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前第一夫人金建希被拘押
2026-02-27 16:39 9,156次浏览以前只聽說過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銜接班，沒想到考上大學了也要上高中大學銜接班，這樣的「提前起跑」究竟有無必要？(8月11日《南京日報》) 高考結束後的暑假，本應是學子們卸下重擔、調整身心的寶貴時光。然而，近年來「高大銜接班」悄然興起，不少準大學生還未踏入大學校門，就已提前投身高等數學、大學英語等課程的學習。這種所謂的「提前起跑」教育，看似未雨綢繆，實則違背教育規律，不僅無助於真正提升學習能力，反而可能適得其反，純屬畫蛇添足。 從學習規律來看，「高大銜接班」的教學效果堪憂。高中與大學的知識體系、教學方法存在顯著差異，大學教育的核心是培養獨立思考和自主學習能力，而不是讓學生在假期裡繼續被動接受填鴨式教學。脫離了大學課堂的系統鋪墊和學術氛圍，僅憑短期突擊很難真正掌握知識精髓。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囫圇吞棗的學習可能會讓學生形成錯誤的認知，反而為大學學習埋下隱患。 深究「高大銜接班」盛行的根源，不難發現，其背後是教育焦慮的延續和商業利益的驅動。從幼升小到初升高，銜接班的影子無處不在，這種依靠搶跑提高學習成績的應試焦慮，在高考後自然延伸到「高大銜接」階段。商家正是抓住了家長和學生「怕落後」的心理，將正常的教育過度包裝成「生死攸關的起跑線」，進一步加劇了家長和學生的恐慌心理，從中牟取暴利。 事實上，大學有著完善的新生培養體系，多數高校會通過入學教育、基礎課程分層教學等方式幫助學生平穩過渡，完全無須依賴校外銜接班。家長和學生更應明白，人生本無起跑線，而人生的高度從不只看起跑速度，更在于堅持——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和保持對知識的渴望，而非被教育、考研、就業等焦慮裹挾著盲目超前。 教育是一場馬拉松，而非百米衝刺。與其讓準大學生在暑假裡為意義不明的銜接班焦慮奔波，不如讓他們多一些時間廣泛閱讀、培養興趣、鍛鍊身體等，還可以學習一些實用技能，如駕駛、烹飪、社交等能力，這或許比提前學幾章高數更有意義。(江德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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