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臺漆藝聯展福州羅源啟幕 兩岸手藝人共譜「同心」畫卷
2025-11-01 23:41 3,521次浏览這往往是一場不計代價的投入——有人花了10萬元做司法鑑定，有人辭職自學法律，有人耗了幾年，打一場可能會輸，但哪怕贏了也賠不了多少錢的官司。 半年前，崔燦成為一名「寵物律師」。這種與貓貓狗狗相關的案子標的一向不大，最少的幾百元，平均幾千元，有的可能上萬元，接案子的律師多自稱「為愛發電」。 他發現，為寵物打官司的當事人，「從經濟方面考量，得不償失」。但很多人堅持把官司打到底。 也有一些特別的官司——夫妻離婚，寵物歸誰？貓抓人，人有錯嗎？主人死了，寵物能繼承遺產嗎？ 據投資銀行高盛報告，2024年，中國寵物數量首次超過4歲以下嬰幼兒數量，預計到2030年將接近嬰幼兒數量的兩倍。隨之出現的是寵物的醫院、學校、食堂、樂園和交通工具……貓狗在這個社會上面臨的處境越來越「類人」，由此衍生出的法律問題也越來越稀奇。 很多人開始思考，當下的法條，該如何適用於年輕人的「新家人」。 分割不了的「財產」 崔燦幹了半年「寵物律師」就發現，解決的不只是法律問題，還要算清楚人情帳。 一名留學生向他諮詢。出國前，她把自己的寵物貓委託給一位朋友照顧。兩年後回國，朋友卻不願意歸還貓咪，提出這兩年餵養貓咪的罐頭是全世界最好的，「貓價值5000元，但兩年的飼養費用加起來幾萬元」。 從法律上來講很好分析，貓咪要返還，該留學生的朋友可以主張合理的飼養費用。 但實際上，這並非一個可以用法律完美解決的問題，「訴訟就算贏了，朋友如果堅持不給也沒辦法，藉口貓丟了，法官也不可能上門去抓貓」。 最後，該留學生接受調解，拿了兩萬元經濟補償，小貓還是交給朋友養。 發生在情侶或夫妻間的寵物撫養權爭奪也常常鬧到法庭，婚後購買的寵物屬於「共同財產」，夫妻離婚時，寵物不是可以「平均分割」的「財產」。 2024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二中院」)發布《離婚後寵物歸屬協議模版》，用來解決離婚後寵物跟男方還是跟女方的問題。 協議模板中明確：「離婚後該犬按照男方×%，女方×%，按份共有，平時由男/女方保管，男/女方每月支付財產保管費×××元。男/女方每周×可使用該犬一次，每次上午×時自男/女方住所取走，下午×時送回。」同時明確在使用或管理期間，如該犬被損壞或丟失的，由使用或管理方承擔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在內的賠償責任。 這份像「子女撫養規定」的方案是上海二中院工作人員從司法實踐中獲取的靈感。但其實，作為財產的寵物並不能適用子女撫養權的相關法律規定。「寵物歸屬協議模板」是一種變通的解決方式。 當下，這種「變通」不僅在解決寵物的撫養權問題。前不久，廣州一位52歲的女性立遺囑，劃出10多萬元遺產留給4隻撿來的寵物狗。這位女士指定兒子作為遺產管理人，負責小狗生活的專項費用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120條規定，國家保護自然人的繼承權。但是，動物不具有「人」或「組織」的屬性，是不能直接繼承遺產的。寵物狗雖然不能繼承遺產，但可以享受遺產。有律師提醒廣州那位女士，要對遺產管理人進行必要的監督，以保障寵物能夠享受到遺產。 在國外，寵物律師的業務甚至可以拓展至為寵物設置遺產管理細則及設立寵物遺產信託。 比如，麥可·傑克遜為他的寵物猩猩「泡泡」，留下200萬美元的遺產。之後又有義大利貓咪「託馬西諾」「繼承」主人瑪麗亞·阿孫塔的全部遺產約1566萬美元。 國內，崔燦尚未接觸過類似的委託。