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發布第一批涉企行政強制典型案例
2025-10-28 03:51 7,146次浏览74歲老人刷視頻被籤約直播帶貨 「70多歲老人怎麼會搞帶貨？」近日，成都李女士為家中老人籤約直播帶貨一事而發愁。8月6日李女士告訴記者，暑假她回家發現，74歲的爺爺有一筆2690元的支出，這筆支出是和一家商務信息諮詢公司籤約，內容是「直播帶貨」。他們家屬認為老人信息不對等受到了誘導欺詐，跟對方申請退款被拒絕，然後向屬地公安報警，這時才發現涉事公司早已是經營異常狀態。 被忽悠了？74歲老人籤約直播帶貨公司 李女士說，74歲的爺爺籤的是一份名為「電商AI帶貨」的協議，甲方是註冊在四川的一家商務信息諮詢公司。「74歲的老人怎麼會搞帶貨？」她發現後追問爺爺這是什麼情況。老人告訴她，是之前在網上刷短視頻的時候，彈出來連結，點進去後，有自稱工作人員添加了他的微信。後來，就被要求籤署了一個協議，稱協議培訓費為2690元，並發過來一些「教學視頻」。 李女士而後看了合同和「教學視頻」，她認為這所謂的「教學視頻」一眼就是那種零成本的網上搬運視頻，視頻內容粗糙，且上了年紀的老年人很難學會。 於是，她向對方申請退款。在退款時，卻遇到了新的問題，對方告訴她，這筆費用屬於協議裡面的「培訓費」，且教學視頻也發給了她爺爺，以此為由拒絕退款。李女士認為對方是利用信息不對等，忽悠高齡老人籤署的合同。爺爺奶奶生活節儉，一個月生活費最多就幾百塊，現在這個所謂的「直播帶貨」就忽悠老人給了2000多元，她撥打12345熱線電話投訴，之後又在當地派出所報警。 「帶貨課程」需步步收費 學員達不到預期申請退款遭拒 李女士搜索該公司關鍵詞，發現有著同樣遭遇的人還有不少。不少人反映，所謂的「帶貨」課程環環相扣，交了2690元後，需要一步步達到預期，然後每個過程還要收費，其中第一階段預估需要花一周時間和1000多元，第二階段預估需要花一個月費用6000多元，然後第三階段預估花一個月的時間費用9000多元，以此類推，最終還提供明星授權，這樣帶貨可以24小時不間斷賺錢。 還有網友投訴，在這家公司籤訂帶貨協議繳費後，宣傳廣告提到在第五階段帶貨的利潤會翻倍，「但交完錢之後發現必須是個體戶或企業才能達到這個預期，個人店鋪做不到，升級個體戶還得再交錢，費用5880元至19880元不等。」有網友表示，自己一步步「投錢」過後，發現個人達不到預期就不想學了，申請退費，該公司回復因個人原因退費，只能退10%的費用。 李女士在報警之後，發現該公司今年6月18日顯示已處於經營異常，有網友在該公司註冊地址也沒有發現實體店。 8月6日下午，記者嘗試聯繫該公司，多個電話顯示已是空號，公司法定代表人也處於失聯狀態。 註冊地址為虛擬地址 已被列入「經營異常」名錄 根據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李女士投訴的這家商務信息諮詢公司，在今年6月18日被內江市東興區市場監管局列入經營異常名錄，理由是通過登記的住所或者經營場所無法聯繫。 8月7日上午，記者聯繫到該局，一名工作人員告知，他們前段時間確實收到過該公司的投訴內容，這家公司在轄區的註冊地為「虛擬地址」。執法人員到場核查，未發現該公司在註冊地經營，發現上述情況後立即將該公司納入異常經營名錄，並將相關線索移送至公安部門。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宋瀟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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