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門故裡,海河之畔,8月9日,「何以中國·和合共生」網絡主題宣傳活動將在天津古文化街啟幕。 津沽大地,海河奔湧。「和合」二字如躍動的音符,貫穿於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現代華章之中。天津的文化建設,正以其獨特的城市稟賦,奏響了一曲傳統與現代交融、多元與創新共生的時代樂章。 大象新聞記者 王曉娜 攝 「和合」基因,深植於津門的文化血脈。作為九河下梢、拱衛京畿的重鎮,天津自古便是漕運樞紐與商貿要衝。五方雜處的地理位置,孕育了其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城市品格。從老城廂的青磚灰瓦到五大道的小洋樓群,從京韻大鼓的悠揚婉轉到西洋音樂的嫋嫋餘音——多元文化在此碰撞、交融、沉澱,早已將「和合」精神刻入城市的基因圖譜。這份獨特的歷史積澱,正是今日天津文化創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傳承煥新,奏響津門文化新樂章。面對新時代的命題,天津並未將豐富的歷史遺存束之高閣,而是以創新的思維激活傳統,讓古老文脈在當代語境中綻放芳華。 空間賦能,老城煥發新生機。依託老城廂、五大道等歷史街區保護更新,天津巧妙地將歷史風貌與現代生活需求相融合。傳統街區不再是靜態的「博物館」,而是融入創意工坊、主題書店、精品民宿等新業態,成為市民生活與遊客體驗交織的文化場域。歷史空間在功能迭代中重獲生機,文化記憶在當代生活中得以延續。 大象新聞記者 王曉娜 攝 非遺活化,古藝綻放時代光。 從楊柳青年畫的數位化展示與創新應用,到泥人張彩塑技藝與現代設計的跨界合作;從傳統曲藝在線上線下平臺獲得年輕擁躉,到相聲茶館裡迸發的時代新段子——天津的非遺保護已超越「搶救式」留存,邁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新階段。古老技藝在融入現代生活、對接市場需求中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大象新聞記者 王曉娜 攝 多元交響,舞臺唱響新津韻:天津大劇院、濱海文化中心等現代場館的落成,為國內外頂尖藝術交流提供了舞臺。更可貴的是,這座城市並未因追逐「高大上」而冷落本土特色。京劇、評劇、梆子等傳統戲曲與交響樂、現代舞、先鋒話劇同臺爭豔,共同編織出天津文化生態的豐富圖景,完美詮釋了「津門和合韻」的當代內涵。 當海河兩岸的流光溢彩映照著古老建築的滄桑輪廓,當劇場裡經久不息的掌聲為傳統曲藝與現代藝術共同響起,天津正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鮮活的創新實踐,譜寫著一曲動人心魄的「和合」新韻。(評論員 王珍珍)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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