作為一名寵物的主人，他更傾向於為寵物找一個可託付的人，「寵物畢竟不會自己維權」。 單身女士安雨是崔燦的朋友，她打算把家裡的6隻寵物貓「更新」到遺囑裡，但又擔心是否能確保寵物使用到自己留給它們的遺產。 3年前，45歲的安雨決定接一隻小貓回家。「這是我有生之年最後一次陪伴貓咪完整一生的機會了。」 她把家裡所有需要大修的地方修了一遍，還把家門口樓道仔細刷了一遍，「萬一它跑出去了，會容易認門兒回來」。 在她生日那一天，她接回了小貓，取名「小滿」，「人生小滿勝萬全」。養了一段時間，又接回了「圓圓」。她給兩隻貓布置了貓別墅，貼上愛心貼紙和對聯，開始嗑起了CP。 有了貓之後，安雨也感受到了「人生小滿」。8個多月後，「圓圓」和「小滿」迎來了自己的「孩子」。安雨在布置產房，準備給「圓圓」坐月子過程中，沒有想過自己會開始長達兩年的維權之路。 算不清的「財產」價值 剛剛出生，還沒有回家的小貓「閃閃」死了。在醫生宣布搶救無效後，安雨在寵物醫院為小貓做了一個小時的心肺復甦，無力回天。 安雨起先並沒有意識到醫院可能存在問題，她還依據當時院長的建議，為「閃閃」選擇了寵物火化公司。 直到安雨在執業獸醫考試的官方網站、中國裁判文書網、店鋪團購App上交叉核對調查，才發現寵物醫院的醫生可能存在虛報診療年限，甚至無證診療的情況。並且，為小貓火化的殯葬機構可能存在「黑火化」嫌疑。為此，她辭去了工作，開始了兩年的舉報投訴，並創辦了公眾號，希望能為其他有相似遭遇的主人提供一些建議。 如今，崔燦手裡大部分案子都與寵物醫療相關。很多像安雨一樣的寵物主人找到他，還沒說話就開始流淚，偏要討個說法——到底哪一步做錯了，導致寵物意外死亡？ 崔燦最近在接觸的當事人是一位60多歲的成都婆婆，女兒搬出去住，有兩隻小狗陪伴她和老伴。4年前婆婆患了癌症，領養來的小土狗陪著她去看病，鍛鍊。 後來這隻小狗生病了，婆婆帶它去寵物醫院，醫生說可以做個小手術，沒什麼風險。小狗卻死了。婆婆疑惑，一個小手術為什麼會致死。醫院的主治醫生告訴婆婆，如果覺得有問題，就去訴訟。 就這麼一句話，婆婆找到了崔燦，她始終忘不了醫生非常冷漠的態度。 打這個官司實在不划算，就算案子贏了，也賠不了多少錢給婆婆。崔燦算了筆帳，這隻土狗本身沒有什麼價值，它是領養的，甚至有些地區寵物的價格靠「斤」來計算，一斤幾十塊。「加起來賠個幾千塊錢，但是各種維權成本、情感方面的損失，都是巨大的。」 律師鄧凱和寵物打交道將近20年，從事流浪動物救助、流浪動物基地的管理以及涉及寵物法律問題的諮詢及訴訟。今年年初，鄧凱寫了一個報告，建議由農業農村部主導，在省、市設立第三方寵物司法鑑定機構。「目前有判例的鑑定機構非常貴，我所了解到的，有些人為了鑑定已經花了近10萬元了。」 一個案子動輒要打一兩年，如果一方對一審結果不滿意提出上訴還要經歷二審。委託律師時，這些主人已經知道，寵物只能按財產算，他們會說，窮盡所有途徑，輸了也沒關係，就要一個說法。這讓他意識到，「理性高於感性堅持不了這麼久的」。 寵物算是有特殊意義的財產，一般來講，律師會將寵物死亡造成的「精神損失費」寫到訴狀中。但是，精神損失的費用該怎麼算？ 在法庭上，主人需要向法官證明這隻寵物和自己的情感羈絆，讓法官覺得「這個東西你要把它和桌子板凳論在一起，明顯不太正常」。 有人提供了小狗從出生到過世每一個階段的照片，朋友圈的錄屏——證明這隻狗陪自己度過了結婚、生子……每一個重要的時刻。有人提供了他和小狗一起吃飯、睡覺的合照。 一個小標的的案子，法官卻要聽一個10年的故事，有些法官願意，有些法官可能不見得。在崔燦看來，「法官對此類案子的看法也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過去，這類精神損失的賠償通常是不被支持的，但近幾年的判例中，有所改變。