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天降水管砸死嬰兒？官方回應
2025-11-01 22:25 1,948次浏览近期，力源科技實際控制人沈萬中因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判刑。力源科技成為今年7月第6家因財務造假涉刑的上市公司，折射出監管層「行刑銜接、立體追責」，以及嚴懲「首惡」的執法新態勢。 所謂財務造假「首惡」，是指在上市公司或經營主體財務造假行為中，起組織、策劃、指揮或主導作用的關鍵責任人，通常為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董事長、總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這些主體因在造假中扮演核心角色，成為監管追「首惡」的重點對象，需承擔更嚴厲的行政、民事及刑事責任。 力源科技案是嚴懲財務造假「首惡」的典型。一方面，造假存續1年就判刑。相較於傳統造假案動輒3年至5年的持續期，力源科技造假僅存續1年即被查處。力源科技實控人沈萬中除被處以330萬元罰金的行政處罰外，還面臨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月的刑事處罰。這標誌著資本市場違法成本顯著提高，充分體現了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做好資本市場財務造假綜合懲防工作的意見》中「強化刑事追責」的導向。另一方面，案例處理速度明顯提升。2022年9月浙江證監局出具警示函後，證監會於2023年1月立案調查，同年6月作出行政處罰，最終在今年7月完成刑事判決。整個過程用時兩年九個月，案件處理周期縮短近半。這種快速查處的機制，能夠有效遏制造假者的僥倖心理。 與力源科技案形成呼應的，是近期「集中爆破」式執法的系列案件：瑞斯康達董事長因專網通信虛假業務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ST東時實控人因操縱市場獲刑六年半，錦州港副總裁被依法逮捕……今年7月1日至8月7日，共有8家上市公司「首惡」被追究刑事責任，罪名涉及欺詐發行、違規披露、操縱市場等。 新證券法的修訂為此輪嚴監管提供了法律基石。對比舊法，新規將信息披露違法罰款上限從60萬元提升至1000萬元，並新增「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造假」的從重處罰條款。更值得關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與證監會發布的《上市公司監管指引》形成政策聯動，加速構建「民事賠償+行政處罰+刑事追責」的立體追責體系。 儘管監管持續加碼，但仍有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鋌而走險，背後原因值得深思。其一，利益驅動機制尚未根本改變；其二，公司治理失效；其三，中介機構失職。更需警惕的是，隨著註冊制改革深化，部分企業為達到上市標準，造假手段越發複雜隱蔽。如瑞斯康達參與的專網通信虛假業務，通過構建「生產型公司+墊資方」的複雜架構，形成虛假自循環鏈條，這給監管帶來更大挑戰。 治理財務造假亂象，破局之路是構建「不敢假」的市場生態。在監管和執法層面，需要強化刑事司法威懾，可以參照力源科技案，推動建立從證監會立案到公安機關介入的快速響應機制，縮短行政處罰與刑事追責的時間差。在上市公司層面，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對審計委員會賦予實質性監督權力。在中介機構層面，探索建立保薦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終身追責」制度，對參與造假的機構處以市場禁入等處罰。在投資者層面，提升投資者保護力度，推廣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降低投資者維權成本，形成「造假必賠」的市場預期。 力源科技案猶如一面鏡子，既照見了資本市場的暗角，也折射出監管升級的曙光。當懲戒「首惡」從經濟處罰走向刑事制裁，當造假存續一年即被查處成為新常態，我國資本市場正以前所未有的決心重塑市場信心與制度權威，實現「市場有信、投資安心」的發展願景。(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趙東宇)
