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啟動《外國補貼條例》審查
2025-11-19 16:42 3,694次浏览新增不得利用投訴舉報牟取不正當利益等規定，新增投訴的回訪問效要求和市場監管部門的告知方式，刪除電子商務等具體的舉報管轄規定……8月6日，市場監管總局組織修訂的《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舉報處理辦法(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辦法》)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引發廣泛關注。 新規若施行，消費者投訴維權將迎來哪些變化？又有哪些注意事項？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張嚴方指出，《辦法》緊扣「誰可以投訴、投訴什麼、如何投訴」等核心問題，系統構建起一套以權利要件為基礎、以程序規範為支撐的受理機制，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制度鏈條。 隨著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消費形態的深刻變化，我國消費維權活動呈現出複雜化、多元化趨勢。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全國消協組織共受理消費者投訴995971件，同比增長27.23%，接待消費者來訪和諮詢33萬人次。面對如此龐大的投訴量，傳統的投訴舉報制度逐漸顯現出適應性不足問題。 記者從市場監管總局獲悉，總局規章《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舉報處理暫行辦法》施行5年以來，實踐中逐漸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例如，電子商務領域投訴總量大、增速快，管轄權爭議較多；12345、信訪等渠道導入的消費糾紛持續增長，適用程序不一；各地處理投訴舉報的數位化改革和多元化解提速，有必要完善配套制度支撐，進一步提升投訴舉報處理質效。 作為回應新時代消費者維權實踐需求的重要規章，《辦法》整體制度設計體現了程序治理導向下的法治化、規範化轉型路徑。記者發現，《辦法》共43條，此次修訂新增了8個條款，刪除了4個條款，並對13個條款進行了修改，旨在適應市場監管新形勢新要求、提升投訴舉報處理質效、助力優化消費環境和營商環境。 比如，為提高群眾消費維權獲得感和基層處理投訴舉報的可操作性，《辦法》新增回訪問效要求，規定市場監管部門應當提高投訴處理效能，對投訴進行抽樣回訪，對處理情況進行評估；新增告知方式，規定市場監管部門可據工作實際，自主選擇網際網路、電話、簡訊、電子郵件等途徑進行告知；強化源頭治理，規定市場監管部門依法公示消費投訴信息及辦理結果。 2024年7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對投訴舉報作出了一系列新規定，有些是對《辦法》原有條款的修改完善，有些是填補立法空白。為落實和細化上述條例，《辦法》進行了相應調整，例如在完善投訴處理流程方面，明確市場監管部門對投訴不予受理時，應當告知投訴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和其他解決爭議的途徑。 對電子商務領域，《辦法》專門優化了平臺內經營者的投訴管轄權，在保持消費者可以選擇「網店或者平臺」投訴的前提下，新增規定平臺未公示其真實經營地址和有效聯繫方式的，平臺內經營者實際經營地的市場監管部門可以將投訴移交平臺經營者住所地的市場監管部門處理，後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收。 張嚴方強調，與投訴制度側重於個人維權不同，舉報側重於維護公共利益，兩者處理要求和程序不同，《辦法》對兩者分開設置。在主體範圍上，舉報不局限於消費者，任何單位或個人均可提出，舉報內容也不限於與自身權利直接相關事項，而是聚焦於違法線索的發現。 舉報程序還體現出對信息來源多樣性與舉報人權益的重視。《辦法》鼓勵實名舉報，同時兼容匿名舉報，並提出相應的保護與激勵措施，增強舉報人信心，且舉報線索經核查可轉為行政立案，實現從社會發現到執法處置的閉環聯動。