主人可獲取的精神損失費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 被需要的律師 法官對精神損失費的支持從某一個側面映照了這些律師選擇成為一名「寵物律師」的原因。在國外，為動物打官司不算一個新鮮事。寵物律師的稱呼，在美國已出現多年，年薪大約為9萬美元。在我國，案件標的小，寵物律師並不算個賺錢的生意，還可能會被罵「狗律師」「不分青紅皂白替寵物說話的那些人」。 但這些律師發現，隨著人們對寵物的認知逐漸改變，與寵物相關的市場正在發生變化。半年前，崔燦和同行建立了一個寵物律師的交流群，很快，群成員就突破了1000人。 有律師發現寵物經濟越來越繁榮，這意味著這條產業鏈上的每一個公司都可能需要法律顧問，這賺得到錢。 有的人因為案源少，恰巧發現年輕人越來越捨得給寵物花錢，覺得這裡頭有法律業務。甚至有保險行業的從業者聯繫到寵物律師，發現這個領域糾紛多，想發明「寵物訴訟險」，補貼主人，也補貼律師。 崔燦在成為專職的寵物律師之前，先給自己維權了一把——買來的貓咪有嚴重的疾病，但賣家拒絕退押金。這是寵物律師經常面對的一類案子：寵物買賣，消費者可能遇到「貨不對板」「病貓病狗」等問題。 做了這行，崔燦才發現，很多賣家的繁育並不合規，還認為沒有人會因為一兩千塊錢跨市起訴。但偏偏崔燦是個認死理的人，「如果律師都不去維權，那說明普通人更加維權無門」。 和崔燦一起建立寵物律師群的律師安嘉然也曾辦過線上寵物買賣的案子。一個女孩購買了一隻絕育的公貓，收到的卻是一隻尚未絕育的母貓。賣家不予處理，並拉黑了她。還有寵物主人請人上門餵兔子，兩天後，兔子死了，維權時也同樣被拉黑。 安嘉然發現，找來維權的都是90後、00後，他們交易的渠道都是「線上」，提供的最主要證據都是聊天記錄。 「單獨留家，帶不走的寵物」造成的糾紛太多了，崔燦接過不少諮詢，上門餵養時被抓傷是誰的責任？代遛狗，狗咬傷了人，是狗主人承擔責任還是代遛人承擔？寵物樂園租用的狗狗模特咬傷了外來的人，責任應該是狗狗模特的主人來負還是樂園來擔？流浪貓在外抓傷了人，持續餵養流浪貓的人是不是要承擔侵權責任？ 這是當下城市生活中常見的糾紛。 畢馬威中國發布的《2025年中國寵物行業市場報告——「它經濟」的消費升級與市場洞察》顯示，2024年，我國城鎮寵物(犬貓)市場規模超過3000億元，預計至2027年有望突破4000億元。寵物正逐步從「功能性伴侶」向「家庭成員」的角色轉變。與此同時，寵物消費行業以「情感價值」為核心，向食品、醫療、服務、科技等多個產業鏈條輻射。 年輕人為寵物付出的金錢上限在不斷提高。為鸚鵡治病，為四肢斷裂的螃蟹餵蝦，為蜥蜴打造恆溫別墅，為救貓花3萬多元…… 崔燦為了救貓花過幾萬元，「寵物醫院太貴了」。他隱約察覺到了這個市場中的問題，而且這個行業的試錯伴隨著很多小動物生命的逝去。 呼籲合理構建規則的「狗律師」 寵物主人不都是對的。崔燦代理過寵物醫院的案子，有寵物被治療好了，主人反手一個舉報醫生違規用藥，進行醫鬧；或者寵物醫院遭遇職業打假人。崔燦認為，不僅是寵物醫院，其他寵物機構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把「合規」做在前面，才能抵禦風險。 對提供服務的寵物機構是這樣，對寵物主人亦是如此。寵物律師鄧凱是一隻邊牧的主人，作為中型犬的飼養者，他希望「先管理、後福利」，只有寵物主人先履行自己的義務，才能在公共空間發生糾紛後主張自己的權利。 比如，泰國要求給寵物「上戶口」，寵物飼主不得虐待、隨意遺棄動物，不得放任寵物對他人、在公共場合造成困擾或破壞。雖然我國也要求主人持有狗證，但讓鄧凱感到為難的是，有些城市的養犬條例數十年未改。沉睡的條例已經不再能解決日益複雜的爭端了。 