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80周年）外交部：中國始終將周邊置於外交全局首要位置
2025-10-27 07:00 8,897次浏览閱讀提示 入職時以為是做普通銷售，卻因公司涉嫌詐騙成為「從犯」；面試時宣稱「低門檻高回報」，實則暗藏違法陷阱……一些企業以高薪崗位誘騙求職者「入局」，導致勞動者在不知情或「半推半就」的情況下陷入「公司犯法，員工擔責」泥潭。專業人士建議，求職者增強法律意識，掌握「避坑」指南，識別「高危崗位」。 「公司被查，自己竟成了「從犯」。」不久前，小夏就職僅1個月的公司，因為涉嫌欺詐消費者，被有關部門「一鍋端」。作為前員工，她也因涉嫌詐騙罪被判緩刑，留下案底。 入職時以為只是做普通銷售，卻因公司涉嫌詐騙成為「從犯」；面試時宣稱「低門檻高回報」，實則暗藏違法陷阱……小夏的遭遇並非個例。一些企業以高薪崗位誘騙求職者參與非法業務，導致勞動者在不知情或「半推半就」的情況下陷入「公司犯法，員工擔責」泥潭。 「不知情」就能免責嗎？員工是否擔責的判罰關鍵是什麼？求職者該如何「避坑」？記者對此進行了採訪。 公司被查，員工成「從犯」 2024年7月，小夏線上接觸到了一家主營國學業務的公司，面試兩次後，被錄用。工作內容聽上去與違法犯罪毫不沾邊——線上給客戶答疑，根據對方膚質推薦護膚品。 記者採訪獲悉，打著國學幌子，利用人們對健康、外貌的重視心理，推銷保健品、化妝品，是這類公司的常見套路。 僅僅在公司工作了1個月，小夏就感覺到「不對勁」——每周開會時，組長會對業績墊底的員工大加批評，還要求大家集體喊口號。入職1個月，她就提出了離職。 然而，半年後，小夏卻收到了公安機關的電話，稱她涉嫌詐騙罪，需要立刻到案自首。第一次接到電話，小夏還以為是騙子，本打算置之不理。直到眾多前同事也表示收到了類似通知，她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 到案後，小夏得知，她此前向客戶推薦的「一對一配比」的高端護膚品，其實是偽劣產品。老闆甚至還成立了空頭公司，用來轉移資金。 作為新員工，小夏在第1個月拿到了約3500元工資，業績倒數。法院考慮其較低的「涉案金額」，屬於「從犯」，最終判決「緩刑」。 小夏的遭遇在社交媒體引發共鳴。從事保健品銷售、教育培訓等職業的勞動者，也現身說法，訴說自己身為普通員工，因不慎加入涉嫌犯罪的公司，結果面臨刑罰的遭遇。 記者採訪發現，這些「踩坑」的勞動者以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居多，有的甚至還是在校大學生，往往被低門檻、高薪資的虛假招聘廣告吸引，主動聯繫「入局」。 此前，在河南省滑縣人民法院審結的多起網絡詐騙案中，有多名剛畢業大學生及在校大學生因為「高薪兼職」，淪為詐騙團夥「幫兇」被判刑。 是否有直接責任是判罰關鍵 重慶市人大代表、合眾律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魯磊表示，常能在法庭上聽到法官、檢察官這樣提問嫌疑人：你怎麼可能不知道公司的業務有問題？ 魯磊坦言，在一些新產業、新領域，企業的經營、盈利模式變化很快，一些經營手段確實具有迷惑性、隱蔽性，導致勞動者無法識別其中隱藏的違法犯罪風險。 不過，勞動者對公司的違法犯罪行為是否知情，在很多時候並不對案件判罰起決定性作用。 「由於一般員工都會或多或少地參與公司運營，因此區分是否有直接責任是認定是否有罪的關鍵。」北京德恆重慶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建分析說，公司犯法，員工是否會被牽連，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員工在違法行為中的角色、知情程度、參與程度以及是否履行了相應的義務。一般而言，職位越高、入職時間越久，對犯罪活動提供的幫助越大，量刑就會相對更重。 多位受訪者都提到，建議加強對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與整治。 記者注意到，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面向社會公開徵集人力資源服務領域涉嫌違法違規行為線索。