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成都8月9日電(記者肖亞卓、高萌)「不、不、不……我可捨不得(把徽章)送人。」在成都世運會體育舞蹈拉丁舞項目奪冠後,德國名將莫申斯卡捧著金牌笑著說,像個護著心愛玩具的小孩。 8日晚在城北體育館進行的世運會拉丁舞比賽中,莫申斯卡與搭檔巴蘭毫無懸念地奪得冠軍。在多次拿到世錦賽、歐錦賽以及德國國內的賽事冠軍後,這次奪冠為他們本就星光熠熠的職業生涯又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除了冠軍的榮耀之外,讓這對組合格外珍惜的還有那枚別具匠心、充滿成都當地元素的「竹光」獎牌。 「(這枚獎牌)很特別,你可以打開它,上面寫有The World Games,還有熊貓的形象,這就非常有紀念意義,因為它體現了這座城市的文化,我們帶走的不僅是金牌,也是關於這座城市的美好回憶。」莫申斯卡說。 這枚「竹光」最引人注目的突破在於內部結構的設計——向左翻開獎牌正面,有一枚獨特的金屬徽章,徽章一面是靈動的川金絲猴「錦仔」,另一面是太陽神鳥環繞成都世運會標識。這一巧思生動詮釋了「分享」的理念,獲獎者可以將徽章取下,贈予家人或朋友,讓榮譽與喜悅傳遞延續。 當被問到有沒有想好要把這枚徽章送給誰時,莫申斯卡立刻搖頭,「我可捨不得。」轉念一想,她又說:「不過我倆生活在一起,可能只留一枚徽章也可以,也許我們會(將一枚徽章送人)。」 這時,搭檔巴蘭接過話茬,笑著說他非常重視青年舞者的成長,喜歡看到年輕人不斷進步、讓體育舞蹈觸及更多領域。「如果有機會送出去,我們會選一個不錯的賽事或者項目,或者送給我們看好的年輕舞者,讓這份榮譽去激勵他們。」 對於中國,巴蘭與莫申斯卡充滿親切感。兩人笑著告訴記者,他們來中國可能已經有「50次」。不僅是參賽,也進行過表演和教學。2024年無錫舉行的拉丁舞世錦賽上,他們第四次奪冠,成為這項賽事歷史上奪冠次數最多的組合。 「成都我們也已經來了很多次,感覺這是一座可以帶給我們幸運的城市。」巴蘭說,「我們在這裡總能感受到觀眾的熱情和喜愛,這也讓我們跳得更放鬆、更投入。」 本屆世運會,中國隊組合閻棒棒/杜玉君歷史性地進入決賽,最終以微弱劣勢位居第四名,距離領獎臺僅有一步之遙。巴蘭和莫申斯卡看到了中國體育舞蹈近些年的快速進步,也樂於見到有更多的中國舞者帶給世界舞臺新的活力與驚喜。 「巧合的是,閻和杜在德國的舞蹈老師也是我們的舞蹈老師,所以我們很有淵源。我們看到了他們這些年的進步,也希望未來他們能繼續實現這樣的突破,用他們的舞蹈去打動世界。」巴蘭說。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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