據他了解，目前不少地方性法規已經寫入「不得遺棄、虐待寵物」。但對違反此規定的處罰條款未做任何約定，導致沒有相應的處罰依據。 瑞士人曾提起一個法案，要求無論是豬、狗，還是魚，都有律師替它們發言。一位律師曾代理149隻貓被虐待的案件，主人被判罰款800瑞士法郎，律師費由政府承擔。 在我國，每當發生動物虐待的案件，很多人會發聲，對於寵物律師來說，他們希望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在法律沒有到位之前，築起一道牆。但這道牆始終是一道「矮牆」。 崔燦想到他們曾援助過的一個案子。一個虐殺流浪貓的人被網友發現，但因為流浪貓沒有主人，法律體系中沒有人可以起訴他，最後只被行政處罰，最嚴重的後果是15天。 律師曹靖爽也接過這樣一個案子，日常參與救助的熱心人士將小貓領養給一位「虐貓人」，卻只能以領養服務合同糾紛起訴，一審輸了，考慮到證據缺失的實際情況，從節約訴訟成本的角度，曹靖爽為其闡明繼續訴訟可能帶來的不利結果，但她仍然要堅持，「她覺得是自己的錯，總要做點什麼」。 在崔燦看來，虐待和遺棄如此常見就是因為「違法成本低」，但他又保持著樂觀，總不會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又一個「全國首例」的判例出現，然後推動行業法規、地方性法規、司法解釋的出臺。 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趙皖平聯合31名人大代表，提出《制定伴侶動物保護和管理法》的議案。 趙皖平指出，我國現行法律在伴侶動物管理方面呈「碎片化」狀態，導致虐待、遺棄、非法交易等惡劣現象屢禁不止。他建議通過立法明確飼養者責任、規範繁殖交易、建立流浪動物救助體系，並將虐待行為納入法律懲戒範圍，用法律的威嚴守護伴侶動物的權益。 寵物律師周雨婷正在期待那樣一天的到來。她和小區的朋友一起在小區裡餵養過4隻流浪貓幼崽，其中有兩隻因投毒致死。遺憾的是，周雨婷甚至連調取監控立案的資格都沒有，因為「小貓不是屬於我的財產」。她期待未來某時，哪怕僅以一名律師的身份，也可以為小貓的生命權訴訟。 (應受訪者要求，安雨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雪兒 實習生 趙家藝來源：中國青年報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徐鵬遠 發於2025.8.11總第119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王中卿第一次接觸精釀是2014年。 那時他還在故鄉鞍山生活，家門口開了一個名叫「手工啤酒」的小店，賣的都是老闆自己釀的酒，裝在洗刷乾淨的百威瓶子裡，二十幾塊、三十幾塊一瓶。他自認是一個啤酒愛好者，喝過許多不同城市、不同品牌的啤酒，即使再微妙的區別也能品嘗出來。然而當這個酒一入口，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新鮮感卻順著味覺神經直入心底，炸起了一陣澎湃。 「驚為天人地好喝。雖然酒精度很高，但是並沒有難以接受的感覺，反而很有風味。包括琥珀一樣的顏色和花香、水果香的氣味，很神奇、很喜歡，跟我之前喝的那些酒完全不一樣。而且很快就上頭了，兩三杯就有點微醺，平時可能要喝到五六瓶才有的感覺。當時也是年輕，那個價格還是比較奢侈的，覺得這東西也有一點點輕奢屬性。」 從此，他便愛上了精釀，不單自己喝，還慢慢成了那家小店的合伙人。再後來，積累下一些經驗的他去了成都創業，在二環路邊上租下一間鋪面，掛上了「怪獸啤酒館」的招牌。 怪獸啤酒館開業的時候，成都可以喝到精釀的地方還屈指可數。