其中就包括發布虛假招聘信息侵害求職者權益，誘騙求職者從事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違法犯罪活動等內容。 「一些勞務中介的「遊擊戰」策略極具迷惑性，他們往往短期租賃辦公室，收取費用後立即註銷營業執照。」重慶市渝中區市場監管局紀委副書記張載榮坦言，「等我們接到投訴上門，往往只剩空殼公司。」 司法實踐中，勞動者一旦被追究刑責，也就意味著留下了案底。 魯磊表示，為了讓輕罪人員經過社會矯正後，以「乾淨的檔案」重新回到社會，重新走上崗位，今年以來，全國多地開始試點成人輕罪封存制度——部分犯罪人在符合條件後，法院依職權或經申請，將其犯罪記錄封存。被封存後，本人可順利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或沒有犯罪記錄記載的「信用代證」。這一制度或將幫助輕罪人員及親屬獲得人生「重啟」機會。 求職「避坑」指南，請收好 採訪中，重慶工商大學新聞文學院教授朱東給出了一份畢業生求職「避坑」指南。 他建議，畢業生在求職前對公司背景進行充分調查，查明企業涉訴記錄、股東資質等關鍵信息，特別要警惕資金盤推廣、跨境結算等「高危崗位」。同時，注意留存勞動合同、工作記錄、工資流水等證據，一旦發現公司業務異常，立即提出書面質疑，並保留證據。 此前，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曾發表文章《求職警示錄》，對不法公司的常見手段進行總結。 文中指出，這類企業首先會拋出「低門檻高薪」誘惑，以「無經驗要求」「輕鬆賺錢」「抓住時代紅利」等為噱頭。同時，偽裝正規公司，偽造營業執照，甚至籤訂「勞動合同」迷惑員工。接著，企業會誘導員工實施「溫水煮青蛙式」犯罪。比如，初期安排簡單工作，如客服、答疑崗位，隨後逐步誘導其參與詐騙環節，並運用提成激勵誘使勞動者深陷其中。 該中級人民法院同時提醒求職者，明知他人實施偽造身份、虛構效果等詐騙行為，仍提供幫助，即構成共同犯罪，「法律不會因「不懂法」或「被蒙蔽」而免除責任」。 李建進一步建議，求職者應增強法律意識，明確自身責任和義務，無論是求職前還是入職後，都要判斷公司業務是否合法合規，即使是單純提供技術支持的公司，也要留意其業務是否涉嫌違法。一旦發現公司涉嫌犯罪，應儘早辭職並向當地派出所反映情況，員工主動報案可以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這個暑假，「體育外賣」的授課方式正在一些城市興起：不少青少年上體育培訓班不用接送，家長們從手機上下單，教練帶著器材上門，最近的場地可能就在自己家樓下。 扛器材擠地鐵送「體育外賣」，對於在杭州工作的00後劉晨來說不算什麼，做上門教練以來，根據課程需要，他帶過跨欄、障礙桶、彈力帶、啞鈴等工具。這讓他常常惹人注目，在不同小區之間轉場總有人來問聯繫方式；小區上課現場，也有家長先是在遠處觀望，再來諮詢：「能不能拼團(課)？」 這種新型體育培訓模式吸引著一些年輕人投身其中。石家莊一家上門體育機構負責人孫文表示，目前不到30人的教練團隊跑不完全市的上門課程，所以公司還在持續招人，每天近百人通過招聘網站向他求職，但可能只篩出一兩個合適的教練。 他們帶著器械上門教體育 劉晨是一名前摔跤運動員，他所在的杭州市臨平區是2021年才成立的，離市中心較遠，不少雙職工父母自己都很難有空鍛鍊，更沒有時間陪著孩子去其他區的大機構進行體育培訓，但孩子的體育鍛鍊卻「拖不得」——肥胖、體能差、視力弱問題困擾著不少家長，「有的孩子下樓去買個東西，可能回來都會氣喘籲籲」。靈活、便利的「體育外賣」，於是應運而生。 孫文在石家莊從事體育培訓十餘年，有一家超過200平方米、面向青少年的運動場館，開始轉型時，「上門體育」這個名詞還沒有出現。現在，他的禹創體育團隊已經把「上門體育」作為主要業務。他解釋：「家長沒有時間來回接送孩子(到場館)，就會導致孩子的訓練頻率降低，斷斷續續的，效果不理想。」教練上門為家長減少了時間成本，而脫離場館，在綠植多的公園、小區運動，「視野開闊，運動狀態和心理是不一樣的」。 不同學段的體育測試，是當下很多家長為孩子下單「體育外賣」的一大原因。