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華章丨暑期「博物館熱」，跟著總書記探尋中華文明
2025-11-08 15:02 2,123次浏览每年六月高考過後，高考作文題都會準時登上熱搜榜，全民熱議的背後，藏著一個深層的思考：我們到底希望通過一道作文題，考查學生的哪些素質？其實，高考作文題從來都不只是寫作測試。當我們討論「什麼是好的高考作文題」時，實際上是在追問：未來的社會中堅，該具備怎樣的思維能力和人文素養？ 作文題不只是「寫作任務」 要說清楚「好的高考作文題」，得先回到本源：作文題究竟是什麼？ 從「題目」二字，你能看到古人造字時的巧思。《說文解字》裡說「題，額也」，額頭是人臉上最顯眼的部位。「目」就更直接了，本義眼睛，後來引申出「條目」「項目」之意——比如說「目錄」，就是「用眼睛看的條目」。當「題」和「目」組合在一起，就有了奇妙的張力：「題」是框架、方向，像額頭一樣明確；「目」是細節、視角，像眼睛一樣靈活。比如寫《我的校園》，「校園」是「題」，規定了你不能寫家裡的事；但可以寫操場的樹、教室的窗——這些都是「目」的自由。這種「規範」與「開放」之間的平衡，正體現了作文題目的本質。好的作文題，就像給你畫了一個圈：圈太小，人會受限制；圈太大，人會迷茫。它得在「管」和「放」之間找到那個微妙的點。 生活中處處有「題」。老師布置的「讀後感」是題，單位要求的「工作總結」是題，但作文題和這些都不一樣——它是「用文字表達思考」的專門訓練。筆者曾請教過一位前輩：「教了三十年作文，您覺得作文題最該教會學生什麼？」他說：「不是華麗的辭藻，而是『想清楚再寫』。一道好的作文題，會逼著學生把事情想明白：我要表達什麼？別人可能怎麼反駁我？」比如寫《談堅持》，平庸的題目只會讓學生堆砌例子，而好的題目會加個限定：「堅持到底一定是對的嗎？」——這就逼著學生思考「堅持」和「變通」之間的關係，從單一的價值判斷轉向辯證思考。作文題的終極目的，是培養「有邏輯的表達」和「有深度的思考」。這一點，在高考作文題裡體現得尤為明顯。 因此，好的高考作文題，就像剝洋蔥，一層比一層「辛辣」，也一層比一層接近核心。 第一層是「現象層」。比如上海卷的「專・轉・傳」，表面是在說「專業知識怎麼轉化、怎麼傳播」。考生可以舉「科學家寫科普書」「學術論文被短視頻解讀」的例子，這是最基礎的要求。 第二層是「邏輯層」。它要求考生找到事物之間的關聯：從「專」到「轉」是不是必須的？「轉」得越多，就一定「傳」得越廣嗎？有個考生寫道：「專業是根，轉化是橋，傳播是果。但橋要是建歪了，根就會被挖斷，果也會爛在地裡。」這種對邏輯關係的辨析，比單純舉例進了一步。 第三層是「價值層」。它追問的是背後的意義：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為什麼需要「專業」？「流傳」的本質是什麼？有考生提到：「真正能傳下去的，從來不是知識本身，而是知識裡藏著的人對世界的追問。就像孔子的話傳了兩千多年，不是因為他說的每句話都對，而是因為他教會了我們『怎麼做人』。」這種思考，已經觸及了文明傳承的本質。 普通作文題可能只需要剝開第一層，而高考作文題，要求考生至少剝開第二層，能摸到第三層的，才是真正的佼佼者。 高考作文題是一份精神成人禮 有位教育專家說過：「高考作文題是給18歲年輕人的一份『精神成人禮』。」18歲是人生的重要節點，一道好的作文題，應該在這個節點上，啟發他們思考一些「必須想清楚」的問題。 它該教會學生「直面真實」。生活不是美好的童話，而是充滿了矛盾和不確定。好的作文題，應該讓學生明白這一點。它不應該只展示「崇高」「美好」，也應該讓學生看到「平凡」「掙扎」。比如寫「苦難」，不僅要寫英雄的犧牲，也要寫普通人的無奈；寫「成功」，不僅要寫光鮮的結果，也要寫背後的代價。這樣，學生走出考場後，才不會被「完美人生」的幻想迷惑，才能更從容地面對生活中的不完美。 它該鼓勵學生「保持追問」。真正的人才，不是「知道答案」的人，而是「善於提問」的人。好的作文題，應該在學生心裡種下「追問」的種子。比如面對「專・轉・傳」，追問「什麼知識值得被傳承」；面對「苦難與新生」，追問「我們該如何紀念歷史」；面對「AI與人類」，追問「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是什麼」……這些追問，可能沒有標準答案，但很可能會伴隨學生一生，成為他們深度思考的起點。 它該引導學生「學會擔當」。好的高考作文題，應該讓學生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角色。