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處包頭市人才引進「因人設崗」
2025-11-18 06:51 2,792次浏览拉薩8月11日電 題：中國拉薩SOS兒童村的「格桑媽媽」：24年守護 用愛築起溫暖的家 作者 趙朗 貢確 正值暑假，上學的孩子們都回來了，家裡熱鬧了不少。書房內，書櫃裝著一大摞孩子們的榮譽證書，廚房乾淨整潔，臥室內，孩子們的被子疊得整整齊齊，院子裡，兒童自行車隨意停著，花正開得嬌豔。這兩日村裡集體裝修房子，格桑卓瑪和孩子們已將家具收拾妥當。這裡是中國拉薩SOS兒童村，格桑卓瑪是村裡7號家庭的職業媽媽。 中國拉薩SOS兒童村位於拉薩市堆龍德慶區，於2001年6月2日開村，是民政部與國際SOS兒童村組織合作建立的中國第九所兒童村，旨在收養社會上失去雙親又無親友撫養的孤兒，並使他們重獲母愛，得到家庭的溫暖。 圖為格桑卓瑪講述在兒童村的故事。趙朗 攝 一場跨越24年的選擇：「我想試試做他們的媽媽」 2001年，電視上一則中國拉薩SOS兒童村招聘職業媽媽的消息，改變了格桑卓瑪的人生軌跡。彼時26歲的她還未談過戀愛，卻做出了讓家人、親友極力反對的決定——應聘這份工作。 她的家人、朋友都無法理解，「能照顧好七八個小孩嗎？能負得起這個責任嗎？這些都是國家的孩子，你能帶得好、教育得出來嗎？」不顧一切反對，格桑卓瑪毅然選擇成為一名職業媽媽，「當時就覺得，我想試試。」 這個簡單的念頭，讓她走進了兒童村的大門，一待便是24年。 剛入職時，她要照顧8個孩子，最小的僅2歲，最大的6歲。孩子們來自西藏自治區各地，帶著不同的藏語方言，彼此溝通都成問題。更讓她頭疼的是飲食差異，「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子菜，結果因為孩子們沒吃過，誰都不肯動筷子。」 後來，她想出了個辦法，「今天做這個孩子喜歡的菜，其他孩子必須吃，明天做另一個孩子喜歡的，慢慢讓他們適應。」就這樣，日復一日磨合中，這個特殊的「家庭」漸漸有了溫度。 24年間，她不止一次想過放棄。「工作一點也不輕鬆，有一次累得就要走，可轉念一想，我走了，這些孩子怎麼辦？他們還那麼小。」正是這份牽掛，讓她一次次堅持下來。如今回望，她從未後悔。 用愛澆灌成長：「他們只管好好學習，其他的不用操心」 「現在房間裡早就有了供暖，孩子們不用擔心吃飯穿衣，只需要專注學習就行。」格桑卓瑪笑著說，「外面家庭有的，我們這兒都有。」 20餘載，村裡的硬體設施不斷改善，孩子們的物質條件一直在提升。當前孩子們基本生活保障金提標至1468元(人民幣，下同)/人/月。同時「福彩圓夢·孤兒助學項目」每學年資助1萬元助學金，助力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業。 對於學習優秀的孩子，格桑卓瑪不遺餘力，她說：「只要孩子願意學，我就想辦法送他們去拉薩最好的學校。」 圖為格桑卓瑪看著孩子畫畫。趙朗 攝 為了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她曾每天凌晨5點起床，帶著孩子在公交站等一個多小時車，往返於郊區的兒童村和市區的幼兒園，這樣的日子堅持了3年。「當時村長還問我，村裡有自己的幼兒園，為什麼要跑那麼遠遭罪。」她卻說，只要對孩子好，再辛苦都值得。 輔導作業是她每天的「必修課」，「孩子寫不完作業、背不會書，我就陪著他們一起，直到完成。」