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照初心：回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2025-10-31 02:01 7,296次浏览花上萬餘元報名費，就能讓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走T臺，成為朋友圈最靚的崽，不少家長為此心動。但光鮮背後，秀場裡閃爍的奢侈品標誌可能從未獲得品牌授權。近日，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借組織奢侈品牌走秀名義斂財的李某提起公訴。從釐清服務商標侵權的法律定性，到精準核查違法所得數額，再到穿透式審查確定犯罪主體，檢察官抽絲剝繭，讓這場童模走秀騙局水落石出。李某註冊成立某影視傳媒公司A公司，主營業務是與童模機構合作組織走秀活動。2023年至2024年間，在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情況下，李某組織多場含有奢侈品牌註冊商標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並收取報名費用。家長交的報名費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換來的是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亮相的機會。活動中，李某全程未獲品牌授權，卻在宣傳海報、活動現場大屏及社交平臺視頻中大肆使用奢侈品牌Logo。直到2023年12月，D品牌發來律師函，李某才停用該品牌Logo，但仍繼續使用其他品牌商標。2024年4月，G商標品牌權利人報案，李某的侵權行為浮出水面。同年8月，李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後主動投案。商標主要分為商品商標和服務商標。商品商標用於標識和區分有形商品的生產者或經營者，例如第25類的服裝鞋帽，保護對象針對實體商品。服務商標則用於識別服務的提供者，例如第41類教育娛樂，保護對象指向無形服務。根據2021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服務商標已被正式納入刑法保護範疇。本案偵查初期，承辦檢察官在提前介入查核走秀活動侵權事實過程中，發現在李某自行主辦的走秀活動中，其直接使用涉案品牌Logo進行宣傳並收取費用的行為，可能構成對註冊服務商標的侵權，具體侵犯哪一類商標權，需要進一步審慎核查。根據我國商標法規定，凡在我國合法註冊且處於有效期內的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的商標專用權均受法律保護。據此，檢察機關當即建議公安機關重點核查涉案品牌在上述服務類別上的商標註冊情況及有效期限。經查證，涉案的奢侈品牌均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服務上註冊了服務商標，其中有2個註冊商標的有效期完整覆蓋了李某舉辦侵權活動的全部期間，另有1個商標的註冊有效期僅涵蓋部分走秀時段。隨著商標權屬及效力問題的釐清，案件事實逐漸清晰。李某在未經奢侈品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組織的童模走秀活動中，擅自使用上述品牌的註冊商標開展走秀服務，刻意營造與品牌相關的商業氛圍，以此吸引參與者並收取費用，其行為已構成對上述3個奢侈品牌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上服務商標專用權的侵害，若情節嚴重，可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此外，鑑於童模走秀活動涉及到未成年人，承辦檢察官在辦案中特別關注未成年人權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檢察官根據提取的活動資料及家長證言，重點核查活動時長強度、場地安全條件等要素，未發現未成年參與者休息權、受教育權、人格尊嚴權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在明確李某的行為侵犯服務商標後，如何精準認定違法所得數額，是判定情節是否嚴重的關鍵，也是檢察官面臨的又一難點。為查清事實，承辦檢察官積極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取證工作。一方面，依法調取A公司註冊信息、涉案品牌服務商標註冊證明、品牌走秀視頻等基礎證據；另一方面，將電子證據提取固定作為重點，同時聯繫參與童模走秀的家長核實具體情況。「報名費都是通過培訓機構統一支付的」「每次走秀活動包含品牌走秀和普通走秀，品牌走秀是指奢侈品牌服裝展示，普通走秀不含這些品牌，兩者交叉進行」……家長的陳述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線索。經審查證據查明，參與李某所辦走秀活動的家長將費用交至培訓機構，再由培訓機構轉入李某公司或其個人帳戶，而李某舉辦普通走秀與未經授權開展品牌活動的資金均轉入上述帳戶。如何剝離李某舉辦普通走秀的合法收入，精準鎖定李某侵權活動的違法所得，成為新的難題。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際，承辦檢察官從李某被扣押的電腦中提取到一份人員參加情況表，表格行數存在明顯跳躍、並非連續排列的異常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消失」的行是否隱藏著關鍵信息？