有個考生在作文結尾寫道：「艾青說『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現在的我，可能還說不出這麼深沉的話，但我知道，我腳下的土地，需要我們這代人去守護。也許是學好一門技術，也許是做好一份工作，也許只是不辜負每一天的陽光。」這段話沒有豪言壯語，卻透著樸素的擔當——這正是社會需要的品質。 讓高考作文題成為「思想的種子」 高考作文題的意義，遠不止於「選拔人才」。它像一顆種子，種在每個考生的心裡，會在未來的歲月裡生根發芽，讓他們成為有思考能力、有擔當精神、有時代感知力的人。 對命題者來說，設計一道好作文題，需要勇氣：敢於跳出「安全區」，不怕被質疑「太難」；需要智慧：在規範與開放、傳統與未來、公平與區分之間找到平衡；更需要情懷：真正關心年輕人成長，關心這個國家的未來。 好的高考作文題，應該是個「矛盾容器」。它不提供標準答案，而是拋出一個讓人糾結的問題，逼著考生去權衡、去辨析。在這方面，2025年全國1卷作文題就做得不錯。老舍的「開不了口」和艾青的「嘶啞歌唱」，本身就是一對矛盾：人在困境中，到底該沉默還是發聲？沉默是懦弱還是智慧？發聲是勇敢還是魯莽？這種矛盾，沒有標準答案，卻能看出考生的思維深度。 好的高考作文題，應該像一架「思維梯子」：起點不高，讓大多數考生都能爬上去；但越往上，臺階越陡，越能區分出誰有力量爬到頂端。上海卷的「專・轉・傳」就很像這樣的梯子。最底層，考生可以解釋三個詞的意思，舉幾個簡單的例子——這對大部分考生來說都不難。中間層，需要分析三者的關係：「專」是基礎，「轉」是橋梁，「傳」是目標？還是說「轉」可能毀掉「專」，「傳」未必需要「轉」？能想到這一步，就已經不錯了。最高層，則要跳出文字本身，思考時代問題：在算法推薦的時代，「專」的深度會不會被「轉」的流量綁架？在信息速朽的時代，「傳」的意義是不是該重新定義？ 好的高考作文題，既要紮根當下，又要面向未來。它得讓考生聊聊身邊的事，更得讓考生想想十年後的世界，不僅關注「歷史」和「文化」，還要觸及「未來」。現在的考生是「數字原住民」，他們從小玩VR、刷短視頻、用AI，這些經驗應該被納入作文題。未來的社會，需要能和AI共處、能應對技術變革的人才。高考作文題作為「指揮棒」，應該引導學生關注和思考：技術和人文該怎麼平衡？人類獨特的創造力到底在哪裡？ 一道好的高考作文題，最終會沉澱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多年後，當考生們回憶起18歲那年的考場，他們可能記不清具體的分數，卻會記得那道題曾讓他們認認真真地思考：「我是誰？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該如何面對這個世界？」 這，才是高考作文題最珍貴的價值。 (作者：程永超，系上海市建平中學正高級教師、全國百佳語文教師)
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製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川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川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川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川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範，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川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川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川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製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後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川普對關稅的使用並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並非關於政治，但它的憂鬱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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