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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29 11:23 7,523次浏览黃昱寧 一 今年電影院的最新現狀似乎是一年只能保證熱鬧兩季——春節檔加暑期檔，堪稱冬蟲夏草。這兩季都是舉家娛樂團建的黃金時間，所以研究有效的以「合家歡」為導向的內容製作策略，大約是電影主創們如今最關心的問題。 沒有想到的是，我居然在一部貌不驚人的動畫片的放映現場，依稀看到了最符合「合家歡」定義的畫面——自始至終，我都能清晰地聽到身邊來自各年齡段的笑聲；而我自己，也不像十年前陪著我那正值學齡的女兒看電影那樣三心二意。記憶中，上一部「合家歡」我沒捨得看手機的電影，還得追溯到《瘋狂動物城》。 這部動畫片是《浪浪山小妖怪》。 說《浪浪山小妖怪》「貌不驚人」，是因為如今在大銀幕上放映類似的二維動畫片並不多見——它顯然並不是那種視覺屬性特別銳利的作品。景物是水墨的，人物是國漫的，整體畫風在兩者的交融與彌合上下了不少功夫，走的是一條在古與今、中與西、風格化與大眾化之間的平衡之道。 展現在觀眾眼前的，是復古的筆觸(不妨看看勾勒小豬妖臉上那幾根毛的國畫手勢)，是乾淨的色調。它不炫不酷不新潮，更不是那種每一個特效都能讓你看出花了多少錢的作品。大多數時候，當我那早就習慣於三維的眼睛，看到這些輕的，柔的，緩的，鈍的——因而別具格調的線條時，會暗暗驚訝於編導的自信：在這樣一個時代裡，他們仍然相信視覺的返璞歸真，並且相信一個故事的魅力，首先來自故事本身。 小妖怪並非從天而降。 兩年前，八集動畫短片「中國奇譚」上線的時候，我曾經看過，但留下最深記憶的是其中脫胎於《陽羨鵝籠》的《鵝鵝鵝》，對當時成為小爆款的《小妖怪的夏天》，只有個大概的印象。如今回過頭重看，20分鐘的《小妖怪的夏天》，給大電影的情節框架和人物塑形提供了一個借勢而上的緩坡，但上坡之後的成品是一個嶄新的、更適合大銀幕呈現的故事。這個過程不可能沒有擴大市場容量、覆蓋全年齡段的考量——但好在，看到最後，我還是可以確定，大銀幕上的小妖怪，還保留著「那個夏天」的精神內核。 二 《小妖怪的夏天》最有意思的一點，是從小豬妖的視角，將《西遊記》的攔截取經/吃唐僧肉，變形成了一個職場菜鳥連一口湯都很難分到的S+大項目。小豬妖是好不容易擠進「浪浪山大王洞」體制內的打工人，但同時又總是抱有疏離而清醒的旁觀者心態，對浪浪山心猿意馬，總是問自己「是不是該出去闖一闖」，同時又對那個「大項目」的終極意義懷著淡淡的疑慮。 短片結尾處，自始至終沒露過正臉的取經隊伍的影子從「躺平」的小豬妖身邊掃蕩而過，孫悟空的火眼金睛明察秋毫，給小妖留了一條性命，也給這個故事留下了寬闊的空間。 大電影該怎麼把這個故事續下去？編導選擇從兩個方向發力。首先，讓現實的部分更現實。小豬妖的出走不是為了「詩和遠方」，而是在遭到職場甩鍋之後的絕地反彈，如此逼真的現實感，是讓「合家歡」的買單者——在職場上嘗盡酸甜苦辣的爸爸媽媽——產生共情的第一步。 究竟如何「絕地反彈」？小豬妖用的是逆向思維。既然吃不到唐僧肉，那就自己招募人馬搭一個草臺班子，自組取經隊伍上西天。到了這一步，就牽涉編導選擇的第二個方向：讓《西遊》的部分更「西遊」。從《西遊記》的文本富礦裡，挖掘出撐起整部《浪浪山小妖怪》的高潮戲碼：原著第六十五回「妖邪假設小雷音，四眾皆遭大厄難」。 於是，假取經人趕在真取經人之前，走進了假雷音寺，揭開一場攻防轉換的遊戲——老實說，看到這一幕時，我終於對這個故事的完成度，放下心來。在西遊宇宙裡，這是原著重頭戲的巧妙延伸；在職場上，這是力量懸殊的、「低仿」與「高仿」項目的遭遇戰；在電影院裡，這是最可能引發「合家歡」觀眾們小聲討論的辯證法： 「哪個真，哪個假？為何真，為何假？何為真，何為假？」 