帶著疑問，檢察官嘗試點擊「取消隱藏」功能，一份詳盡記錄隨即赫然顯現——其中不僅完整登記了所有參與走秀兒童的身份信息、報名機構、收款方式及酒店登記情況，更通過備註清晰標註了報名類型：部分兒童僅參與品牌走秀，部分僅參與普通走秀，另有部分參與「套餐活動」即同時參與品牌秀與普通秀，且表格中還詳細列明了各類報名對應的具體繳費金額。為核實數據真實性，承辦檢察官立即聯繫相關兒童家長，確認其實際支付的活動費用與表格記錄完全一致，表格數據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得到進一步印證。承辦檢察官以此為依據，要求鑑定機構對涉案報名服務費收入重新審計，明確剔除套餐中單獨參與普通走秀的費用，並在扣除相關產品成本後，精準核算違法所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假冒服務商標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需滿足以下條件：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假冒兩種以上註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在三萬元以上。該解釋同時明確，通過收取服務費、會員費、廣告費等方式營利的，所收費用應認定為「違法所得」；計算假冒服務商標的「違法所得數額」時，需扣除該項服務中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承辦檢察官在最新審計結果基礎上，嚴格扣除活動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同時剔除個別品牌商標不在保護期內的兩次品牌走秀費用，最終確認李某的違法所得共計11萬餘元。1月，靜安公安分局將李某及其設立的A公司移送靜安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查，李某在明知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的情況下，組織多場含相關品牌元素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其行為已涉嫌假冒註冊商標罪，相關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然而，A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成為承辦檢察官審查本案的又一焦點。承辦檢察官對全案事實證據進行細緻審查後，發現A公司存在多項不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的情形：一是組織架構虛化，除李某外僅一名設計師，案發前僅有一兩名銷售人員且無固定工資，難以認定為具備完整單位職能的組織；二是財產高度混同，李某雖以A公司名義租借場地、使用對公帳戶對外付款，但收取報名費時對公帳戶與個人帳戶混用，A公司收入與個人財產界限模糊；三是主營業務違法，A公司成立後，主要經營活動即為舉辦各類兒童時裝走秀，其中大部分涉及侵犯服務商標；四是違法所得歸個人支配，A公司違法收益實際由李某個人掌控使用。承辦檢察官指出，A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違法所得歸李某個人所有，不符合單位犯罪的認定條件，應以個人犯罪論處。李某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之規定，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日前，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被告人李某依法提起公訴。
魅力無限的「村晚」、旋律悠揚的「村歌」、激情四射的「村舞」、 優雅靈動的「村T」……這些年，由各地村民自發創造、深度參與的鄉村文化活動大量湧現，成為新時代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表徵，彰顯了鄉村群眾旺盛的文化新需求。 遍布城鄉的文化館(站)是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提供者，長期以來，它們服務鄉村的主要方式是組織舉辦文化活動、配送文化產品(如送演出下鄉)。不管是舉辦文化活動，還是配送文藝演出，主角要麼是文化館(站)工作人員，要麼是文藝院團的演員，鄉村群眾始終是被動的觀看者。如今，鄉村群眾有了新需求——不再滿足於在臺下觀看，更希望成為臺上的主角，這對文化館(站)的服務方式和服務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鄉村群眾有自己舉辦文化活動的強烈意願，但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比如有的村民自己能唱會跳，但不懂策劃創意，也缺乏活動組織能力；有的村子雖然有一兩個文化能人，但「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無法在村子裡形成「自娛自樂」的文化生態。說白了，鄉村文化人才不足，制約了鄉村的文化造血能力。