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24個高溫天，追平百年紀錄！周末還要衝擊37℃！
2025-10-24 19:36 5,794次浏览8月9日，成都世界運動會興隆湖湖濱賽場，西班牙運動員蒙特阿古多坐在裝好「龍頭龍尾」的中式龍舟裡，和隊友一槳一槳奮力划動，追逐著前方的中國隊和印度尼西亞隊；幾十公裡外，世運會成都七中東部學校田徑場裡，中國選手姚賽東在棍網球——一種起源於北美洲的古老運動——和小組最強的對手加拿大隊比賽時尋找著進球的機會。 這兩種起源於不同大陸的傳統運動，踏著世運會浪潮，在現代蜀地自然交匯，碰撞出奇妙火花。 2025年的這個夏天，在成都世運會賽場上，古老悠久的「老運動」依舊讓「老觀眾」著迷，而未曾見過的「新運動」也引發了「新觀眾」的好奇，非奧體育項目的跨國互動、體育文化的對話交流，讓全民參與體育增添了新的「切入點」。 小眾項目注重交流與延展 運動項目相對「小眾」，或技術要求稍顯「刁鑽」，自1981年首屆世界運動會在美國聖克拉拉召開，一直到44年後的今天，「世運會」一直以「奧運會預備役」的品牌形象為人所知。 根據現行《奧林匹克憲章》，運動項目想要進入人類體育最高等級奧運殿堂，需要達到全球參與國家或地區的數量「門檻」。對於諸多流行範圍較小運動項目而言，這無疑是最大挑戰。而四年一度的世運會，正是這些小眾項目展示魅力、推廣普及、融入世界的最好平臺。 起源於義大利、發展於德國的浮士德球1985年就進入世運會項目行列。在世運會歷史上，德國是在這個項目上成績最好的國家，其次是奧地利隊和巴西隊。但即使如此，浮士德球的傳播範圍仍然很小，甚至在這些「優勢」國家也仍屬小眾項目。 「我的國家是足球國度，玩浮士德球的人不多。」巴西運動員加布裡埃爾·佩特裡·赫克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在巴西，大概只有1000多人是浮士德球球場的「常客」，大部分巴西人更喜歡足球、排球等熱門運動。 來自德國的大學生運動員約翰內斯·榮格勞森也表示，儘管浮士德球在德國被發揚光大，但其流行程度仍舊堪憂。「世運會對於我們的項目來說意義重大。」榮格勞森說，「我們都不是專業選手，平時會打一些國家比賽。參加這樣世界級的國際大賽，是向全世界展示這項運動的最好機會。」 回顧世運會浮士德球的歷年參賽國家，都僅有歐洲和美洲國家。成都世運會，浮士德球首次「登陸」中國，一個新的小眾項目就此走進了中國人、亞洲人的視野當中。「希望通過這次世運會，能讓更多中國人愛上我們的項目。」榮格勞森說。加布裡埃爾則表示，如果有中國的參與，小眾項目將能更快地步入全世界的大舞臺。 「軟式曲棍球進入中國的時間並不長，我們的隊伍今年2月才正式組建，這次的目標主要是向歐洲強隊學習。」中國軟式曲棍球國家隊助理教練商亮宇對記者表示，作為流行於北歐的小眾項目，該項目已經逐漸被中國體育界所接納。如今，北京、上海等地的「體育入校園」中有了軟式曲棍球的課程，上海多個高校還組織了區域聯賽。 「不少現在的運動員和參與者都從曲棍球、冰球項目轉項而來。」商亮宇說，「新項目進入國內後，給此前的『老項目』的運動員提供了更多機會，也是體育多元性與延展性的最好體現。」 世運項目背後的文化共鳴 「我們不必非得與某個具體的人對抗，我們的敵人就是自己。在武術裡，我們稱之為『心魔』，我就是在對抗它。這是我最喜歡武術的一點，這比單純的對抗性運動更有吸引力，其藝術性、哲理性太過於博大精深。」——這段話並非來自我國某位武術大師，而是來自一個義大利人，參加成都世運會武術套路男子南拳—南棍比賽的達裡奧·斯特魯蒂。 斯特魯蒂小時候在電影中看到了成龍和李小龍的武打動作，開始對武術這一中國傳統體育項目產生了濃厚興趣。