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邱建鋼：首次亮相世運會的啦啦操，為何不只是場邊助威？
2025-10-27 13:53 1,529次浏览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如何根據學科發展和專業建設的情況，協同推進涉外法治人才教育教學和科學研究？7月6日至24日期間，上海政法學院通過法治中國大調研項目在涉外法治學科優勢和人才培養模式開展了積極探索。今年法治中國大調研的主題是外商投資法實施評估，對《外商投資法》及相關法規政策的實施效果做了專題調研，學校黨政領導帶隊在到全國14個省市近30個城市的法院、商務部門、市場監管部門、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律協協會、外商企業開展專題調研。校黨委書記葛衛華領隊西南組赴貴陽、重慶、成都三地，先後走訪近10家法院、律協、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及政府職能部門，通過座談交流、實地考察等形式搜集經驗做法、典型案例、實施難點。葛衛華表示，「法治中國大調研」體現了上政人用雙腳丈量法治中國的堅實歷程、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精神追求，希望通過調研實踐，進一步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助力法治中國建設。校黨委副書記、校長劉曉紅帶領調研組，赴福建省廈門市、泉州市開展實地調研。她表示，通過此次調研，系統了解廈門市及泉州市圍繞《外商投資法》施行五周年採取的創新舉措及實踐經驗，通過「取經」「問路」，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貢獻高校力量。據悉，法治中國大調研項目是上海政法學院於2023年起自主創立的高水平社會實踐項目，旨在搭建法治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實踐平臺。今年共有130餘名師生參與調研項目。參加調研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完成調研報告任務後，可獲得實踐類課程學分。通過實地調研，師生深入了解地方法院、政府部門和協會等的創新做法和典型案例，不僅為學生的職業發展提供了進階的平臺，而且為教師的科研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參與調研項目的本科生馬晨表示，儘管在一家集中管轄商事案件的基層法院實習過，但通過在廣州、珠海、深圳三家中級法院與法官們的座談，深切體會到粵港澳大灣區法院的敬業精神、創新擔當、奉獻情懷，「法官們用實踐的案例講述司法實踐，讓我們以後選擇法院作為就業方向更多了一份力量」。研究生湛瑾通過參加律師協會的座談，切身感受到律師在外商投資法落地的「最後一公裡」的作用，將立法轉化為可感知的公共法律服務。尤其是四川、重慶律協設立的「跨境投資一站式工作站」，通過中英雙語編制合規指引，把政策拆解成可供企業實際操作的「流程圖」，更好的為讓外商投資企業提供法律服務。「法律共同體的發展是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要推動力量，這為我今後的職業選擇具有直接的觸動和影響。」首席專家吳永輝教授表示，《外商投資法》實施五周年以來，在保護促進和服務保障外商投資、優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實地調研初步顯示，外商投資領域國民待遇基本上能全方位落實，競爭性的地方性承諾和優惠措施對於招徠外商和維穩外資起到 了較為明顯的效應，尤其是一些地市因地制宜制定的「以文招商」「以商引商」「一站式外商督導員」等放管服措施有力保證了國際投資下行中的逆市上揚。當然，作為外商投資領域最重要的基本法，《外商投資法》整體上較為原則和抽象，實施過程中存在部分條款與地方實際操作銜接不夠順暢等，需要進一步細化可操作性規則和落實配套性規則。本次調研活動深入法治實踐最前沿，是一次生動的「行走中的課堂」，也是上海政法學院踐行「立足政法、服務上海、面向全國、放眼世界」辦學理念的生動體現。調研組通過實地調研與探討交流探索法治中國高質量發展密碼，助力服務國家戰略和法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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