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80周年）用文學縫合散落的澳門抗戰記憶——專訪抗戰長篇小說《孤島》作者胡根
2025-10-29 18:27 2,519次浏览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巴西專家、摩洛哥智庫新南方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馬庫斯·弗雷塔斯8月7日在《中國日報》撰文稱，長期以來，美國將全球貿易作為壓迫他國的工具，並未致力於實現互惠互利。時至今日，各國必須對此有一個清晰認知，並著手構建公正的多極化國際經濟體系。 美國為一己私利壓迫他國 文章指出，歷史上曾有過這樣的時刻：隨著國際關係中的公平表象消退，粗暴的權力博弈捲土重來。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當代全球貿易體系。過去幾十年裡，美國一直宣稱，這套貿易體系立足於開放的市場、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以及互惠互利，構成了良性循環。 然而，同所有霸權國家一樣，美國在陷入相對衰落時不再遵循自身倡導的原則，而是訴諸於曾經大加譴責的手段。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依託生產力和創新，而且越來越依賴於從世界其他地區榨取價值，這是一種披著國家利益外衣的21世紀經濟帝國主義。 美國創造財富的主要目的並非維持本國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吸納財富。這一切之所以成為可能，主要是基於美元的核心地位、美國市場的持久吸引力以及其他國家無力或不願挑戰國際體系中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失衡。美國過多地攫取了全球財富和資源，其他國家則承擔著維持這種不平衡的代價，最終陷入經濟主權逐步喪失的窘境。 歸根結底，美國披著自由貿易外衣進行系統性財富轉移。美國為維持本國消費水平和地緣政治主導地位，逐漸榨乾發展中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生產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貿易已經淪為剝削和控制的工具，而非邁向共同繁榮的通道。 世界應放棄對美國的幻想 文章進一步分析稱，美國政府發動貿易戰並非偶然，而是日積月累的經濟困境所引發的必然結果。此舉等同於承認，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並未如其締造者所期望的那樣為美國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踐行多邊主義的同時，在政府領導下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較之下，一些國家缺乏這樣的戰略定力，它們熱衷於倡導自由化，卻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這些國家在不提升產能建設的背景下開放市場，在沒有進行規劃的前提下放鬆管制，寄希望於通過互惠互利提升自身韌性。然而它們無法如願以償。 由此引發的後果是，中等強國的自主權逐漸被削弱，它們如今飽受懲罰性關稅、域外製裁和任意限制措施的衝擊。這些措施不是對不當行為的回應，而是充當著脅迫工具。這些國家非但沒有憑藉競爭力受到認可，反而成為遏制目標。美國政府妄圖讓主權國家淪為附庸國，期待這些合作夥伴千依百順、甘於奉獻、永遠不同它競爭。 長期以來，華盛頓鼓吹自由民主，卻在現實中奉行零和博弈，千方百計確保自身主導地位。美國不可能減少消費、促進財政「再平衡」或提高生產力，這純屬異想天開。對於美國來說，更簡單的做法是將負擔轉嫁到外部，即向合作夥伴施壓、懲罰競爭對手、脅迫盟友，同時不忘打著「公平」旗號。 時至今日，我們必須樹立清晰的戰略認知。各國務必不再錯誤地將進入美國市場視為天賜良機，而是視作交易。 文章最後強調，美國可以謀求自身利益，其他國家也擁有同樣的權利。只有就此達成共識，我們才能著手構建公正的多極化國際經濟體系。 (英文原文刊發於《中國日報》智享匯欄目) (編輯：嚴玉潔 王輝 周鳳梅 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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