節約司法資源。 半城煙火，千年風華。泉州市以刺桐為市花，由於尚未進入花期，此次集中採訪活動期間「初見枝頭萬綠濃」。聽當地人說，待其盛開時紅紅火火，好似「閩海雲霞」。 面向未來，泉州法院將繼續聚焦企業司法需求，在審執提質增效、強化產權保護、優化涉企服務等方面下功夫。 「我們將以更優司法作風，更實司法舉措服務發展大局，為泉州高質量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李瑞陽說。(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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