因此，具有專業優勢與體系優勢的各級文化館(站)應大力開展鄉村文化人才培訓，比如有針對性地開設「村晚」「村舞」「村歌」導演培訓課程，切實幫助鄉村文藝骨幹提升業務水平。同時，文化館(站)應牽頭挖掘培養一批鄉村文藝社團，發揮好文藝社團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的帶動作用。過去，很多鄉村都有莊戶劇團，可眼下，隨著人員和劇目的「老齡化」，曾經風靡一時的莊戶劇團正在快速消失。如果恢復莊戶劇團有困難，那文化館(站)也應根據鄉村實際情況和村民們的興趣愛好，幫助他們儘快成立諸如秧歌隊、合唱隊、廣場舞隊之類的文藝社團。 除了文藝人才不足，缺乏舞臺也制約了鄉村文化活動的開展，抑制了鄉村群眾唱起來、跳起來、耍起來的積極性。以前春節期間，很多地方的農村都要鬧社火，村民們會把各自的絕活兒都拿出來，踩高蹺、舞龍獅、扭秧歌、跑旱船、打鐵花、耍腰鼓、騎竹馬，可謂八仙過海、各顯其能，那叫一個熱鬧！如今，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社火呈現出逐漸減少的趨勢。這幾年，火出了圈的「村晚」成為很多鄉村群眾展示自我的重要舞臺，可「村晚」的覆蓋面仍然遠遠不夠，比如2024年全國「村晚」示範展示活動共舉辦 2萬餘場 ，而我國有超過49萬個行政村、200萬個自然村。各級文化館(站)應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儘可能多地搭建鄉村文藝平臺，為群眾提供展示才藝的機會。搭建文藝平臺，不一定非要鬧社火或辦「村晚」，而應根據實際條件因地制宜。比如，「越劇之鄉」浙江嵊州借鑑各地「村」字頭文化活動的經驗，連續三年舉辦「村越」(鄉村越劇聯賽)，為當地農村越劇戲迷提供了難得的「登臺入戲」的機會。 鄉村品牌文化活動能夠提升鄉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擴大鄉村文化的影響力。幅員遼闊的疆域、民族文化的多樣性，為各地鄉村文化品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各級文化館(站)要充分發揮群眾文化活動策劃、文化品牌創意方面的專業優勢，聚焦在地文化資源，協助村民多策劃開展具有時代特點、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動。具體而言，在發揮鄉村群眾文化主體性的同時，應幫助不同村子找準定位，著力提升活動的辨識度和文化內涵。比如，繼「村超」「村BA」之後，在當地文化館人的精心策劃指導下，貴州「村T」也成功吸引社會各界的關注，成功吸引更多鄉村群眾參與到鄉村文化活動中。 截至今年6月，我國農村網民規模達3.22億人，農村地區網際網路普及率達69.2%。信息技術、網際網路傳播已成為鄉村文化創新發展的數字引擎。很多農村群眾利用短視頻、直播等記錄生活、展示自我，有的甚至當起導演、演員，拍起了微短劇。可是，不少農村群眾網絡素養不高、數位化技能不足——有的人辨別網絡信息真偽的能力不夠，有的人不會剪輯視頻，還有一些人甚至連智慧型手機都不會使用。幫助鄉村群眾提升數字文化生活質量，推動鄉村文化活動數位化，應成為未來文化館(站)服務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文化館(站)應廣泛舉辦面向鄉村群眾的短視頻製作、新媒體運營培訓活動，指導鄉村群眾掌握手機拍攝、剪輯技能，鼓勵村民以「第一視角」創作分享鄉村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文化館(站)應幫助村民組建多種類型的線上鄉村文化社群，讓廣大村民足不出戶便能學習文化藝術，用數位化手段幫助鄉村群眾提升藝術素養和審美素養，促進鄉村文化建設經驗分享。此外，文化館(站)還應持續推進「全國鄉村網紅培育計劃」，根據文化和旅遊部全國公共文化發展中心的統一部署，著力培訓一批示範性強、影響力突出的鄉村網紅培育示範點，以點帶面，典型引領，助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創新發展。 無論是開展人才培訓，還是搭建藝術舞臺，抑或是打造品牌活動，僅僅依靠文化館(站)自身力量遠遠不夠。文化館(站)要扮演好「資源連結者」角色，根據村民們的需求，想方設法把藝術家、藝術院校、文化企業等社會資源引入鄉村，因地制宜舉辦「鄉村文化合作社」，探索開展藝術家駐村、高校師生文化志願服務等活動。比如，陝西西安鄠邑區舉辦的「關中忙罷藝術節」，成功引入美術院校資源，將教育、藝術與鄉村公共文化建設完美融合，成為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典型案例。 總之，舉辦鄉村文化活動，開展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一方面是為了喚醒鄉村群眾的文化自覺，讓鄉村文化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另一方面是為了強化村民對鄉村文化根脈的認同感，引導他們將這種認同感轉化為推動鄉村振興的深層動力。這要求村民在鄉村文化活動中必須唱「主角」、站「C位」。文化館(站)應準確把握鄉村文化發展的時代脈搏，以更主動的服務姿態、更有成效的創新舉措，開展精準化服務，努力滿足鄉村群眾文化新需求，持續為鄉村文化振興注入力量。 (作者：王全吉，系文化和旅遊部全國公共文化發展中心文化館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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