王中卿的生意做得很順，每天晚上都賓客滿堂，手裡的資金越來越多，他便尋思著擴大經營，陸續開起分店。不曾料想的是，隨著第三家店投入營業，局面變化了。 「大概從2023年起，成都的精釀酒館井噴式地增長，基本上每個月能有10家新店出現。原來一家店能消化100個精釀愛好者，現在愛好者可能變成150個了，店也變成了三個，比例上來說屬於『僧多粥少』。」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新興的生活方式 精釀正在升溫。 相關數據顯示，精釀在中國啤酒的整體格局中曾經從未超出過1%的比例，但2020年以來，這一數字被不斷打破。過去的五年裡，無論產量、銷量，還是投資狀況、行業擴張速度，精釀在各個方面均呈現出了逐年遞增的上揚曲線。有機構甚至預測，2025年其市場規模有望突破千億大關，佔領啤酒市場17.2%的份額。 僅從直觀的感受出發，這股勢頭也可見一斑。大大小小的城市裡，以精釀為主題的酒館和餐吧成了一道街頭商業風景，超市的貨架上罐裝精釀佔領了酒水區的醒目位置，哪怕一些只是售賣散裝生啤的攤點或者飯館都紛紛號稱精釀。全國各地差不多每個月都會舉辦2—3場精釀啤酒節，客流人次日均過萬，經常是一片人頭攢動的盛況。 阿堯和大水都是在2021年左右迷上精釀的，幾年下來總共喝了一千多款。他們會把品嘗過的每一款酒都做記錄，包括品牌、名稱、風格、外觀、香氣、口感等等，既是給自己留存一份回憶，也用來作為交流和分享的檔案。日積月累，兩個人已是精釀賽道裡知名的博主。 大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像他們這樣的愛好者，精釀圈裡並不少見：「很多人都會記錄。我們這群人很有意思，人家去酒吧是喝酒聊天，我們是喝完了酒不說話，都在那裡記錄。我有兩個朋友，記得比我還詳細，其中一個連某年某月幾點喝的都會標註，還要寫上一大段點評。我們管這個叫『學究型喝酒』。」 在小紅書等社交平臺上，類似的筆記隨處可見。人們樂於嘗試精釀、了解精釀，不僅出於單純的口腹之慾，更是對一種潮流的追逐。2023年，小紅書官方聯合120家精釀門店推出「酒鬼地圖」活動時，許多人戲稱其為City Drink路線，成為繼City Walk之後又一個新興生活方式的代名詞。 隨著精釀人群的擴展，阿堯經由自媒體所收穫的關注也轉化為一批興趣相投的朋友。每個周五的晚上，他都會約上三五個人到酒館喝上幾杯，除了店裡的酒，大家還會帶上自己喜歡的罐裝精釀，互相品鑑。他們原本素不相識，完全因酒結緣，頗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況味。 「最近還發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前段時間我到蘇州開會，一些朋友知道我去了，就聯繫了當地的酒吧老闆提前給我點了酒，結果我到了以後發現點了一堆，我一個人根本喝不動。後來我拿著帳單找他們，誰給我點的最多、誰點的度數最高，一個一個算帳。」 在這個意義上，阿堯將精釀看作生活的一扇窗口。他是航空航天領域的一名博士，平日裡科研任務重，基本沒有太多時間社交，熟識的人也有限。如果不是精釀這樣一個介質，雖然倒也不至於孤單和無聊，但無疑會錯失一個非常珍貴的朋友圈。「這個圈子裡面，很多人都是很可愛的。」他說。 有人以酒會友，也有人以友會酒，四川旅遊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付路與精釀的最初接觸即源於一次朋友聚會。「那是2008年，四川剛經歷過一場大地震，大家突然覺得應該好好珍惜生命、珍惜生活，所以就說聚一聚。