在投訴與舉報之間，也預留了程序轉換空間，體現出制度設計的靈活性與公眾參與的包容性。 黨的二十大報告，不僅強調要暢通、也要規範群眾訴求渠道。「《辦法》在投訴處理環節設置了較為系統的程序保障機制，體現了從『被動受理』向『主動治理』的轉變導向。」張嚴方表示，整體機制設計既保障消費者基本權利，也引導其理解程序規則、理性表達維權訴求。 同一投訴人對同一經營者短期內大量投訴，明知商品或者服務存在投訴的問題仍然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受僱於他人或者冒用他人名義投訴……近年來，一些人濫用投訴舉報制度滋擾經營主體，損害營商環境和市場秩序，擠佔普通消費者維權渠道。 為此，《辦法》明確，因生活消費需要購買商品服務是受理投訴的前提，新增規定生活消費需要的判斷情形等，以回歸消費者投訴和行政調解制度本源，更好保障消費者維權資源。「其實質並非限制多次投訴、聯名投訴或小額維權，而是強調投訴行為應基於日常生活所需，體現真實、善意的維權動機。」張嚴方說。 比如，對於消費者投訴時應當提供的材料，將投訴人姓名改為真實身份信息，將具體的事實改為具體的事實依據。在規範投訴舉報行為方面，新增總體要求，並新增違法責任，對投訴舉報人騙取經營者的賠償或者對經營者進行敲詐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等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不過，相關條款不會提高消費者維權門檻，不能簡單理解為「買多了就不能投訴」，也不是一刀切排除特定人群的投訴權利，而是回歸制度本源。非生活消費需要的民商事糾紛，可以通過仲裁、訴訟解決。「《辦法》對此細化，不是對維權權利的壓縮，而是對權利邊界的明確與規範。」張嚴方說。 《辦法》的有效實施離不開制度配套、技術平臺與組織協同的整體支撐。比如，推動全國12315平臺功能擴展、數據共享與智能輔助判斷，就是制度數位化治理能力的一個重要突破口。《辦法》也新增規定，明確通過12345熱線、信訪等渠道轉來的市場監管領域投訴舉報「一套流程處理、一個尺度辦理」。 「《辦法》標誌著我國市場監管投訴舉報制度正在邁向體系化、程序化與治理化的新階段。」張嚴方建議，在制度運行中更加注重程序友好性和解釋透明性，可以通過發布典型案例的方式指導基層市場監管部門統一尺度，並通過回訪問效等加強業務指導和督促。 「未來，隨著數位化監管能力提升和消費者權利意識增強，投訴舉報制度將承載更多治理功能與社會期待。」張嚴方認為，唯有在法治框架下不斷增強制度的公開性、回應性與適應性，推動規則、程序與公眾之間的三維契合，才能真正構建起一個既能保護消費者權益又能維護市場秩序的現代化治理體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魏婉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2日 05版
這個暑假，「體育外賣」的授課方式正在一些城市興起：不少青少年上體育培訓班不用接送，家長們從手機上下單，教練帶著器材上門，最近的場地可能就在自己家樓下。 扛器材擠地鐵送「體育外賣」，對於在杭州工作的00後劉晨來說不算什麼，做上門教練以來，根據課程需要，他帶過跨欄、障礙桶、彈力帶、啞鈴等工具。這讓他常常惹人注目，在不同小區之間轉場總有人來問聯繫方式；小區上課現場，也有家長先是在遠處觀望，再來諮詢：「能不能拼團(課)？」 這種新型體育培訓模式吸引著一些年輕人投身其中。石家莊一家上門體育機構負責人孫文表示，目前不到30人的教練團隊跑不完全市的上門課程，所以公司還在持續招人，每天近百人通過招聘網站向他求職，但可能只篩出一兩個合適的教練。 他們帶著器械上門教體育 劉晨是一名前摔跤運動員，他所在的杭州市臨平區是2021年才成立的，離市中心較遠，不少雙職工父母自己都很難有空鍛鍊，更沒有時間陪著孩子去其他區的大機構進行體育培訓，但孩子的體育鍛鍊卻「拖不得」——肥胖、體能差、視力弱問題困擾著不少家長，「有的孩子下樓去買個東西，可能回來都會氣喘籲籲」。靈活、便利的「體育外賣」，於是應運而生。 孫文在石家莊從事體育培訓十餘年，有一家超過200平方米、面向青少年的運動場館，開始轉型時，「上門體育」這個名詞還沒有出現。現在，他的禹創體育團隊已經把「上門體育」作為主要業務。他解釋：「家長沒有時間來回接送孩子(到場館)，就會導致孩子的訓練頻率降低，斷斷續續的，效果不理想。」