■本報記者 吳雨倫 中國飛盤隊今日完成了世界運動會歷史首秀，在團隊飛盤項目中以8比13憾負德國隊。近年來飛盤運動在中國從校園社團悄然興起，經歷了城市俱樂部遍地開花的繁榮，最終從街頭走向國際賽場——這支由職員、老師、學生等組成的中國隊就是最真實寫照。 25歲的李鑫今年6月剛畢業於成都大學，9月將成為德陽市一所小學的體育老師。他至今記得2018年那個夏天。在成都大學的軍訓操場上，師兄們手中的飛盤令他十分好奇。「我試玩了一次，就徹底迷上了。」彼時的他不會想到，七年後自己會身披國家隊戰袍，站上世運會賽場。 飛盤運動起源於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1989年德國卡爾斯魯厄世運會，團隊飛盤首次作為邀請項目亮相，此後在2001年秋田世運會上成為正式項目。中國隊此前從未出戰，只因國內的飛盤運動起步較晚，就在七年前，還只是一項小眾運動。 李鑫加入成都大學飛盤社團時，整個社團僅20多人，身邊多數同班同學都對這項運動感到陌生。第一次在校園組織飛盤體驗活動時，半天下來只吸引了寥寥數人。如今，這個社團已發展到近百人規模，就連以前不理解他的朋友，也經常在朋友圈裡曬飛盤運動時的照片。 國家隊選手周安琪與飛盤的緣分始於2021年，那正是飛盤運動憑藉低門檻、強社交的特點成為都市青年運動新寵的階段。當時在運動品牌公司工作的她，偶然接觸到上海滬蛙飛盤俱樂部，瞬間被這項運動吸引。「有一個機會讓所有人在同一片場地爭奪飛盤，共享一塊盤，還能打破性別壁壘，這項運動太酷了。」 作為打工人，周安琪需要在工作與訓練間艱難平衡。她平時利用下班後和周末的時間訓練。她坦言，業餘運動員難免要面對「賺錢養家」與「追逐夢想」的矛盾，但她「願意這樣為愛折騰」。公司的支持更是讓她心懷感激：「我必須要感謝我的老闆，她給了我假期讓我有機會參加世運會，這份理解也是我堅持的動力。」 去年通過選拔進入中國飛盤隊，如今在世運會的舞臺上代表中國出戰，周安琪深知意義非凡：「這是飛盤被更多中國人看到的機會，能讓大家知道它是熱血、正規的運動。」目前，周安琪所在飛盤俱樂部的成員大部分是與她年齡相仿的都市打工人，這正是近年來飛盤運動在國內群眾基礎持續擴大的寫照。截至2024年底，全國31個省區市及港澳臺地區飛盤項目註冊協會超100家，俱樂部達900餘家，覆蓋近200個城市，高校飛盤社團增長率連續三年超過40%。 與群眾基礎同步提升的還有專業競技水平。在英國諾丁漢舉行的2023年U24世界青年飛盤錦標賽上，來自新加坡的何志豪經人推薦，成為中國飛盤集訓隊的主教練。彼時的他已與飛盤相伴19年，從18歲踏入大學校園初次接觸這項運動開始，便與飛盤結下了不解之緣。回憶起自己剛接觸飛盤運動時，何志豪坦言：「當時新加坡飛盤的發展狀況比現在中國糟糕得多，全國打盤的總共也就百來人。」 有了基礎，才有上層建築。中國飛盤隊直到2024年才真正完成組建，在此之前，甚至湊不出一支專業隊參賽。「中國這兩年的飛盤發展速度遠超預期。」何志豪對中國飛盤近兩年來的跨越式發展尤為感慨，「如果新加坡回到10到15年前，我們可能連與強隊對抗的機會都沒有，但現在中國隊在和德國隊比賽都能咬得住。」 在中國執教的一年又八個月後，何志豪坦陳，中國飛盤運動雖然進步飛速，但與頂尖水平依然存在五到七年的差距。他表示，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等亞洲飛盤水平先進的國家已形成非常成熟的培養體系，而中國還在積累探索階段；以新加坡為例，高校和中學已將飛盤列為常規體育項目，全民參與度很高，而中國在青少年基礎、賽事體系等方面仍需完善。 周安琪眼中的未來是「飛盤的蛋糕越做越大」，並呼籲更多人透過爆火現象與社交屬性看到這項運動的專業性。不過相比兩三年前，如今國內的飛盤熱潮逐漸褪去，她對此並不避諱：「初期吸引大量愛好者是好事，這是擴大群眾基礎的第一步。」在周安琪看來，那些在浪潮中沉澱下來的愛好者，「才能支撐中國飛盤走得更遠」。 (本報成都8月12日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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