吃飯的時候，偶然喝了一個德式小麥，口感、濃度、香味都跟平時的啤酒不一樣，當時給我們幾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心裏面也有個疑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區別。因為我的專業是貿易經濟，就從這個角度入手查了一些資料，結果慢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十七年一晃而過，如今的付路已經成了一位精釀領域的資深研究者。他還專門在學校裡開設了一堂公共選修課，講授「啤酒文化與品鑑」。在他看來，精釀的火熱幾乎是一種必然：「它是在我們經濟發展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發生的，是大家嚮往美好生活的一個折射。」 成長曆程 付路入坑的那一年，也是精釀種子落地中國的起點。 其實更早一些，國產精釀生產線1992年就研製成功了，然而礙於生產效能的有限以及消費者的認知不足，並未形成真正的市場。很長一段時間裡，精釀都只是一些高檔酒店、餐廳裡的「特供」，直到一個名叫高巖的人出現。 高巖，江湖雅號「高大師」，被視為中國的「精釀教父」。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喝到了當地的精釀，立馬被深深吸引，恰巧一個朋友搬家時留下了一套釀酒設備，他便學著自己釀造。起先只是好奇，試圖弄清楚精釀的製作過程和工藝，順便節省掉一部分喝酒的開銷，後來他發現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做出任意一款心儀的啤酒乃至全新的風味。 2008年，高巖帶著這個想法在南京成立了本土第一個精釀工廠「歐菲啤酒」。2011年，他還寫了一本書，詳細介紹了啤酒的基礎知識及釀造方法。在他的啟蒙和示範之下，國內形成最早一批精釀愛好者，其中一些人也開始摸索著推出自己的廠牌。 不過就像王中卿去過的那家小店一樣，彼時的國內精釀基本是作坊式的。而且由於啤酒產能過剩，有關部門出臺了政策，要求新建啤酒廠必須滿足「每小時1.8萬瓶灌裝能力」，按照這個標準，沒有一家精釀是合規的。 人稱「王廠長」的王睿，2009年花掉所有積蓄創建了「豐收酒廠」。為了保住自己的心血，他反覆研讀政策，還請教了朋友，最後真的找到一道空隙——只要生產桶裝就能避開所有限制。由此，他成為第一個申請獲得資質的生產者，更為同行們打開了一扇大門。緊隨其後，北京的「沫顏」、武漢的「拾捌」、成都的「美西」、貴陽的「行匠」等都通過了許可審批。 這些廠牌集中誕生於2012年及其後的兩三年。也是在2012年，全國超過20個城市成立了精釀啤酒協會，組織起的人群規模過萬。因此在圈子裡，這一年被公認為中國精釀元年。 雜誌《喜啤士》、公眾號「啤博士」和App「酒花兒」也在那之後相繼面世。它們都是愛好者自發搭建的平臺，不僅成為同道之間彼此交流的渠道，更為精釀文化推廣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那個時候的精釀人，就像一群少年，懷揣一腔熱情，同時渴望著被看見和接受。 這個夢想並沒有讓他們等待太久。根據歐睿國際的調查統計，中國的工業啤酒行業2013年達到頂峰，產量和銷量均突破5000萬千升，隨後則步入下滑軌道，連年萎縮。出讓的份額恰好給了精釀絕佳的良機，於是一個迅猛的發展階段在2015年後開啟了。 資本也逐漸遞來青睞的目光。2016 年伊始，熊貓精釀拿到超2000萬元融資，標誌著精釀成為獲得認可的一片市場藍海。各大啤酒巨頭更是紛紛下場，投身於這場新的競爭。