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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26 19:01 2,374次浏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周原考古隊領隊種建榮幾十年潛心考古發掘與研究—— 探秘周原遺址的「三重城」(賡續歷史文脈·考古故事) 人物小傳 種建榮，1972年生，陝西渭南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考古博物館)黨委書記、院(館)長，陝西省考古學會會長。他先後主持或參與周原、周公廟、清澗辛莊、澄城劉家窪遺址等考古項目30餘項，其中5項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主持完成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項目5項。 在陝西省寶雞市扶風、岐山兩縣的交界處，有一處被稱為周原的考古遺址。這裡面積達30平方千米，是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遺存最豐富的先周、西周時期遺址，也是周原考古隊領隊種建榮傾注半生心血的地方。 對種建榮來說，「周原遺址」像一位相識多年的老友。 找 城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找城都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使命」 「周原」一詞，在古代文獻中作為周人崛起的都城曾多次出現。據文獻記載，3000多年前，居住在豳(今陝西省彬州市、旬邑縣西南一帶)的姬姓部落，在首領古公亶父的率領下，舉族遷徙到「岐下」，他們將這片肥沃的土地稱為「周原」。周人在這裡積蓄力量，最終覆滅了商朝。 種建榮介紹，周代與商代文明路徑迥異。商代以武力徵服四方，周代則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理念。「文化、民族、體制的認同，就是在這個時候奠定的。」種建榮說。 找到傳說中的「周人聖地」，成為幾代周原考古人的共同使命。20世紀40年代，考古學家石璋如根據文獻記載的大致位置展開田野調查，由此揭開了周原考古的序幕。2003年，周原李家西周鑄銅作坊遺址出土了數以千計的西周陶範，讓周原遺址首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5年，考古隊整合多年成果，包括鳳雛建築群等重要發現，以及系統揭示的周原水網體系，讓周原遺址再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然而，一個關鍵問題始終縈繞在周原考古人心頭。「都邑，肯定要有城嘛。」種建榮說，「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找城都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使命。」 2020年，考古隊在分析王家溝水庫區域航拍影像時，發現了重要線索：周原地勢北高南低，水系多呈南北走向，而王家溝一條支流卻呈現出異常的東西向直角轉折。他們對照圖紙實地勘測，發現北邊還有一條平行的水渠，與直角部分形成一個方方正正的區域。一個想法隨即在種建榮腦海中閃過——這會不會是環繞在城外的城壕？ 「如果這是城壕，裡面肯定有牆！」種建榮帶領隊員們繼續尋找，終於發現一座「小城」。考古隊循著「小城」城牆的方向向外探查，發現西牆和北牆都有向外延伸的跡象。經過勘探，一座規模更大的外城逐漸顯現，這就是後來確認的「大城」。 在對「小城」內部進行精細鑽探時，考古隊又發現了一道東西向的牆和兩道南北向的牆，在「小城」北部合圍成方形。他們將這座新發現的「小小城」稱為「宮城」。至此，周原遺址「宮城—小城—大城」的三重城垣結構完整呈現。憑藉這一發現，「周原遺址」在今年年初再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圓了幾代周原考古人的夢！」種建榮說。 破 局 「考古學主要講證據鏈，當許多線索指向同一個地方，就可以達成共識了」 提到和周原結緣，種建榮說：「我小時候想當警察，大學期間陰差陽錯被調劑到歷史系，那時心裡不太樂意。」1996年9月，種建榮畢業後進入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辦公室從事文書工作。有一次去考古工地現場，他發現考古有點像破案——根據發掘到的零散信息，對照文獻尋找答案，推理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他瞬間來了興趣，不久便主動申請加入考古隊。 2002年，種建榮加入周原考古隊。他回憶，世紀之交，儘管周原考古積累了一定成果，卻缺少能夠確證這裡是文獻記載中古公亶父所遷「周原」的決定性證據。一名考古隊員坦言：「很多學者認為這裡不是文獻記載中的都城，而是某個異姓貴族的家族採邑。」