隨著學習訓練的不斷深入，酷炫的動作之外，武術背後蘊含的哲學道理和文化精神也深深吸引了他。 「我父母並不支持我繼續練習，但我跟他們說，『求求你們了，武術已經刻在我的骨子裡了。』那時我甚至會背著他們偷偷出去練武術。」斯特魯蒂告訴記者，「武術是如此的宏大、純粹、深奧，蘊含了太多精髓，成為了我的精神指引。」 外交學院體育對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周慶傑表示，武術這樣古老的體育運動，在國際賽場上代表的並不僅僅是運動形式本身，更重要的是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文化共鳴」。 「以武術和龍舟為例，武術的動作和思想中包含了中國傳統『陰陽』哲學，龍舟又是來源於紀念屈原，最終形成了節慶文化現象。廣義『儒家文化圈』之外的選手練習武術，和我們中國人參加棍網球、軟式曲棍球一樣，是思想共振、文化交融的體現。」周慶傑說。 來自巴西的米歇爾·席爾瓦·多斯桑託斯，最喜歡武術中的動靜結合、剛柔並濟，這與巴西傳統文化中單純的「熱烈」並不一樣。和她一起參加女子長拳—劍術—槍術的法國人茱麗葉·沃謝茲則認為，來參加世運會，是讓所有武術運動員匯聚一堂，既是運動技術的切磋，也是思想的碰撞。 「我們武術運動員互相之間都認識，國際性大賽給我們創造了交流分享的平臺。」代表中國隊奪得男子長拳—刀術—棍術冠軍的高久尚說，「未來肯定要讓更多人知道武術、喜歡武術文化。」 世運樣本反哺全民健身 來自愛沙尼亞的桑德·馬吉目前住在上海，工作之餘，他在上海開辦了軟式曲棍球俱樂部，目前已有不少小學員加入。「軟式曲棍球的場地要求並不高，技術動作門檻也低，很適合小孩學習。」桑德說。榮格勞森告訴記者，浮士德球與排球類似，但操作更簡單，對場地的要求也更低，「有塊草坪就能打」。 周慶傑表示，相對於許多奧運會項目場地要求高、入門困難等特點，世運會中的很多項目「離老百姓更近」。「目前來看，世運會的許多外國傳統項目很適合在中國民間普及開來。」周慶傑說，「很多非奧項目在特定地區的觀眾群體很龐大，其開展形式也更『日常』，世運會給這些項目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飛盤、撞球、壁球等「潮流性」的世運會項目已經在中國越來越受歡迎。未來，場地要求簡單的軟式曲棍球、浮士德球等項目也很有可能加入這個行列。本屆世運會開幕之前，成都市組織了各類世運會項目體驗活動，世運會結束後，包括三岔湖馬鞍山賽場在內的不少場館也將保留其舉辦項目的特色，向群眾開放如皮划艇、滑水等項目體驗活動。 「可以說，成都世運會的舉辦，也給全民健身注入了新活力。」周慶傑表示，世運會上的「新奇」小眾項目，為體育愛好者豐富了參與體育的途徑，也讓更多未曾參與過體育活動的群眾看到「加入」的可能。 「就本質而言，體育運動是需要全民參與、全球參與的。只有大家都參與，一項體育運動才有發展與存續的可能。而這不可能完全依賴奧運會、世錦賽一樣的高水平的競技體育賽事。讓更多的運動項目多維度發展、大範圍傳播，是世運會這個關注『小眾』的國際賽事的意義所在。」周慶傑說。 天府公園內，浮士德球比賽的場邊，開學將要上二年級的戴盛懷看得興奮不已，他跟媽媽說也想要「玩球」——世運會確實正在努力讓體育回歸「人本」，吸收更多的新鮮血液，加入到這些「少見的」小眾項目當中。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李梓昂 記者 梁璇 來源：中國青年報(2025-08-12 08版)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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