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紮根中國、放眼世界、引領未來的科學理論（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專家談）
2025-10-22 02:28 3,384次浏览上海8月4日電(範宇斌)近日，由致公黨上海市委會、上海市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指導，致公黨上海市委會對外聯絡委員會、致公黨上海市委會法治建設委員會、上海國際仲裁中心主辦，上海市臺聯對外聯絡工作委員會協辦的「法治護航臺企發展2025」交流座談會在上海召開。 上海市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會長、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上海國際仲裁中心)副主任馬屹表示，為應對複雜的跨法域及跨境商事糾紛，降低法律風險，了解並使用獨立、專業、高效的多元解紛方式對於臺企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多年來，上海國際仲裁中心在服務臺企的實踐中充分發揮仲裁專業、高效、保密、國際化的優勢，最大程度維護臺企的合法權益。伴隨上海「五個中心」建設持續推進，滬臺民間經貿往來日趨緊密，法律界的深入交流將為兩岸交往注入新動能。展望未來，希望以法治共識築牢發展根基，把仲裁、調解實踐中形成的共識轉化為推動兩岸市場相通、規則相融的無形紐帶；搭建跨越海峽的法律人才共育平臺，以人才互通激活協同發展動能；以法律服務矩陣構建制度型開放高地，為兩岸經貿往來提供更具適應性、包容性的制度供給。 上海國際仲裁中心秘書長王唯駿以「風雨同舟：護航滬臺經貿合作的仲裁實踐」為題作主旨發言。她表示，優質的爭議解決法律服務能夠為兩岸商事主體提供高效、便捷、專業、公正的爭議解決服務，實現經貿糾紛的快速解決、保障合同和交易的順利履行，從而用法治保障兩岸的經貿交流合作。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國際仲裁中心就受理了第一宗涉臺商的仲裁案件。此後，涉臺案件的糾紛類型也從貿易和合資合同糾紛轉向代工生產(OEM)加工、技術許可、併購等類型，近年來出現了大量基金股權投資、倉儲物流和商業服務糾紛。對臺資企業在大陸投資的爭議解決法律服務需求，上海國際仲裁中心始終關注如何快速化解投資轉型帶來的風險，為交易創新提供法律保障。 上海國際商事法庭審判長申智以「支持仲裁發展的司法實踐」為題作主旨發言。她表示，上海國際商事法庭自成立以來，聚焦仲裁司法審查、國際商事審判制度創新及國際商事爭議解決體系建設三大制度功能，推動仲裁實踐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致力於打造「專業化、國際化、數位化」的審判機制，並設立了一站式服務平臺，優化訴訟流程與證據保全機制，推動調解、仲裁與訴訟高效銜接。 本次會議特邀嘉賓——臺灣「國際洪門中華總會」理事長、時代法律事務所合伙人鄭光禮以「仲裁在兩岸經貿爭端解決運用的現況與未來」為題作主旨發言。他認為，兩岸區域間的經濟動能始終存在，仲裁是解決投資貿易糾紛的有效方式。他結合有關案例的分享，建議應加強頂層制度設定，降低程序和溝通成本；增強專業鑑定效能；促進交流，加強宣傳，共同推動執業律師的能力提升；利用上海臺北城市論壇，推動建設兩岸仲裁示範平臺。 應邀參會的臺胞企業負責人和律師代表結合各自從業經驗，進行了深入交流，提出意見建議。 會議現場。 致公黨上海市委會供圖 上海市臺聯黨組書記李海泳表示，要進一步加強法治護航臺企發展在機制上的探索，通過仲裁這一途徑拓寬臺籍法律工作者的職業渠道，賦能臺企發展；要發揮聯動效應，積極運用案例庫加強對仲裁工作的宣傳推廣，引導臺企在發展中有更多權益維護的選擇機制；要繼續緊密結合上海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的目標任務，更加積極地向臺企宣介上海的政策，共同推動上海營商環境不斷優化，助力臺企在上海更好地發展。 致公黨上海市委會專職副主委童麗萍表示，這次座談會聚焦兩岸經貿往來中的爭端解決機制開展專業性交流，旨在搭建平臺，進一步促進法治完善，合力推動營商環境進一步優化，為臺胞企業健康發展提供更好的法治保障。今年是中國致公黨成立100周年，也是致公黨上海組織建立45周年，希望發揮致公黨上海市委會獨特的僑海優勢和法律人才優勢，積極作為，就完善仲裁機制、優化營商環境、維護企業合法權益進行深入研究並建言獻策，助力打造一流營商環境，讓更多的港澳臺企業、僑胞企業能在上海深耕發展。(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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