考古隊內部也出現了質疑的聲音——發掘了幾十年，這裡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周原？ 面對周原性質難以判定的困局，考古隊決定到田野間找答案。從研究角度看，需要關注的應該是這附近的同時期遺址。綜合判斷後，考古隊覺得周公廟符合條件。自2004年起，周原考古隊重點開展周公廟遺址的考古發掘。考古證實，周公廟遺址正是周公家族的採邑所在，但規模遠不及周原。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他的家族採邑規模應該很大，或者說僅次於「都城」。如果周公廟規模遠不及周原，那周原很大可能就是「都城」。這一發現重新堅定了考古隊對周原的信心，中斷多年後，他們再次將目光投向周原。 「重返周原」後，周原考古工作迎來了全新局面。團隊將遺址視為一個有機整體，系統研究聚落結構和功能分區，還結合手工業考古和實驗室考古成果，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 多年積累終於在2020年迎來重大突破。自這年起，周原南部區域陸續發現了一批戰國至漢代的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美陽」「美亭」字樣的陶器。《漢書·地理志》記載：「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也就是說，當年古公亶父所遷之地，可能就在漢代的美陽縣。因為陶質的東西，在當時不會經過太遠距離的運輸。此次出土陶器上的「美陽」字樣，或許能成為「周原即漢代美陽」的有力佐證。 更直接的證據出現在王家嘴區域的發掘中。2020年至2022年，考古隊在這裡發掘出一座建築面積2500平方米的夯土建築基址，這是目前所見先周時期最大的宮殿建築遺存，這個周人曾經修建的高等級建築，為「周原遺址」就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提供了關鍵證據。種建榮說：「考古學主要講證據鏈，當許多線索指向同一個地方，就可以達成共識了。」 接 續 「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發現，這是我們共同的堅持」 「如果從石璋如先生算起，到我這裡，應該都算四代或四代半周原考古人了。」種建榮說。如今，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單位聯合組建新的考古團隊，正在接力發掘。「我們住在一塊兒，一起發掘，共享成果。」青年考古隊員閆永強說。 目前，團隊成員的年齡大多在二三十歲，除正式隊員外，團隊還吸引了很多研究生前來實習。 別看這些年輕人愛鬧愛笑，工作起來個個都很較真。剛挖出一座墓葬、正在記錄人骨形狀的王昱霖，是剛畢業的95後女生；在實驗室專注做植物遺存鑑定的周輝也是女生，去年碩士畢業來到這裡。當被問及男女生是否有室內室外的分工時，她們回答：「雖然各有分工，但都要參與田野發掘。」周輝說：「野外的工作環境雖然辛苦，但那種發現歷史遺存的震撼，用任何語言都難以形容。」去年入職的閆永強，今年「五一」假期剛結婚，婚後很快就回到了考古基地。他說：「媳婦兒支持我工作，也理解我。」 面對這些年輕隊員，種建榮很欣慰。他說，如果還有什麼需要告訴他們的，那就是：「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發現，這是我們共同的堅持。」 烈日炎炎，接受完採訪後，考古隊員又拿上手鏟，戴上草帽，前往各自的探方。 延伸閱讀 周原遺址田野考古工作是如何開展的 周原遺址位於關中平原西部，今陝西寶雞市岐山、扶風兩縣北部的交界地帶，是目前所知遺存最豐富的先周文化遺址、面積最大的西周遺址。在這裡，當時的人們從偏居西陲的「小邦周」發展壯大，最終建立了西周王朝。 周原的考古工作始於20世紀40年代石璋如先生的調查，至今已有80餘年歷史。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周原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對遺址範圍和內涵進行初步了解，明確了周原遺址的重要價值；1999年至2005年，考古工作基本建立了周原遺址商周時期較為詳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2012年起，考古工作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導下展開；2020年至今，周原遺址在王家嘴發現了一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築，填補了以往周原遺址先周時期高等級遺蹟的空白，並發現了布局方正、規劃嚴謹的三重城垣。 人民日報客戶端 《國家人文歷史》記者 胡心雅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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