近年來，多地出臺政策對中考體育增加過程性考核，比如，北京各中小學校，將四、六、八年級學生的體質健康測試結果計入中考；河北則將七年級下學期至九年級上學期共4個學期的成績之和，作為過程性考核成績。 孫文稱，很多家長轉變了思路，不像之前，在體育測試前「臨陣磨槍」，平時訓練、提升成績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了，也不再滿足於原有的體育培訓模式。 北京樂時運動聯合創始人陳學利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做「上門體育」的機構有些也是從體育場館轉型而來，開發「上門體育」線上平臺的僅兩三家。2024年年底「樂時運動」小程序上線，目前覆蓋了100多個城市，已有3000餘名專業教練入駐平臺。陳學利表示，做「上門體育」是一種輕資產創業，沒有場館這種重資產的投入，而且覆蓋範圍很大。「不像一個場館，只能覆蓋周邊10公裡左右範圍。教練直接對接家長，收入也比在場館高。」 這也是曲阜師範大學體育教育專業大二學生薛銳眼中，「上門體育」的吸引力所在，不拿「死工資」、工作自由，憑個人能力賺錢。他做過田徑、籃球、夏令營體育培訓兼職，從今年上半年開始做上門教練，組了一個4人團隊，正在考慮創辦公司。「發展得好，畢業就可以接著做下去。」他了解到，在山東濟寧曲阜這座縣級市，大型體育場館都離市中心較遠，但他們送課到客戶家樓下，家長「透過窗戶就能看到」。90分鐘的課程收費100多元，是當地家長能接受的價格。 陳學利介紹，「樂時運動」的上門體育課程定價與授課人數相關，但客單價比場館更低，一對一課程低40%左右，4-6人的班課則會低70%左右。「很多孩子願意一塊拼著去上課，這種團課在平臺上銷量非常好。」陳學利說，有家長發起拼團後，會把團課連結發到自己的小區群裡，為孩子尋找上課的「搭子」。 得益於輕資產投入，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的「上門體育」從業者均表示，他們採取小課包或一次一付的收費方式。孫文介紹，他接觸的家長對傳統機構的「大課包」式預付消費心存顧慮，非常看重「上門體育」課程機構的穩定性。就像陳學利所說，一次一付的模式下，家長交完錢幾個小時以後，教練就上門來授課了。 面對新的市場需求，創業者們也在摸索。自媒體就是一個宣傳渠道，薛銳的團隊裡由他負責出鏡，拍攝帶孩子訓練的視頻，「有教練出鏡、指導的視頻流量，就會高一些」。通過和家長們的私信互動，薛銳得知一些體能測試的培訓需求很大，於是開始研究推出相關課程。 「南方沿海城市和北京，家長(對上門體育)接受度比較高，其他城市不少家長還是比較傳統，我們也在慢慢推廣，這需要有一個過程。」陳學利說。 上門體育「因地制宜」 暑假裡，清晨和傍晚是上課黃金時段，應家長要求，劉晨團隊的教練有的在早上6點上課，有的晚上10點半才下課，通常一天上4節課，下雨、颱風天就在小區地下層教。找到合適的場地不算困難。「新小區裡面配套都蠻好的」，跑道和體育廣場適合訓練。如果碰上老小區，劉晨會帶上孩子去附近的體育公園，通常走800米左右就能抵達。薛銳則習慣在每次課前「踩點」找好訓練場地，通常20分鐘以內能找到。 「在場館裡上課與上門去戶外上課，具體的實施、注意事項是有所區別的。」孫文說，教練首先會對場地的安全作一個判斷。場館內有運動地膠、周邊牆體有軟包，細微處都有保護設計，但「上門體育」需要靠教練選擇場地。「檢查周邊是否有高空墜物風險、稜角、過往車輛，這些都得注意到。」同時，戶外教學對教練的專業性要求更高，沒有地膠的情況下，跳躍的動作不規範，教練更要及時糾正，防止對孩子的膝蓋造成損傷。 在業內人士看來，場地需求與體育培訓項目密切相關。孫文以體測的立定跳遠項目舉例，教練會帶跳遠墊上門，對膝蓋起到緩衝作用，防止孩子受傷。而長跑訓練，由於未必能就近找到開放的標準跑道，則需要將訓練拆分：日常通過體能訓練提升心肺耐力、糾正跑姿，測試則必須去專業跑道。他希望更多運動設施向公眾開放，「無論對於上門體育，還是家長自己帶著孩子去運動鍛鍊，都是一種便利」。 在做夏令營教練時，薛銳第一次意識到，體育教育不是嚴肅的，而是有趣的，他在那次兼職裡學會如何融入孩子群體。「上門體育」往往是家長主導了課程報名，但孩子會慢慢喜歡訓練，也會在休息時和他分享喜歡的動漫角色和校園裡發生的事。 同一個項目也要根據目的來選擇上課方式。