三 這就是合家歡電影最要緊的特質：讓全家人在一個好故事裡各取所需。同一片山，同一片水，不同的年齡看到不同的景深。小朋友看得見熱鬧，大朋友看得出門道。看完電影，我在網上刷到一句大朋友的話：又在電影院泣不成聲，被小朋友看到好丟人。 我可以猜想大朋友會在哪裡泣不成聲。 是小豬妖用身體上的鬃毛狠命擦鍋，卻被大王一句話追殺的瞬間嗎？是被草臺班子甲方逼出無數廢稿，又不得不為一袋米折腰的乙方公雞畫師嗎？是話癆黃鼠狼被剝奪了話癆的權力，只能窩窩囊囊地扮演僅有兩句臺詞的沙僧嗎？是一路上都捨不得體制內身份，執念於功利主義的蛤蟆精，在最後一刻做出了相反的選擇嗎？還是那頭又抑鬱又社恐，直到懸崖邊上才把「齊天大聖」說對的大猩猩？又或者，是小妖怪回家探親，看望一心惦記著他喝不喝水的母親，以及躺在病床上也要傳授成功秘笈的父親？ 故事與受眾建立的情感聯結，往往就是在這些不經意的「破防」瞬間——你以為是陪孩子娛樂，實際上是孩子陪伴你重溫人生中那些辛酸的、艱難的甚或尷尬的時刻。你臉上掛著一抹笑，在黑暗的影院裡拭去心裡的一滴淚。 四 還有不少經得起反芻的細節，都表達得簡潔而巧妙。比方說，儘管與小雷音寺的高仿大廠相比只能算低仿項目，可是與他們自身的起點相比，小豬妖搭建的草臺班子還是取得了跨越式的、充滿喜劇感的進步。 饒有意味的是，這個團隊「仿製水平」的進階，首先是通過「說書人」對「取經人」故事的傳播來促成的。也就是說，那一支欽定神授的精英隊伍的形象，通過「故事」的媒介，經過層層轉述，為這個「草臺班子」提供了虛構的模板。 最終是什麼，給這些「無名之輩」放下名利、捨生忘死的勇氣？是什麼給了他們不惜「打回原形」也要「立地成佛」的責任感？並不是真實呈現在眼前的榜樣，也不是現實本身，而是一個好故事的感召力，是所到之處其他小妖的膜拜，是父老鄉親的信任與希望，是「童男童女」渴望得到拯救的眼睛。 你本不是英雄，如果大家都認定你是，你就可以是，也必須是。 因此，在《哪吒》裡被重點渲染的主題「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實也潛伏在《浪浪山小妖怪》的血液中。但無論是逆天改命的信心構建，還是逐漸代入英雄形象的過程，都被表達得更柔軟，更羞澀，更卑微，也更溫暖——對於所謂「英雄」與「成功」的定義，也處理得更寬厚更深邃。這一點與這部片子的總體畫風，與那些氤氳在浪浪山的水墨氣韻，閃爍在小雷音寺的絢爛光環，都是高度一致的。 五 故事行將結尾之際，我一直在猜想，正牌取經隊伍的形象，究竟會不會出現在鏡頭中？抑或是會像《中國奇譚·小妖怪的夏天》那樣，只給他們一個曖昧不明的輪廓？出現與不出現，在故事基調上會有微妙的差異：前者明亮，後者多少會籠上一層或淺灰或暗黑的色調。它關乎一個隱匿在文本中的問題：無名之輩們的殊死搏鬥，是不是僅僅為了成全如來佛私人訂製的精英表演？ 我無意在本文揭開這個懸念，它適合在你走進影院以後自己來體會。我只想說，《浪浪山小妖怪》最終選擇了一個聰明的方式，既保留了「正牌軍」的神秘感與兩重性，也給高視角的孫悟空賦予了悲憫之心與共情之力。這一點不僅與《小妖怪的夏天》一脈相承，而且戳中了從五歲到50歲的中國人的精神共同體。 真正的得道成佛，是用無名而凡俗的身軀，成就非凡的英雄壯舉——哪怕只存乎想像——這是兩個小時的觀影過程中，編導力圖傳遞給觀眾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找到了合家歡電影的最大公約數：好電影是鏡子，每個人都可以在裡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作者為作家、翻譯家，上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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