百威就是其中的一個先行者：2017年，它們在武漢的啤酒工廠中增設了一家廠中廠，生產旗下的「鵝島」精釀。 百威亞太精釀事業部供應與釀造副總監張小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司在精釀業務上的布局很早就開始了，只是最初並沒有那麼被外界看重。「包括我們剛剛建廠時，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驚訝於大廠怎麼也涉足這一行，甚至懷疑我們生產的是不是就不能叫作精釀了。但這麼多年下來，大家發現我們並沒有背離他們對精釀的理解。而且無論是生產標準、質量把控，還是供應鏈的管理、銷售端的運營，我們都有著成熟的經驗和明顯的優勢，對於許多小廠來說是具有啟發和借鑑意義的。」 事實的確如此。在百威之後，青島、燕京、嘉士伯等都陸續更新了自己的產業鏈，大廠們的加入非但沒有擠壓掉獨立廠牌的生存空間，反而帶動了整個精釀市場的活力。到2018年，國內精釀廠商已增長至848家，總體銷量也上升到了82.9萬噸，屬於精釀的春天終於降臨。 精釀的本質 儘管經歷了狂飆突進的生長，精釀這顆種子已然紮根發芽，但尚未抵達開花結果的程度。對照歐美市場10%—25%的佔有率，精釀在中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甚至比這段路更為修遠的，還在於對精釀文化的認知與理解。 單是關於精釀的辨認便足以難倒許多人了。啤酒本身就是品目繁多的酒種，原料、輔料、工藝、產地等任何一個環節皆可以決定其風格，僅美國啤酒裁判認證體系BJCP編寫的《世界啤酒分類指南》中就總共羅列了34個大類、114個小類。精釀作為啤酒的一種，同樣有著千變萬化的譜系，像通常總能見到的世濤、波特、古斯、西打、IPA、皮爾森等等，不過是一些大的類別，順著每一個維度向下摸尋都能發現更為複雜的細分。 當然，所有劃分都可以歸於最為基礎的三種，分別是上發酵的艾爾、下發酵的拉格和自然發酵的蘭比克。但這依然不足以解釋精釀，比如大部分精釀屬於艾爾的範疇，卻並非所有艾爾都是精釀。 即使是美國釀酒協會對精釀所做的描述也沒能給出清晰的判斷方法，而更多地只是從產業角度予以區分：年產量不超過600萬桶、酒廠保持一定獨立性、不使用輔料釀製。中國酒業協會的標準與之類似：小型啤酒生產線生產、釀造過程中不添加和調整與風味無關的物質、特點突出。 其實從誕生的那一刻起，精釀就沒有過明確的專屬定義。它是社會思潮和青年運動的產物，因此更像是一個文化概念。正如阿堯對《中國新聞周刊》所言：「精釀是反叛，是自由，是多樣。」 現代意義上的精釀起源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那是左翼高漲的時代，一群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面對日漸乏味的生活、消費社會的到來以及越南戰爭給年輕人帶來的心理焦灼，掀起了嬉皮士運動，反抗主流的、精英的、技術的、物質的社會。在這場運動中，他們流浪、群居，過著一種回到史前的生活，自己種菜也自己釀酒。就這樣，精釀誕生了，它以傳統的配方和釀造手法對壘著大企業壟斷、大規模生產的工業拉格啤酒。 事實上，工業拉格曾經是進步的產物。由於發酵需要低溫，其在人工製冷出現以前只有個別地區依靠個別天氣才能釀造。工業時代的到來解決了這個難題，不僅提升了生產數量和速度、降低了成本，還通過滅菌法與灌裝技術的應用延長了保質期限和運輸效率。於是，這種清淡純淨、低度易飲、價格便宜且口味穩定的啤酒開始成為市場主流。 但人類文明的進程常常是一個輪迴。在工業化全面統治世界幾十年後，人們又厭倦了工業拉格的千篇一律，懷念起古老的、手工釀造的啤酒。