孫文談到：「比如籃球，如果要學專業的，我會建議去專業的室內場館，如果說把籃球當作興趣愛好，培養孩子的基礎能力，再穿插著體能訓練，我們可以說(上門)沒問題。」 劉晨覺得，體育不僅影響一個人的身體，更重要的是心理。他遇到過一個五年級體重已經有70多公斤的男孩，拍攝時男孩很抗拒鏡頭，也不願意訓練。於是，劉晨就和他約定不再用手機記錄，「就好好訓練，這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就屬於我們倆」。現在，男孩在訓練後瘦了5公斤，慢慢喜歡上了運動。 除了喜歡給孩子上課之外，劉晨還希望「通過創業的方式，讓教練走進千家萬戶，讓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推廣體育」。 「體育外賣」也需品控 武漢體育學院教授、中國青少年體育與體教融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柳鳴毅向記者指出，隨著大眾體育健身意識的不斷提高，包括「體育外賣」在內的各種體育教學、體育鍛鍊形態隨之多元化發展。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等部門提供了基本的公共體育服務，但個體的需求存在差異，因此市場提供了個體化、定製化的課程。家長和孩子在選擇課程時，也需要注意防範孩子在體育運動中的運動損傷風險。 對於劉晨來說，選擇註冊公司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買保險。做個體教練時，劉晨只能在上課前一天請孩子父母買好保險、截圖發給他，「我們有言在先，如果沒有給孩子購買保險，第二天的課我們就不上」。現在，他可以以公司的名義，批量為孩子購買保險。 劉晨還發現，被訓練場景吸引來的家長除了關注課程內容和價格，也對專業資質非常看重。他告訴家長，浙江省內從業教練員通過在該省體育培訓監督管理數位化平臺「浙體培」獲得「電子認證」，可以通過小程序查看教練的資質證書。 為進一步完善課外體育培訓監管，國家體育總局於2021年12月印發了《課外體育培訓行為規範》，規定執教人員應持有體育教練員職稱證書、社會體育指導員職業資格證書等6種證書的至少一種。 陳學利介紹，各地的教練需通過「身份證+資質證書+教學案例+人臉識別」四重嚴格審核，才可以入駐「樂時運動」平臺接單。其中，教學案例指的是教練此前訓練的孩子的視頻，「能看出他的教學水平，還有對待孩子的態度」。 「我們現在是放慢了推廣速度，在控制教練的數量和質量。」陳學利透露，在作為大本營的北京，「樂時運動」設計標準化的課程流程，如果得到家長歡迎，孩子又比較適應的話，就會慢慢往外去複製。 「品控」也是孫文正在考慮的事情，他為團隊的每個教練都配置了一整套器材。因為「體育外賣」業務鋪得廣，他的確遇到沒辦法實時掌握教練上課情況的問題，他想到的方法是隨機巡課、與家長教練建立三方溝通、定期培訓，「也在思考有沒有更加系統性的管理方式來提高課程品質」。 孫文在期待相關行業標準的出臺，他坦言，對於教練的執教能力，僅靠證書無法直觀展現。在面試教練時，他要求上門教練性格外向、有耐心，且擁有一到兩年的實際授課經驗。「我們得對家長負責、對孩子負責，也對教練的未來負責，不能讓教練拿孩子練手，這裡邊的風險性、不可控性太大了。」 柳鳴毅認為：「僅依靠體育行政部門對『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項目進行管理、監督、扶持，力度是不夠的。我們要呼籲多部門圍繞『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的標準設置、場地、師資、營業資質等，提出合理且有助於市場發展的監管體系。」他也提醒，公眾應增強安全防範意識，選擇有資質和經驗、靠得住的機構。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陳宇龍 記者 王聰聰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4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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