她也有「雞娃」的時候，曾因一門心思讓孩子學習，反而引發了逆反心理，導致孩子成績下降，「後來才明白，教育孩子也得講究方法。」 7號家庭走出16個孩子，在她悉心照料下，有10人考上本科，1人讀完研究生。「有文化和沒文化是不一樣的，我就是想讓他們通過學習改變命運。」這是格桑卓瑪常掛在嘴邊的話。 雙向奔赴的愛：「他們的第二次生命，是國家給的」 格桑卓瑪的付出，潤化於孩子們心中。長大成人後的他們雖然搬離了兒童村，卻從未真正離開這個「家」。「只要我不舒服，在拉薩市區工作的孩子就會回來。」格桑卓瑪的語氣裡滿是欣慰。有一次，她身體不適，孩子硬給她買了機票，讓她去成都看病，還特意找人陪同她坐飛機。 最讓她感動的是，數年前一個孩子重病的經歷。當時孩子被查出患了嚴重的結核病，心臟積水需要手術。在西藏幾經輾轉後，她決定帶孩子去成都的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治療。「那是我第一次去內地大醫院，一個小時能辦完的事，我花了兩個小時，特別害怕自己一個人帶不好這個快不行的孩子。」 在內地住院需要親屬準備輸血時，她急得哭著給已經工作的孩子打電話。讓她沒想到的是，遠在各地的孩子們紛紛想辦法：在重慶工作的孩子說「我貧血輸不了，但你們四個的機票我來出」，其他在全國各地上學的孩子都在查自己的血型，隨時準備趕來成都。 「看到他們那麼團結，我心裡又暖又酸。」最終，孩子治療後順利康復，「所有醫藥費都是醫保出，國家給了孩子第二次生命。」格桑卓瑪感慨道。 如今，孩子們早已把她當作親生母親。「小時候聽那麼多小孩喊『媽媽』，覺得好煩。」格桑卓瑪邊說邊哈哈大笑，眼裡卻閃著光。 愛與被愛：退休不褪色的「家」 今年，格桑卓瑪即將退休。政府為職業媽媽們在兒童村準備了一套一室一廳的公寓，家具家電一應俱全，真正實現「拎包入住」，「這些都是國家給我們準備的，特別齊全。」 更讓她暖心的是孩子們的心意：牆上的掛畫、柜子上的擺件、沙發上的抱枕、廚房裡的小電器，甚至淨水器，都是孩子們精心挑選的。「按規定，他們已經離村工作了，一回到我這個退休房，總說房子太小，住不下這麼多兄弟姐妹。」話語間，幸福溢於言表。 圖為格桑卓瑪在她退休房內，牆上掛有全家福，書架上擺滿了孩子們送的禮物。趙朗 攝 這個特殊的家庭裡，愛早已超越了血緣。3歲就來到村裡的次仁旺姆，直到高中才知道格桑卓瑪不是自己的親生母親，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她們的感情。「相處起來像朋友，她總叮囑我要做好人、要人品好。」今年剛大學畢業的次仁旺姆說，哥哥姐姐們也格外照顧她，「我想要平板電腦，姐姐就把她正在用的送給我，哥哥姐姐工作後，一兩周就會回來一次，給我們帶零食和禮物。」 像普通家庭孩子一樣，次仁旺姆也會對媽媽的嘮叨不勝其煩，「今年大四畢業前我在忙論文，急得不行，媽媽一遍遍嘮叨起我的工作，那時覺得媽媽催得好煩呀，後面才理解媽媽對我未來的擔憂。」 格桑卓瑪說，養育這些孩子感到無比榮耀。而在孩子們心中，這位「格桑媽媽」早已是生命中最溫暖的光。 格桑卓瑪僅是中國拉薩SOS兒童村職業媽媽們的縮影。在職業媽媽們的呵護下，兒童村已經撫育了來自西藏全區各地300名孤兒及事實無人撫養的兒童，194名已經離村走上工作崗位，不少在民政、教育等崗位工作，為社會貢獻力量。(完)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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