教練上門為家長減少了時間成本，而脫離場館，在綠植多的公園、小區運動，「視野開闊，運動狀態和心理是不一樣的」。 不同學段的體育測試，是當下很多家長為孩子下單「體育外賣」的一大原因。近年來，多地出臺政策對中考體育增加過程性考核，比如，北京各中小學校，將四、六、八年級學生的體質健康測試結果計入中考；河北則將七年級下學期至九年級上學期共4個學期的成績之和，作為過程性考核成績。 孫文稱，很多家長轉變了思路，不像之前，在體育測試前「臨陣磨槍」，平時訓練、提升成績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了，也不再滿足於原有的體育培訓模式。 北京樂時運動聯合創始人陳學利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做「上門體育」的機構有些也是從體育場館轉型而來，開發「上門體育」線上平臺的僅兩三家。2024年年底「樂時運動」小程序上線，目前覆蓋了100多個城市，已有3000餘名專業教練入駐平臺。陳學利表示，做「上門體育」是一種輕資產創業，沒有場館這種重資產的投入，而且覆蓋範圍很大。「不像一個場館，只能覆蓋周邊10公裡左右範圍。教練直接對接家長，收入也比在場館高。」 這也是曲阜師範大學體育教育專業大二學生薛銳眼中，「上門體育」的吸引力所在，不拿「死工資」、工作自由，憑個人能力賺錢。他做過田徑、籃球、夏令營體育培訓兼職，從今年上半年開始做上門教練，組了一個4人團隊，正在考慮創辦公司。「發展得好，畢業就可以接著做下去。」他了解到，在山東濟寧曲阜這座縣級市，大型體育場館都離市中心較遠，但他們送課到客戶家樓下，家長「透過窗戶就能看到」。90分鐘的課程收費100多元，是當地家長能接受的價格。 陳學利介紹，「樂時運動」的上門體育課程定價與授課人數相關，但客單價比場館更低，一對一課程低40%左右，4-6人的班課則會低70%左右。「很多孩子願意一塊拼著去上課，這種團課在平臺上銷量非常好。」陳學利說，有家長發起拼團後，會把團課連結發到自己的小區群裡，為孩子尋找上課的「搭子」。 得益於輕資產投入，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的「上門體育」從業者均表示，他們採取小課包或一次一付的收費方式。孫文介紹，他接觸的家長對傳統機構的「大課包」式預付消費心存顧慮，非常看重「上門體育」課程機構的穩定性。就像陳學利所說，一次一付的模式下，家長交完錢幾個小時以後，教練就上門來授課了。 面對新的市場需求，創業者們也在摸索。自媒體就是一個宣傳渠道，薛銳的團隊裡由他負責出鏡，拍攝帶孩子訓練的視頻，「有教練出鏡、指導的視頻流量，就會高一些」。通過和家長們的私信互動，薛銳得知一些體能測試的培訓需求很大，於是開始研究推出相關課程。 「南方沿海城市和北京，家長(對上門體育)接受度比較高，其他城市不少家長還是比較傳統，我們也在慢慢推廣，這需要有一個過程。」陳學利說。 上門體育「因地制宜」 暑假裡，清晨和傍晚是上課黃金時段，應家長要求，劉晨團隊的教練有的在早上6點上課，有的晚上10點半才下課，通常一天上4節課，下雨、颱風天就在小區地下層教。找到合適的場地不算困難。「新小區裡面配套都蠻好的」，跑道和體育廣場適合訓練。如果碰上老小區，劉晨會帶上孩子去附近的體育公園，通常走800米左右就能抵達。薛銳則習慣在每次課前「踩點」找好訓練場地，通常20分鐘以內能找到。 「在場館裡上課與上門去戶外上課，具體的實施、注意事項是有所區別的。」孫文說，教練首先會對場地的安全作一個判斷。場館內有運動地膠、周邊牆體有軟包，細微處都有保護設計，但「上門體育」需要靠教練選擇場地。「檢查周邊是否有高空墜物風險、稜角、過往車輛，這些都得注意到。」同時，戶外教學對教練的專業性要求更高，沒有地膠的情況下，跳躍的動作不規範，教練更要及時糾正，防止對孩子的膝蓋造成損傷。 在業內人士看來，場地需求與體育培訓項目密切相關。孫文以體測的立定跳遠項目舉例，教練會帶跳遠墊上門，對膝蓋起到緩衝作用，防止孩子受傷。而長跑訓練，由於未必能就近找到開放的標準跑道，則需要將訓練拆分：日常通過體能訓練提升心肺耐力、糾正跑姿，測試則必須去專業跑道。他希望更多運動設施向公眾開放，「無論對於上門體育，還是家長自己帶著孩子去運動鍛鍊，都是一種便利」。 在做夏令營教練時，薛銳第一次意識到，體育教育不是嚴肅的，而是有趣的，他在那次兼職裡學會如何融入孩子群體。