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中國調研行）農業廢棄物能造出不沾水的「荷葉紙」
2025-11-16 22:49 3,165次浏览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新能源車主只需在手機上一鍵預約，移動充電車便會如同訓練有素的快遞小哥，帶著大功率充電設備迅速奔赴指定地點。北京商報記者日前在北京海澱、經開區等多個區域走訪時發現，在新能源浪潮的推動下，「充電自由」正催生新的消費場景——移動充電車上門超充服務以「充電界外賣員」的姿態，破解了老舊小區、園區等充電樁安裝困局。這種從「車找電」變「電找車」的模式，不僅重塑了新能源車充電方式，更以即需即用的便捷性重新定義了汽車生活。 一鍵下單超充速達 在北京海澱區小南莊社區，一輛通身雪白的長方體智能移動充電車格外引人注目，它就像一個貼心的「充電夥伴」，隨時準備為車主提供服務。「有需要的居民可在微信群裡預約，遠程打開汽車充電口，物業工作人員就會操作移動充電車到車位上給車輛充電。」海澱小南莊社區書記柳春英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 據介紹，這臺移動充電車為直流快充設備，平均1小時就能為電車完成「續航」，每度電只需要1元，用戶可以線上結算，實現了從「車找樁」到「樁找車」的轉變，切實解決了新能源汽車急需充電的相關需求。 據柳春英介紹，小南莊社區的居民院大多建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還是上世紀90年代平房拆遷上樓做的變壓器，設備比較老舊，電容量也有限。社區裡的新能源車主曾反映想加裝充電樁，但經過測算，僅能滿足很少一部分車主的需求，充電缺口依然很大。考慮到社區新能源車越來越多，車主充電問題會愈發嚴峻，社區將問題反映給了街道，最終由海澱區城管委和街道共同對接了北京首鋼城運公司，在去年10月中旬引入了移動充電車。 據首鋼城運技術研發部負責人常一龍介紹，為適應社區相對複雜的環境和路況，這臺車在引入社區之前還進行了一次改造升級，增加了轉向的靈活度。 不僅是小南莊社區，據北京商報記者了解，目前賽寶新能源已在北京經開區投放約60輛移動充電車，覆蓋大雄鬱金香舍、上海沙龍、朝林廣場等社區及企業園區，累計服務超1萬位車主，完成近6萬次充電。 賽寶新能源營運長林琳告訴北京商報記者：「上門超充服務旨在解決車主充電過程中的各類痛點。通過智能調度系統，快速響應車主需求，讓充電變得更加輕鬆、高效。」 生態互補並非競爭 上門超充服務的出現，會不會與現有充電樁網絡形成競爭關係？在億瓦研究院創始人黃山看來，「移動充電車是補能領域的一個場景補充，主要用於應急補電和高速救援等特殊場景，可以與充電樁網絡形成互補」。 林琳解釋道：「上門超充服務主要填補了現有充電樁網絡的『網絡盲區』和『應急缺口』。在一些老舊小區，由於空間有限，安裝充電樁面臨諸多困難，車主充電難題突出。而移動充電車可上門服務，覆蓋這些家充難以觸及的區域。此外，在應急場景中，如節假日服務區『一樁難求』、車輛半路拋錨等情況，上門超充服務能夠快速響應，實現即時補能，彌補公共快充『無法移動』的短板。以節假日為例，服務區充電排隊時間平均可達2—3小時，上門超充服務只需1小時就能到達現場並完成充電，大大節省了車主時間。」 柳春英也表示認同：「對於臨時有充電需求或不方便前往固定充電樁的車主來說，這種服務非常實用，能夠更好地滿足居民的充電需求。引入上門超充服務後，我們社區居民的新能源車充電難題得到了明顯緩解。」 林琳則將移動補能在整體補能生態中的定位形象地比喻為「毛細血管+應急響應層」。把補能生態類比為「能源供應鏈體系」，公共快充站是主動脈，解決主流補能需求；家充具有私域屬性，提供穩定補能；而移動超充則像毛細血管一樣靈活、上門，解決「最後一公裡」和突發需求。 設備勤行民眾少憂 上門超充服務的興起離不開技術支撐，而未來技術的不斷進步將持續推動這一業態蓬勃發展，其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林琳對上門超充服務的市場前景充滿信心：「從需求側來看，隨著新能源車滲透率不斷提高，車樁比失衡問題愈發突出，移動超充可快速填補補能缺口。而且，應急需求日益常態化，催生『即時補能』的剛需。」 據統計，每年因充電問題導致的車輛拋錨事件超過10萬起。此外，中產家庭、網約車、運營車車主對「時間成本大於金錢成本」的接受度提升，也為上門超充服務的溢價提供了空間。目前，已有超60%的網約車司機表示願意為上門超充服務支付一定溢價。 在技術層面，更高能量密度電池、更智能調度算法等將深刻影響上門超充服務發展。 林琳表示：「目前，我們的移動充電車可滿足20—30輛新能源車一次性充電需求，未來隨著電池技術進步，這一數字有望提升至50輛以上。通過更智能調度算法，充電車調度時間可縮短30%左右。」 在黃山看來，當前移動充電車行業發展的核心瓶頸在於成本問題，包括人工成本和自動化設備的高投入。 對此，林琳表示，未來隨著自動駕駛技術普及及電池行業的不斷發展，移動充電車有望實現自主行駛和自動充電，進一步降低服務成本、提升服務便捷性與智能化水平。 新能源汽車車主董延也對移動充電車服務的未來滿懷期待：「希望這種服務能越來越普及，覆蓋更多地區。隨著技術進步，作為車主我更期盼充電速度更快、價格更親民。」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叢虎表示，國家提倡低碳行為，倡導綠色文明，讓更多人響應國家政策，需要配套落實一些切實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從「車找樁」到「樁找車」是數字時代智能化轉型的方案，設備多跑路、民眾少跑路或將成為未來的趨勢。 北京商報記者 張茜琦/文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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