所以當嬉皮士風潮退去，精釀並沒有隨之偃旗息鼓：1976年，加利福尼亞成立了一家小酒廠，專注釀造波特、世濤和淡色艾爾，真正吹響了精釀革命的號角；1978年，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又籤署了一份法案，給予個人和小型酒廠合法化身份，進一步推動了精釀的發展。 「本質上，精釀是復古。它和文藝復興很像，都是借著歷史的東西進行創新的個性化表達。」大水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是它和其他酒類最根本的區別。」 構建自己的精釀文化 不過，了解精釀背後的來龍去脈並不意味著要形成某種原教旨式的「信仰」。 隨著受眾的不斷擴展，精釀的圈子裡如今正在生出一些鄙視鏈：入坑早的玩家嫌棄剛進門的「小白」，喝進口的嘲笑喝國產的，喝苦啤的看不起喝果味的，喝小眾廠牌的瞧不上喝大眾款式的。通常，這類人被稱作「精釀警察」。 大水認為，這樣的傲慢與偏見實際恰恰違背了精釀精神：「既然精釀是個性的，那麼也應該是包容的。釀造者們之所以那麼辛苦地去探索多種風格，就是希望儘量滿足不同的品飲需求和喜好。」而且他覺得，只有足夠多、足夠豐富的消費者才能刺激和帶動市場，讓大家喝到更好的酒。 在付路看來，年輕化、大眾化乃至女性比例的提升都是愛好者今後需要面對的現實。它既是精釀的特性本身所決定的，也是向前發展的必然趨勢，與其彼此反感與爭吵，不如一起探索一套共同認可的認知理念和價值體系。「未來，我們應該有中國自己的精釀文化。」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而這種文化似乎已經出現了一些可能性和方向。 例如近些年來，類似「年輕人不喝酒了」「年輕人拒絕酒桌文化」之類的話題在網上可以經常看到。但與之相對的是，年輕人在精釀上表現出的興趣和熱情卻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36氪旗下的「後浪研究所」在對18—40歲群體的抽樣調查中發現，所有酒精飲品消費裡，啤酒以51.1%的絕對優勢位居榜首；中研普華研究院發布的《2025—2030年中國精釀啤酒行業競爭分析及發展前景預測報告》則進一步顯示，整個精釀市場的銷售額有65%都來自Z世代(1995—2009年出生)。 對此，張小閩有著更加直觀的感受。2022年，她調去了百威在莆田新開的精釀酒廠工作，並參與創立了福建本土高端精釀品牌「059海岸線精釀公社」，通過與顧客的近距離接觸，發現許多在校大學生已經成為精釀消費的主要群體之一。 「所謂酒文化一定是你真正喜歡這個東西。」阿堯覺得，這並不難以理解，因為以往的酒局、酒桌很多時候不是以酒為中心，只是藉此達成其他目的，精釀最大的不同是，它只取悅自己。 而在大水看來，年輕人對精釀的偏好還體現著一個重要的時代徵候。「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很多人脫離了自己的故土，除了上班面對同事，下班就是一個孤獨的宅在家的人。有了精釀酒館之後，這件事情是有很大改觀的，這也是它在一線城市發展得尤其好的原因。」他將精釀酒館比作這個時代的茶館，大家願意花幾十塊錢去消費，不一定是為了喝那杯酒，而是去喝一個場景、喝一個社交的氛圍感。 「以前的人去茶館，旁邊那個人可能完全不認識，但就能瞎聊，從國家大事聊到街坊鄰裡，這就是中國人的社區文化。精釀酒館的興起，其實彌補了我們這一代人缺失的社區文化。」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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