「上門體育」往往是家長主導了課程報名，但孩子會慢慢喜歡訓練，也會在休息時和他分享喜歡的動漫角色和校園裡發生的事。 同一個項目也要根據目的來選擇上課方式。孫文談到：「比如籃球，如果要學專業的，我會建議去專業的室內場館，如果說把籃球當作興趣愛好，培養孩子的基礎能力，再穿插著體能訓練，我們可以說(上門)沒問題。」 劉晨覺得，體育不僅影響一個人的身體，更重要的是心理。他遇到過一個五年級體重已經有70多公斤的男孩，拍攝時男孩很抗拒鏡頭，也不願意訓練。於是，劉晨就和他約定不再用手機記錄，「就好好訓練，這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就屬於我們倆」。現在，男孩在訓練後瘦了5公斤，慢慢喜歡上了運動。 除了喜歡給孩子上課之外，劉晨還希望「通過創業的方式，讓教練走進千家萬戶，讓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推廣體育」。 「體育外賣」也需品控 武漢體育學院教授、中國青少年體育與體教融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柳鳴毅向記者指出，隨著大眾體育健身意識的不斷提高，包括「體育外賣」在內的各種體育教學、體育鍛鍊形態隨之多元化發展。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等部門提供了基本的公共體育服務，但個體的需求存在差異，因此市場提供了個體化、定製化的課程。家長和孩子在選擇課程時，也需要注意防範孩子在體育運動中的運動損傷風險。 對於劉晨來說，選擇註冊公司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買保險。做個體教練時，劉晨只能在上課前一天請孩子父母買好保險、截圖發給他，「我們有言在先，如果沒有給孩子購買保險，第二天的課我們就不上」。現在，他可以以公司的名義，批量為孩子購買保險。 劉晨還發現，被訓練場景吸引來的家長除了關注課程內容和價格，也對專業資質非常看重。他告訴家長，浙江省內從業教練員通過在該省體育培訓監督管理數位化平臺「浙體培」獲得「電子認證」，可以通過小程序查看教練的資質證書。 為進一步完善課外體育培訓監管，國家體育總局於2021年12月印發了《課外體育培訓行為規範》，規定執教人員應持有體育教練員職稱證書、社會體育指導員職業資格證書等6種證書的至少一種。 陳學利介紹，各地的教練需通過「身份證+資質證書+教學案例+人臉識別」四重嚴格審核，才可以入駐「樂時運動」平臺接單。其中，教學案例指的是教練此前訓練的孩子的視頻，「能看出他的教學水平，還有對待孩子的態度」。 「我們現在是放慢了推廣速度，在控制教練的數量和質量。」陳學利透露，在作為大本營的北京，「樂時運動」設計標準化的課程流程，如果得到家長歡迎，孩子又比較適應的話，就會慢慢往外去複製。 「品控」也是孫文正在考慮的事情，他為團隊的每個教練都配置了一整套器材。因為「體育外賣」業務鋪得廣，他的確遇到沒辦法實時掌握教練上課情況的問題，他想到的方法是隨機巡課、與家長教練建立三方溝通、定期培訓，「也在思考有沒有更加系統性的管理方式來提高課程品質」。 孫文在期待相關行業標準的出臺，他坦言，對於教練的執教能力，僅靠證書無法直觀展現。在面試教練時，他要求上門教練性格外向、有耐心，且擁有一到兩年的實際授課經驗。「我們得對家長負責、對孩子負責，也對教練的未來負責，不能讓教練拿孩子練手，這裡邊的風險性、不可控性太大了。」 柳鳴毅認為：「僅依靠體育行政部門對『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項目進行管理、監督、扶持，力度是不夠的。我們要呼籲多部門圍繞『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的標準設置、場地、師資、營業資質等，提出合理且有助於市場發展的監管體系。」他也提醒，公眾應增強安全防範意識，選擇有資質和經驗、靠得住的機構。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陳宇龍 記者 王聰聰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4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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